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授。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的結合。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係，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哲學家指南》的20世紀的中國哲學家中收錄馮友蘭。
馮友蘭先生20世紀40年代的哲學史作品是《中國哲學簡史》，這是一本深入淺出、出神入化的書。每次看都使人覺得精神很清新，把中國哲學的精髓用很簡單的話語表現出來，是很好的一本書。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本是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哲學而用英文寫就的，後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譯本”，且出版後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據說在西方大學中，凡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這樣一本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已自不待言，而尤為可貴者，其對於今日中國的讀者亦不失為一本教益豐厚的文化經典。李慎之先生常說：“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據之一就是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書小容量大。與馮先生四百萬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萬言的《簡史》，不可不謂“小”，然而它又是“馮先生的哲學與哲學思想融鑄的結晶。”馮先生在該書的自序裏也說，此書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故可謂，“擇焉雖精而語焉尤祥也”。2.視野開闊。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學史專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雖是蜻蜓點水，仍不失哲人洞見。特別是作者對現實問題的懷，頗具“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愛國風範。3.文體楊曉。許多讀者都有同感：讀馮先生的書，你或許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你絕不會不明白他的觀點。西人言，文體暢曉，其智乃見（Brevityisthesoulofwit）。綜此三者，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恐是學習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最好選擇之一。
《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部分
《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部分寫的十分簡明扼要。這個總結部分，在我看來所有學中國哲學的人都應該注意。雖然寫的很短，但是這位哲學老人顯得很自信和樂觀，正是他偉大的遺言和對中國哲學的偉大預言。《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中說：“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這個特點發揚起來。
這個“總結”很重要，可視為馮先生的“晚年定論”，無論功之者，罪之者，都能從中體會出很多東西。馮先生說過，他是用生命寫作的，那麼，《新編》的“總結”可說是生命的最後結晶，它不僅是《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總結，而且是馮先生哲學思想的總結。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
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諧，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庸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係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誌。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喜論愈有條理統係，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禦製詩免，頗疑其有所為而發1此事因難證明，或亦聞寅俗承命審查偶君之作，謹具報告書，井陬著推論之餘憑據鸛中☆哲學臾上冊審查報告撰與時代性有關，斯又利用材料之別一例也義放後，以求教正焉。（原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一九三零年本）
馮友蘭的《三鬆堂自序》
馮友蘭於1981年，以86歲高齡口述完成的《三鬆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後，引起較大反響。由於絕版多年，書肆間很難訪覓其蹤，所以此次重印，無異新作，理所當然地備受人們關注。這本老境之作在馮友蘭的著述係列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其一，對自己一生經曆和他所生活的時代都有生動的記述，即作者自言的“憶往思，述舊聞，懷古人，望來者”，使我們全麵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學家，這裏描述了自己的學術道路，剖析了學術思想變遷，按照“知人論世”的古訓，讀其書者不可不先讀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書之序，乃餘以前著作之總序也。世之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懺悔錄”，對自己在過去三十年間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過程中，放棄獨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際遇加以真誠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與痛定思痛之際的反思，在一代知識分子中頗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義。
巧合的是，另一位北大著名學者周一良的自傳性質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也於同年刊行。雖然這兩部書的體例和立意不盡相同，但並不妨礙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比對參照閱讀。
人們很容易地將二人並論，不僅僅因為二位都是名聞海內的碩學鴻儒，對中國曆史、哲學研究的學術成就為世人看重；還因為解放後，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間他們人生道路與命運頗多相似處。文革開始，二人都是“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鬥、關進牛棚的命運。1974年因批林批孔運動而成立“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亦即人們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馮友蘭和周一良。這使他們過了兩年多的“順境”。“四人幫”倒台以後，一夜之間，梁效成員成了現行反革命。成員寫材料，揭發，交代，大會小會相結合進行批判，審訊，鬥爭，用周一良的話來說，是“全套作法與‘文革’毫無不同”，可謂“以‘四人幫’之道，還治梁效之身”。
遑論當初，即使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們所歸屬陣營的難以洗刷的恥辱，猶如無數受難的知識分子是他們難以忘懷的記憶一樣。更不要說“四皓”之不見容於清流橫議了。舒蕪有《四皓新詠》，其中二絕分詠馮友蘭和周一良（另有兩首分詠同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
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
《四皓新詠》在當年的學者圈中，頗多傳誦或步韻和唱者，足見人心大快、敵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還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麵大書“無恥之尤”四字。對於自己在梁效班子裏的活動，馮友蘭和周一良都有事實陳述和辯解之辭。周的說法是：“其實幾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麵以為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谘詢。”認為“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因而深信“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馮友蘭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見，都會事後感激涕零地獻詩，如1962年的“懷人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1972年的“若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按照今天的閱讀感受而言，這等詩句直與前朝曆代的禦前文學侍從的阿諛奉承之詞無甚差別。更有甚者，1974年發表的《詠史》組詩中的“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於他的江青之嫌，也難怪時人對此嗤之以鼻。
在那樣一個知識分子競折腰的年代，不應該厚責馮、周的選擇，如同無法指摘郭沫若、周揚的言行一樣。對“四皓”冷嘲熱諷的舒蕪，在胡風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樣為同是知識分子的讀書人所詬病嗎？這樣說，並非一網打盡，“洪洞縣裏無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意義--比如老舍、胡風、梁漱溟、陳寅恪的剛烈或堅韌，而隻是想說明，盡管台下受害者與台上風光一時者、失意者與得意者、順從者與反抗者，彼此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其實都是籠罩在時代大悲劇下的個人悲劇，都是在人家搭好並導演的舞台上或被動、或違心地扮演角色，並沒有多少可供選擇的空間。所謂“覆巢無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也。像陳寅恪先生所推崇標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現代中國隻能是一種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陳先生自己也無奈地說：“最是文人不自由”，學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