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的戲耍已經消逝，
如同晨霧，如同夢幻。
可是一種期望還在胸中激蕩，
我們的心焦灼不安，
我們經受著宿命勢力的重壓，
時刻聽候著祖國的召喚。
《致恰達耶夫》
學生生活既單調又熱鬧，是閱讀和寫作讓年輕的普希金擺脫了單調，又超越了熱鬧。他用自己的才華叩開了繆斯的大門，也叩開了友誼的大門。也許是時代的必然，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或者幹脆就是天性的支使，從走上詩壇的那天開始，普希金就生活在一種獨特的氛圍之中。這裏多的是真誠，少的是虛浮；多的是激情，少的是庸俗；多的是創新，少的是頑固。與外界更廣闊的接觸浸潤了小亞曆山大的詩心，也塑造了詩人奔放自由浪漫的性格。在皇村中學的最後一年，這位少年才子已經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道路，也更加明確了該怎樣走這條道路。在詩友、文友和戰友那裏，他一步步邁向了那個時代無法預知也無法躲過的風浪。就在這風浪裏，我們的小詩人漸漸成熟了。
這一年，勝利的皇村一片歌舞升平，學校也開始允許學生們在課餘時間外出。當時有一隊近衛軍騎兵在皇村駐紮，騎兵團裏的軍官大都是有文化的青年貴族，他們勇敢、激進、放達，身上既有進步青年的政治熱情，又有革新者的宏圖遠誌，當然也沾染著一些紈禱子弟的玩世情緒。普希金結識了這批軍官，就像魚兒見了水，立即融入了其中。他同他們在一起吃喝玩樂，但這一切不過是一個表麵，這些騎兵軍官自由、進步的政治思想在深深地吸引著年輕的詩人。
騎兵團裏，普希金的朋友主要有莫洛斯特沃夫、薩洛米爾斯基、薩布洛夫、恰達耶夫和卡維林。其中恰達耶夫成了普希金一生的摯友。在普希金看來，以卡維林和恰達耶夫為首的這幾位騎兵軍官，絕不是散兵遊勇，也並非尋花問柳和飲酒玩牌的花花公子。他們有那麼豐富的學識，又有那麼豐富的閱曆！他們曾遠征法國，親身體驗過法國社會開放和自由的氣息。在巴黎，拿破侖一完蛋，這些人的軍事熱情就轉移到政治方麵。他們吃驚地關注著歐羅巴大地西部這塊自由的土地：立憲派會議、共和派的人權、公民權、平等、自由和博愛的主張讓這些來自東方專製國度的年輕人既吃驚又高興。他們在思想上用法國的自由政治經濟政策的優點同俄國沙皇製度進行比較；他們同普魯士“愛國會”軍官來往密切，想建立一個秘密社團來反對帝國專製。經過獨立和文明的洗禮，他們回到了祖國俄羅斯。然而這個國度又讓他們多麼失望嗬：到處是農奴，一片混亂，死氣沉沉；到處都有官方密探，宮廷上下懶惰成風；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自從神聖同盟締結和被拿破侖推翻的各國皇室複辟之後，亞曆山大一世這位自由和民權的支持者，這位勝利了的皇帝也變得獨斷、專製和冷酷，讓人難以忍受了。
在這群軍官裏，有幾位參加了秘密社團“救國同盟”，這是由首都的一批青年軍人在1816年建立的，總部在彼得堡。卡維林就是這個社團的一位活躍分子。但在皇村的這批輕騎兵中，普希金早已看出，恰達耶夫是個核心人物。這是一位美男子，身材瘦削，小臉紅潤白淨，寬腦門，目光深沉，穿著講究。表麵上看，他似乎沒參加什麼政治組織，但他在同誌麵前經常發表一些顛覆言論，思想深刻，立論係統，看來十分有來頭。正是這些，使思想活躍、向往自由的小普希金如醉如癡，很快就與恰達耶夫以知己相待了。恰達耶夫對小詩人也十分友好，管他叫“逍遙派哲學家”。
恰達耶夫比普希金年長5歲，能流利地講四國語言，對英國文學和哲學很有研究，尤其在哲學上很有自己的見解。他與普希金的交往使小詩人更加深邃，也在這個還不懂政治的孩子麵前展現了一片更廣闊的天地。他曾對普希金講解法國懷疑主義學派的缺欠，講解在科學和藝術上采取試驗方法的益處。普希金曾對新古典主義詩歌十分喜愛，因為那是一種既輕快而又有規則的詩體。但是恰達耶夫告訴普希金，有一種詩體，代表一種更深沉、更人道、也更真實的思想感情的詩歌。有時，他拿出一本詩集，給普希金讀上一段，然後逐一批評作者所用的字眼。普希金本來感到那詩歌韻味頗濃，可經恰達耶夫一分析，竟有那麼多不貼切和矛盾的地方，這叫小詩人感到吃驚，也更加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一天，恰達耶夫給他朗讀傑爾查文的《旅行家》，普希金覺得有兩句詩很漂亮：
漆黑的夜晚月光閃爍，
旅行家駕一葉扁舟一閃而過。
然而，恰達耶夫告訴他，既然有月亮，那就不會是漆黑的夜晚。普希金恍然大悟，他從恰達耶夫身上感受到一個正直藝術家的真誠和坦蕩。就這樣，在好朋友的指導和影響下，小普希金對自己要求嚴格了，不管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比過去嚴肅了。他更加清楚地認定寫詩並非是為了消遣，而是一種工作。他暗暗下決心，以後寫作時，詩風一定要嚴謹，要深思熟慮，做到讓別人無懈可擊，盡量寫得確切一些。
普希金從小讀了許多法國哲學作品，深受法國進步思想家天賦人權的思想影響；他也聽說過言論自由、普及教育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觀點的優越性。但是年輕的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那些進步的東西雖然很好，但顯得遙遠、抽象。這些在恰達耶夫那裏變得具體了。同別的許多軍官一樣，恰達耶夫正直、進步，他為人民的貧窮生活時刻憂慮，希冀效仿西方，重新安排祖國的命運。他從法國的民主共和運動中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並把這一理想帶到了俄國，並準備在古老的俄羅斯大地上推行。他把實現這種理想當成自己的使命，不放過向任何朋友宣傳的機會。普希金在他那裏讀了許多秘密宣傳品，這些火熱的語言為小詩人鋪開了一個嶄新的民主自由的俄羅斯畫卷。普希金在這些文字中浸染著，他的政治視野拓寬了，他的世界觀自然而然地雕上了民主和自由的內容。假如在青春的年代沒有遇上恰達耶夫，普希金會不會隻能成為一個歌功頌德的宮廷詩人？會不會像許多紈·貴胄一樣成為曇花一現的流星？也許早就意識到了這點，普希金對恰達耶夫始終懷著深厚的感激和熱愛。“你嚴刻的目光深察到我的內心，你以忠告或譴責給了它生命；你的火焰燃起了我崇高的追求，我的心裏又滋生了堅毅的忍受，我知道怎樣去蔑視，怎樣去憎恨。”（《給恰達耶夫》1821）這是普希金成熟之後對恰達耶夫的致謝之辭，實質上，他們的友誼已無須言謝，共同的理想已經讓他們難分你我了。麵對恰達耶夫美好宏偉的政治藍圖，普希金激動難眠，而且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