為什麼全國農村一片荒蕪，唯洪洞地方卻生齒日繁呢？說來也費唇舌。要之，是山西碰巧來了兩個蒙古貴族中的明白人來統治。察汗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父子政治上也實行高壓政策。但他們同時也把農民看作是財富的創造者。所以少開殺戒，實行“發展生產，予民以利”的經濟政策。山西人比別處容易活下去，造反的勁頭也就差了點。埋頭生產，不大搞武裝起義。加上山西的地理形勢，外省的戰亂也很少幹擾進來。所以戰亂過後，隻有此處還有剩餘勞動力供調撥。從全國來看，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的愚昧、野蠻統治，推動了曆史前進，在這場大革命中洪洞人較少參加，是有愧於時代的；從局部來看，山西人利用這偏安的機會，休養生息，保存甚至發展了勞動力，為後來整個民族恢複元氣積蓄了力量，則類於塞翁失馬。
§§看戲
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幾天。四十年沒來，下車之後就東奔西走，觀察、尋訪、憑吊我熟悉的和變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鍋巴菜，訪了娘娘宮，逛了寧園，看了鳥市……有的發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實亡了。有的連名兒也不被年青人知曉了。我仍很滿足。在這裏看見了逝去了的歲月和夢境一樣的童年。
臨回北京前，一個朋友問我還忘記辦什麼事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替你想起來一件，你這次來天津，沒有看一場戲！”
這當真是個遺漏。且不說對厲慧良的技藝一向憧憬。我出生以來第一次進劇場，第一次接受藝術的感染就是在天津，衝這個也應當看一場戲：從劇場裏再審視一下變化了的天津、變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戲，算來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歲時，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義莊。老爺掌鞋，也做幾雙新鞋賣，多少有點餘錢吧，姥姥就帶我去謙德莊看戲。那戲院是席棚搭的。去過幾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戲。台上兩邊站著許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間站著一個穿藍袍戴胡子的官，卻又矮又小。那官一個人唱、別人都看著。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來，兩肩往上聳一下，樣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問姥姥他這樣是幹什麼？姥姥說他年紀小，沒有勁，唱不出來，師傅會打他。他是在使勁！旁邊就有人說：“這孩子一天唱兩場，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記不清是當時就懂了這些話的意義呢，還是後來在回憶中弄懂的，總之把文藝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兒，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子。
唱詞既聽不懂，又可憐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確信那時就看著他可憐！）我就不願意看下去，鬧著要走，姥姥卻說：“再鬧不帶你來了！快看，多好的戲呀，怎麼要走呢？你聽那官唱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來了……”我拗不過她，又不愛看打梆子的，於是就睡著了。等她把我搖晃醒，台上已換了局麵：一群人穿得花花綠綠、畫著花臉、戴著長雞毛，舞刀弄槍。我興致高了，精神足了，睜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門外走去。
“姥姥，我愛看這個！”
“這不好看，乖，咱不看這個！”
她硬是不顧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們就是這樣不講理！他合適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歡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給你。明明為了他自己合適，還作出副為你著想的麵孔。我記不清是當時就得出了這個結論還是後來在回憶中才悟出來的。總之，對那些高高在上的長者發生“腹非”，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兒。我長大之後，和母親談起這件事，她說那戲院分兩次打錢。前邊唱“牧羊圈”打一回錢。壓軸戲一開場再打一次錢，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錢不夠聽完全場的。雖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對姥姥佩服——既如此你何不兩次湊在一起看。你滿足之外，也讓我滿足一下。為何非要我跟你看兩次我不愛看的東西呢？
