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複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複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複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讚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複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複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係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
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複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複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複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複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複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
一、生平活動
嚴複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裏，1866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留英期間，廣泛地接觸了資本主義社會及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深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1879年畢業回國，到福州船廠船政學任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後升為總辦（校長）。嚴複還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複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1921年10月27日去世，終年68歲。著作有《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刑》、《嚴譯名著叢刊》。
二、教育思想
在複法運動中，嚴複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複法的維新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竟天擇、適者生存”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後，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複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複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智、德三方麵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製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複要求維新變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憲，必須開民智之後才能實行，總之，“教育救國論”是嚴複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嚴複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複曆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遊手”。嚴複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複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複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係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大學堂學習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同時，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