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奇寶
自1985年到洪學智首長身邊做秘書工作，到首長病逝處理善後工作結束，前後24年，我的工作和生活重心一直圍繞著洪學智首長展開。人生沒有多少個24年，然而在洪老身邊工作和生活的這24年，卻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貴的經曆。每每回想起來總是感慨良多，首長特有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他非凡的一生，以及他在國防建設特別在推動軍隊後勤建設與改革等方麵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尤其是他對黨、對國家和對軍隊的一腔赤誠之情，令人欽佩，始終在激勵著我的人生。
初識首長：從“三條原則”到“八條鐵令”
我以秘書身份第一次和首長正式見麵，是1985年9月的一天。有關人員帶我去向首長報到。當時首長正在閱讀文件，見我們到來，放下文件微笑著跟我打了招呼。入座後，首長先是簡單問了我的有關情況，接著就給我提出了做秘書工作的“三條原則”。麵對著久負盛名並擔當軍委副秘書長、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的洪學智首長，當時剛到“而立之年”的我，心裏一直忐忑不安，當時的那份緊張現在依然記憶猶新。
首長說，做好秘書工作，必須要注意三條：第一是要多學習；第二是要多思考；第三要報實情。接著，首長娓娓道來“三條原則”的具體內涵。我注意到，首長在談到“報實情”的原則要求時，他的語氣和表情嚴肅了很多，他說：“你們秘書在工作中，會接觸到大量情況，一定要報實情。如果報了假情況、說了假話，一次可以原諒，兩次有待考查，三次就沒有可信之言。”我靜靜地坐在那裏，認真仔細地體味著首長的要求，特別是“報實情”這三個字，從那一刻起就深深烙進我的腦海裏，並在以後的工作過程中，一直嚴格遵守著他的這條原則。
那天的談話大約持續了半個多小時。臨走時，首長起身又特別向我交代：“以後不管是我的家人，還是其他的什麼人，不管是誰，不該辦的事一定不能辦，這一條你也要特別注意。”說實話，對於首長交代的這一點，我當時是感到意外的，沒想到首長“公”與“私”的界線如此涇渭分明，對自身和家人的要求如此嚴格。
離開首長家的時候，我內心的那種忐忑不安已被一種全新的尊重、敬佩所替代。如果說在以後歲月裏，我始終感覺首長是一部教科書、是一所大學校，那麼從嚴格意義上講，初次見麵的這次談話就是他給我上的非常重要的第一課。
自那次談話後，我開始了在首長身邊的工作。首長工作強度之高、頻率之快和工作起來不要命的勁頭，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首長辦公室有“幾多”，即電話多、文件多、信函多、急事多，首長參加的公務活動也特別多。為了適應首長工作的快節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和愛人商量，決定將不到入托年齡的孩子送到幼兒園並辦成全托。即使這樣，我依然覺得要想完全跟上首長的節奏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首長二度出任總後勤部部長後，麵對“文革”遺留問題，他大刀闊斧，撥亂反正，沒白天黑夜地工作，加班加點更是常有的事，常常白天開會、談話，晚上批閱文件，有時感冒發燒他也不去醫院治療，隨便吃點藥應付一下。麵對當時這樣一個已70多歲的老人，我們在敬佩之餘，不由得為之心痛。大家無不感慨：如果人人都能像他那樣對待工作，世上就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首長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欽佩，他寬大的胸懷、高貴的品質更讓人折服。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們在整理首長“文革”平反後被退回的材料時，其中有幾份材料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那是“文革”中部分人可能迫於當時政治壓力出於無奈寫下的揭發首長的材料，盡管早已時過境遷，但材料中的一些尖銳言辭，即使在我們這些旁觀者看來都覺得情感上無法接受。事情也巧，此後有段時間，某些寫過首長“材料”的同誌，恰好處在是否使用的關鍵時刻。顯然，首長的意見對是否使用這些人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我們注意到，首長後來堅持使用了這些同誌。此後在和首長的交談中，他的一番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首長說：“誰都有可能處在身不由己的境況當中，看人要看長處，看主流，更何況當時是那樣一個特殊的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都說了違心的話，但你能因為他說了一次違心的話，就永遠將他一棒子打死嗎？不能這麼做人，也不能這麼做事，那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那一天，我們默默地聽著首長談起這些，聯想到他自參加革命後“四起三落”的人生曆程，不由得心裏感歎：為什麼首長能在工作和生活交往中，贏得那麼多人發自內心的尊敬和推崇，除敬佩他對事業的那份追求外，顯然與他具有的寬廣胸懷和高尚人格力量密不可分。而他的這些品格，不僅僅體現在公正公平使用幹部上，還體現在對其自身要求的方方麵麵和點點滴滴。
記得第一次跟首長下部隊前，為了不出差錯，我曾分別向首長身邊工作過的同誌請教注意事項，沒想到大家不約而同的向我談到了同一件事：有一年，首長下部隊乘車返回途中，發現車上多了一布袋花生，立即追問是怎麼回事。工作人員報告說，是基層官兵的一點心意，特意從地裏挖了點送給您的。沒料到首長立即火了：“我們到部隊來，吃著部隊的，住著部隊的，走了還拿人家部隊的東西，哪有這樣的道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一小袋花生”竟讓首長一路上都沒有高興起來。他不僅教育了工作人員一路，而且以後還多次拿這事教育大家嚴守他的“鐵令”。
那年，我陪首長到蘭州出差，回京前的晚上，首長催促我找管理人員把賬結了。我去結賬時，對方辦事人員恰巧不在，見時間已晚，我覺得第二天一早結賬也來得及，當晚也就沒有再找人抓落實。結果第二天起床和首長一照麵，他立即就問結賬的事，一聽說還沒結，立即就向我了火：“什麼找不到人，快去把賬結了，否則我們不能走！”當我結完賬並把發票呈給他審閱後，他臉上這才露出了笑容。
還有一次，首長到外地休假，假期結束前，我把隨行人數和應繳納的費用情況送首長審核，然而在首長那裏沒有過關。首長說：“組織上對我們來這裏休假已給了很大照顧，我們必須嚴格按標準執行，絕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否則心裏不踏實。”接著，他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社會風氣有不好的一麵，別人怎麼做我管不了，但咱們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讓人背後戳脊梁骨，說閑話。我現在管的是全軍的錢物，到部隊裏去哪怕是拿了一點東西，占了一點便宜，官兵們會怎麼看、怎麼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這個拿一點，那個占一點，必然會帶壞部隊風氣。部隊風氣如果壞了，怎麼還能指望他們去好好打仗！”
事實上，他的“鐵令”遠非這麼幾條，還包括出差不允許子女搭車、任何時候都不許用公家的錢請吃請喝、下部隊嚴格“四菜一湯”、就餐擺酒一律不喝、飯桌上不許有剩飯、部隊和下級送的禮一律不收等等。他這些要求被我們後來歸納為“八條鐵令”並始終認真執行著。時間久了，有時候我們也覺得有些“鐵令”過於苛刻，偶爾也會婉轉地請他“靈活”一下，但他則明確表示反對。首長還經常用“魚兒為什麼會上鉤”的例子，來教育我們管好自己的嘴，杜絕吃請。他說這些看似小事，實則反映根本，許多人犯錯誤都是從這些看似點滴小事開始的，要求我們必須從細微之處從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