比起來，老舅就通情達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歲，跟三義莊一個電影院的人認識。他很喜歡放電影這個職業，就去義務替人家搖機器——那種放映機要有人搖它才會轉動。姥姥叫他帶我上電影院。進門之後把我往漆黑的觀眾廳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還告訴我：“願看就看，不願看找個地方坐下睡覺，不許來找我，到回家的時候我會來領你的。”看電影我不會睡覺，因為那個影院似乎隻有一部片子，什麼時候去都是演“火燒紅蓮寺”，飛簷走壁，擊鬥法。人攀著老鷹脖子在天上飛，十分有趣。沒有聲音，影片上人張嘴時，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頂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燈，而是一隻大手電筒：所以字幕出現並沒準地方，觀眾的腦袋一會兒仰起來，一會兒低下去，這也很有趣。那時的電影比今天的電影還有一處先進的地方，就是機器既然靠手搖，快鏡頭慢鏡頭就變化得十分隨心應手。大權在放映員或者說是我舅舅手裏，如果有熟人要細看比武或是鬥法的場麵，隻要大喊一聲：“老二，下邊那段搖慢一點啊！”立刻就可以變成慢鏡頭。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老舅搖機器把手給搖了進去，軋掉一小節手指頭。老爺不準他再去盡義務，我也就失去了看電影的機會。
正式能記起來看戲的事，是在數年之後，我十一二歲左右的時候。那時我已失學，除去幫母親跑當鋪，賣家當，無事可作。有一位遠親在東北角的“天晴茶園”（即後來的“大觀樓”）當茶房。我常去看蹭戲，那裏雜耍之外加演“文明戲”。什麼“蒸骨三驗”，“乾隆下江南”，“血淚碑”。以糟粕為主，偶然也略帶有進步氣味的，如“新茶花”。大約是歐陽予倩先生在上海演出的劇目。還有一次什麼人買了票沒空去看，讓我上“天寶”看了一次鮮靈霞的“花為媒”。
比較起來，看戲留給我的不愉快的記憶多，說句時髦話，很有點“傷痕”。因為花不起錢，看蹭戲是難免遭人白眼和斥責的。我自己花錢看過兩次戲，卻更加叫人惱火。一次是攢了半個月的零用錢，去了一趟鳥市。有一個場子裏在演西洋魔術。一下吸引住我。魔術師把一個小孩裝進箱子裏，聲稱他打一槍，那小孩會變成一隻小狗。可是他把箱蓋鎖上之後，卻怎麼也不打那一槍。先是上來個年輕人用報紙卷成個漏鬥，頂在鼻子上，並拿火把漏鬥點著；隨後一個女孩子上來，用手扔三個球。弄來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槍，這期間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錢，把我的一角錢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沒打那一槍。我隻好走出來，從此掛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變成了狗還是憋死了。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惡果。因為對西洋魔術有了興趣，所以看到上海有個魔術團來天津演出的海報，就發誓要去看一場。那時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掙三兩角錢。票價正好是三角一張。我攢了一天工錢，又曠了一天工，從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陸影院，海報上寫“二時開演”，我到那兒已開演了，卻找不到賣票的地方。問把門的一個老頭，老頭說：“拿錢來。”我把三角錢交給他，他一掀簾說：“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進去時屋裏很黑，隻台上亂哄哄的許多人在排隊。等我找到座位，燈嘩的一下子全亮了，觀眾都鼓著掌站了起來。
我莫名其妙地問旁邊的人：“怎麼回事？”
人們說：“散場了！”
我說：“寫著二時開演，怎麼我剛來就散場了？”
有人說：“你再看看海報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劇場，又看看貼在門口的大海報。唉！原來是“十二時開演”，我漏掉一個“十”字！我生氣地進劇場裏邊去找那老頭。他正跟他的同行說笑，我說：
“大爺，我這三角錢掙來不易，你別蒙我，還我吧！”
他說：“什麼三角錢？走，搗亂我揍你！”
他的夥伴說：“你照照鏡子，看你象趁三角錢拿來看戲的嗎？你說這話誰信？”
