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書坤
戰略後方基地是以戰略後方倉庫為主體，輔以運輸、醫院、工程部隊組成的戰略後勤保障力量，是軍委、總部平時對部隊實施後勤供應、戰時實施戰略支援保障的依托和“拳頭”。洪學智同誌在所任兩屆總後勤部部長（含副部長）期間，對戰略後方基地建設十分重視，他既是戰略後方基地建設思想的重要倡導者之一，也是精心運籌、具體踐行和指導者，為戰略後方基地建設與發展傾注了很大的心血，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現根據有關曆史資料和我個人的一些實際體會分述如下。
一、提出建設戰略後方基地的設想，組織製訂規劃和計劃
據我所知，洪學智同誌也是“半路出家”改做後勤工作的，但又是我軍後勤戰線一位極為優秀、極具影響的卓越領導者。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洪學智同誌從1951年6月開始兼任誌願軍後勤司令員，他根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同誌的指示，依托東北行政區作為誌願軍的“總後方基地”，組織指揮朝鮮戰場反“絞殺戰”鬥爭，建立起一條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建立和依托兵站線，實行分區供應與建製供應相結合的保障體製；成立誌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加強集中統一的後勤組織指揮，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卓有成效地組織和領導了誌願軍的後勤保障工作。也正是由於洪學智同誌有了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切身體會和經驗，使他對建立強大的、由軍委和總部直接領導和指揮的戰略後方基地，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和迫切要求。
洪學智同誌是1954年2月回國就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參謀長的（當時我軍學習蘇軍的做法，參謀長是部長的第一代理人），總後勤部部長一職由時任副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同誌兼任。這期間，正值人民解放軍基本完成抗美援朝、國內剿匪等重大戰略任務，即將轉入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階段，根據新的作戰對象和任務需要，著手進行總體規劃和具體部署。在這之前，由於我軍後勤體製基本沿用戰爭年代各大戰略區自成體係、獨立保障的模式，所以總後基本是個空架子，並沒有多少保障實體。而隨著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步伐加快，軍隊後勤保障體製也亟須向統一組織、分級管理體製過渡，這樣，建立由軍委、總部直接領導和指揮的戰略性保障實體的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
1955年5月，洪學智同誌親自組織總後司令部擬製了《關於全軍各類倉庫的劃分與劃分後的供應組織方案（草案）》。《方案》提出：必須根據後勤供給係統和軍隊物資器材的合理配備與供應要求，建立總後直屬倉庫，也即“中央倉庫”。為加快戰略性保障實體的形成，當時主要是將有關軍區部分戰役倉庫直接改為“中央倉庫”，其中沈陽、北京、武漢、蘭州、南京軍區所管的27個倉庫由總後接管；原西南軍區撤銷後，其所屬倉庫也都移交即將成立的總後重慶辦事處接管，作為對昆明、西藏、成都軍區的補給倉庫。“中央倉庫”的建製、編製員額、業務領導、幹部及人員配備調動均屬總後，其防衛警戒、供應、衛生、黨政工作歸所在軍區領導（重辦除外）。《方案》還特別提出，“在倉庫群地區可由總後設倉庫管理處。”這是我軍第一次對“中央倉庫”也即戰略後方倉庫體製編製、管理模式作出較為明確的規定。
1955年6月，作為戰略後方基地保障實體的總後重慶辦事處正式成立，並接替西南軍區後勤部移交給的任務。重辦的成立，也為後來總後成立太辦、西辦、白辦等幾大戰略後方基地辦事處，形成比較完善的戰略後方基地體係打下了基礎。
1956年3月，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洪學智同誌在會上提出：在現代戰爭中，軍隊對後方的依賴性空前增大，按照“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建立戰略、戰役後方基地，是後勤進行戰爭準備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建議受到軍委領導的高度重視。會後，總後開始了建設戰略後方基地的調查論證工作。
1957年5月，洪學智同誌就任總後勤部部長，戰略後方基地建設問題進一步納入了他的重要思路和運作之中。同年12月，總後黨委在向軍委所作的《後勤工作情況報告》中，進一步闡明了有步驟地建立戰略、戰役後方基地的必要性，提出：為確保戰時有穩固的後方，根據預定作戰方案的戰區要求，首先要有步驟地建立後方供應基地。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調研論證，1959年11月，總後黨委向軍委上報了建設後方基地的初步意見，並由總後領導向軍委領導作了彙報。《意見》指出，關於建設戰略後方基地的問題，過去談論過，也作過一些規劃，但在什麼地方建設以及建設的要求始終沒有定下來。現在倉庫建設上出現了一些問題，如不成區域化；沒有統一規劃，各建各的；未考慮到防原子問題，多數是地麵庫等。因此，有必要先將戰略後方基地的地區及建設的大致要求定下來，以便著手規劃。
遺憾的是，洪學智同誌關於戰略後方基地建設的思想和部署剛剛準備展開，1959年由於受彭德懷錯案株連而被撤職，並被“發配”到吉林省改做地方工作。到他再次就任總後勤部部長時，歲月已經過去了整整20個年頭。
實事求是地說，這20年戰略後方基地建設的步伐也沒有停止，其主要原因是由當時的國際戰略格局和我國的安全環境所決定的。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中蘇兩黨矛盾激化，導致兩國關係緊張；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中國被迫自衛反擊；台灣當局叫囂“反攻大陸”，不斷派遣武裝特務襲擾；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這種四麵包圍的態勢，對中國構成了直接的嚴重威脅。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估計世界大戰有可能爆發，提出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要建立戰略後方”、“三線建設要抓緊”等指示，於是，一場大規模的、以應付全麵戰爭為目標的後方基地建設全麵展開，並逐步成為軍隊後勤、全軍乃至整個國家的中心工作之一。
二、重建戰略後方基地管理機構，實行戰略儲備集中統管
1975年，在軍隊“要整頓”、“要消腫”、“要準備打仗”和立足於應付敵對我實施多方向、大縱深、立體進攻，我戰區被分割，各戰區需要獨立作戰、獨立保障的思想指導下，軍委決定撤銷總後各辦事處，將所屬倉庫、醫院、運輸、工程部隊和軍馬場、軍工廠等全部移交所在軍區領導和管理。這一措施雖然對軍隊“消腫”和增強戰區的獨立保障能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帶來許多問題，主要是軍區忙於自身的建設和工作，對戰略後方倉庫往往難以顧及，致使工程建設速度放慢，施工質量難以保證，一些工程甚至被停建，而且分散管理也必然帶來諸如人力物力分散、不利於形成拳頭、不便於全軍機動等問題，使總部平時“兩手空空”，應付緊急情況時失去了“拳頭”和“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