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裏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鍾山，諡文。
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曆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製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曆，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宋封建統治所麵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曆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隻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曆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托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隻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並、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製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製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製等一係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製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製；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製度也進行了改革，
王安石變法
北宋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誌革新，於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製，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變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製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
新法內容如下：
限製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製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