他們說話的口氣挺厲害，臉上卻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開了，是哭著走的。由此覺得那個世界太不象話，對一些持強淩弱的家夥總該有點什麼報應才好。我參加革命後，漸漸把這事忘了。偶爾想起，也覺得這一切不公平會隨舊時代一起消失。誰料數十年後，於戴造反派紅袖標的漢子中又碰見了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壞事，說起昧心話來麵不改色心不跳，連那點惶惶然的神色都沒有。方知時代盡管如此更迭了，某種人的品性卻並不能自然消失。確實如毛主席所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隻是這些灰塵善於裝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來，在天津看戲，留下最好的印象的，是鮮靈霞唱“花為媒”，那真是一次難忘的藝術享受。那以後我很少再看評戲，更沒看見過鮮靈霞。一九六三年，我獲遣之後，流落關外，忽然鮮靈霞去那裏演出；我一破不看評戲之戒，趕去看她的戲。票賣完了，我硬是找熟人蹭進去站著看了一個晚上，而且認真地鼓了掌，感謝她早年給過我的藝術享受。也暗暗向這位演員告別，我相信自己一生不會再有機會看她的戲了，當真自那以後沒再看過她的戲。
四十年後到天津，我確實應當看一場戲。我知道，今天天津的兒童，再也看不到當年那些有害的演出，再也碰不到我那些不快的遭遇了。可我仍然想看一場戲，親身從劇場裏體驗一下兩個時代、兩個世界的不同。
四月八日北京
§§初進上海
從電視上看到，南京人在舉著火把慶祝大軍渡江三十五周年，這才想到，過長江、打南京、進上海，已是三分之一世紀前的事了。
三十五年前四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們到達八圩港待命，同誌們站在岸邊，望著那浩浩蕩蕩的一江春水、望著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萬千。“我們要過江了！要解放全中國了，要成為國家的主人了！”勝利者的喜悅和自豪使我們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邊談了多半夜，談話的原詞句我已記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內容，我並未忘記。說起來慚愧，竟連一句電影上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說的豪言壯語也沒說。大家這一時刻，對國家、對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強烈的，但由此引出的問題最多的倒是談自己和別人的缺點。因為同誌們心裏的一個共同感覺是“勝利來得這麼快，自己太缺乏準備。怎麼能帶著這些毛病過長江去呢？過了江我們每個人在群眾麵前都是黨的代表、都是軍隊的代表。咱這樣兒行嗎？”
二十三日下午，我們渡過江，到了江陰，隨後是進常州、進蘇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陣每個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來了。本來一向軍風紀不整齊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帶紮得正不正，綁腿打得緊不緊了；本來愛調皮說怪話的，變得嚴肅莊重了；本來生活上有嬌氣的女孩子，這幾天竟然比在艱難的環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氣也好了起來，互相間團結的氣氛也更濃，不大發生在吃敗仗時（請原諒我的實話，我們的隊伍偶爾也會打敗仗的）同誌間說句笑話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這樣一種自尊自愛的情緒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帶的老人，回憶起解放軍進城時，那種嚴格的紀律性，高度的自覺性，仍然讚不絕口，怕都和這種情緒有點關係。別人當時怎麼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經曆的幾件小事是記憶猶新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晚，我們從蘇州的木“圖_figure_0000_0000”鎮出發，乘卡車奔赴上海，從半夜就下雨，路上車馬又多，一路總拋錨，直到第二天天黑才從造幣廠那邊進入上海，雨還沒停，不知為什麼又在上海市內兜起圈子來。上海人十分熱情，卡車每在一個地方停下，不知從哪裏就會聚集起一堆人來，圍著車子鼓掌，呼口號、扭秧歌。走到金神甫路，車又被群眾圍住，喊跳之後，有人站到卡車前發表起演說來：“一九四五年國民黨進上海時我們也這樣歡迎過，可是他們叫我們失望了。我們拋棄了他們。希望今天這個歡迎會不再帶來失望，希望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希望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時我們都很年輕，被群眾的情緒激動得熱血沸騰，也跳到車頂上去講話：“我們是人民的隊伍，我們永遠和上海人民團結在一起，建設新上海！”這樣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後半夜才找到個駐處，竟是靜安寺路湯恩伯的公館。
這是一處極精致、極富麗的住宅。一切設備在那時代都是最先進的了。司令先生走得倉促，室內一切都原樣沒動，餐櫃上擺著菜點、廚房裏放著整箱的法國名酒、冰箱中有現成的各種食品。牆上掛的，桌上擺的，箱中裝的東西且不說它。當時正逢夏天，各個房間裏都擺了幾把團扇和折扇。每把扇子上的畫幅和詩詞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試想一下，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麼個華貴官邸，又確切無疑是敵產，突然闖進上百名餓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濕冰冷的造反派老爺會出現什麼景象？當時這些大軍——真正在火線上和敵人拚過命的“大軍”，不是“文化革命”中專拿皮帶、木棒淩辱革命者的“造反大軍”們，一連住了幾夜，整幢房子連一塊糕點、一把扇子也沒有丟失。檢查紀律時，隻發現放在地下室一個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結果，是一個戰士見上邊都是洋字，以為是藥水，拿來要為一個戰友治咳嗽，發現不靈，賭氣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軍的紀律當然是嚴的，但再嚴的紀律，若不自覺遵守，也等於零。那一天，別人怎麼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餓得發暈、房中又隻有我一個人時，看見床頭桌子邊那一盤糕點，實在想吃，甚至饞得有點睡不著覺。隻是覺得一個革命者、一個肩負解放全中國重任的戰士，伸手去摸那東西太丟人，太不自愛，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
過了一天，蘇州河北解放了。我們移駐到新雅酒店。文工團要演出，領導派我去買幾盒化妝油彩來，我們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業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門，就跟人打聽金城工業社在哪裏？人家告訴我在打浦橋，（也許是提籃橋，記不清了）我又一路上問打浦橋在哪裏。走到外灘公共汽車站，我向公共汽車司機打聽路，那司機說：“不用問了，你乘我們車去好了。”我說：“我沒錢買票。”（因為領導給我的錢是買油彩用的，沒說可以坐車，車上好幾個乘客便說：“上來好了，歡迎解放軍，我們替你買。”我再三謝過他們，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實在遠，而且又熱又渴，那汽車對我很有誘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雖然累，心裏倒是踏實、欣喜的。
這兩件小事，我從未對人說過。覺得說出來實在顯出我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後來幹脆連想也不再想起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封我為牛鬼蛇神，叫我給他們用板車拉取暖的煤。派來與我同拉一輛車的，是位上海出來的老藝術工作者。
路上悄悄談起當時許多怪現象，他感慨地說：“上海解放時，我才二十幾歲，是自動冒著雨跑出門去迎接解放軍。那時的解放軍和從解放區來的幹部是真好，群眾怎麼會不愛戴？辦的每件事都為群眾著想，人民怎麼會不擁護？那股勁頭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國該是怎麼個樣子啊！”於是我又想起這兩件事，並且覺得也並不見得精神境界多麼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對於信仰的理論，那種虔誠態度，那種一絲不苟、身體力行的作風，究竟是好的。即使所作的事細小瑣碎，也比那說空話說假話言行不一的好；那種革命者的自尊感，盡管難免還有幼稚、簡單之處，究竟要比造反派們把別人不當人，把自己也並不當人的野獸哲學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車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場即興演說，我想，我們那時太單純，真正缺點在於天真輕信，沒想到在我們隊伍裏還混有張春橋、姚文元之類劣種！我想，中國共產黨並不隻是由我們這一批毛頭小夥子組成的，想把我們的黨和軍隊搞垮怕還不會這麼容易！可惜我不一定會看到雨過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並不象我想的這麼悲觀，老一輩的革命家們，竟以閃電的速度、霹靂的聲勢，迅速果斷平息了這場災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又重新獲得了發言權。今天如果在原來的金神甫路那條街上，又碰上三十五年前參加過那個即興歡迎會的人，我們可以挺著腰板來大聲講，當年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我們的諾言不是空話：“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個市民的雜感
到今年十月，我取得北京市民資格整三十五年。我的“民齡”正好跟共和國同齡。開國大典我沒趕上，可後來拍的紀錄片裏的開國盛況中卻有我，我在裏麵跟幾十萬北京市民一塊看天安門廣場上的文藝表演，因為，影片是補拍的。這樣，我得算參加過半個國慶，“民齡”從十月一日算起。
在北京住長了，有些變化就感覺著不顯眼，可要沉下心來一比較，就發現三十五年我們確實走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