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日本軍閥把戰火引到自己的國土上來了。美軍的空襲日夜不斷，傷員堆滿了醫院，連車站都變成了包紮所，倒黴的仍是這些老百姓。為了疏散，日本警察強製拆掉整條街、整條街的房子。日本房子多是竹木結構，柱子上拴根繩子，組織幾個壯漢口喊“一、二、三！”嘩啦一聲，一家幾口就立刻失去了棲息之所。老人、孩子、婦女，背著包，拉著車成隊成行的在瓦礫堆中一邊哭泣一邊往四處流散。而電台裏還在廣播：“聖戰到底，決心玉碎！”“少吃一口飯吧，省一粒米就是為國家省一粒子彈！”當時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麵，看到發動戰爭的國家受到懲罰，我解恨，我痛快；另一方麵我真希望這懲罰不要落在那位老大娘身上，不要落在那位女學生身上，不要落在這些拿我當兄弟待的日本人身上！
我就是在這種心情下離開日本的。我們在拂曉前離開德山，天還黑著，幾位尚未撤走的鄰居，老太太，背著小孩的小姑娘，穿件奇怪西裝的種菜老頭，趕來在路邊給我們送行。“再見，這下好了，平安回去了，你們親人該高興了！一路順風吧！”
過了三十五年，我又到日本。這次是以中國作家的身份去的。承蒙清水正夫先生和秋崗家榮先生關照，讓我回德山看了看。江山依舊，世事已非，德山變了樣子，工廠變了樣子。熟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廠方隻為我找到兩位當時在廠中做工，現在仍然在廠做工的老工人。一位就是浜田女士。當年我們不在一個車間，我不記得她。我問她，當年她是否住在“愛國寮”女工宿舍？她把眼睛睜得大大的說：“愛國寮？在一次大轟炸中全炸光了！許多朋友全死在裏邊了！連愛國寮三個字也多年沒有人提它了！”說著她擦起了眼淚，一邊擦淚一邊同我回憶當年的情況。她說：“這些事現在廠裏的青年全不知道！應該叫他們知道的！”
德山曹達工場現在負責人一再說：“當年你們在這兒吃了苦了，真對不起！”他又說：“這個工廠因為戰爭中的行為，終戰後封閉了八年！老的領導人撤下去了。現在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很好，正有一艘往中國去的船停在碼頭上裝化肥呢！”“我們廠要成立鄧友梅文學研究小組……”
那天，會社的朋友，中國新聞社德山支社的朋友（日本稱廣島一帶叫中國），給了我很熱情的接待。幾位新朋友對我很好。我眼裏總含著一包熱淚，忍著不讓它流出來。我感謝我們的黨！同一個中國人，當年在“征用工”名冊上和今天在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名單上是相同的“鄧友梅”三個字，其境遇何以有此天壤之別呢？根本的原因是我的祖國變了，由半殖民地的衰弱的中國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強大的國家。這個變化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造成的。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可我們的國格很高。“看父敬子”，我才受到了不同的對待。當然日本也變了。舊的日本變成新的日本，使它東方禮儀之邦的優良傳統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揚。我為此高興，我感謝我們的黨領導人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感謝日本人民對我的友好情義。
我這次到德山見到的老朋友太少，是帶著遺憾的心情回東京的，從東京又去了奈良。剛到奈良，意外地接到來自光市的一個電話，竟是那個實驗室的中學生西村打來的！她說在電視上看到了我，便到處打聽，終於打聽到奈良的旅館裏。她說本來要來看我，可女兒在生孩子，作外祖母的不便離開。她告訴我，全家人在戰爭中幾乎全死了，戰後她過了一段很艱難的日子，現在兒女都已大學畢業、結婚生子了，生活安定了，希望以後有機會見麵。回國以後，我又接到了中元幸廣通過東方書店轉來的信。信中說：“我以滿懷歉意的心情問候你。你還肯與我通信嗎？那個時期日本人作了不少對不起你的事，可我自信絕沒有和××先生們那樣欺侮中國朋友的。”是的，我記得他，中國人講究“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中元對我們說不上有恩，但在那種時候、那種空氣下仍然平等待我，就很難能可貴了。我立刻給他回信，從此續上了友誼。他熱心日中友好事業，六十歲的人了，還跟著中國的電台教學學漢語。他拿到畢業證書後高興得寫信告訴我：“這回我為日中友好工作，又多了一樣本領了。”
去年，我去東京參加國際筆會。中元和西村兩位在報上看到消息，分別從光市和美稱先乘火車，到廣島又換飛機，千裏迢迢趕到東京來看我。我整天開會，日程緊張，幾乎抽不出時間來陪他們，中元特意在我住的旅館附近另找一個住處，為的是抓緊我會議的空隙時間來談天。有記者來采訪我，就問他和我怎麼相識的。他坦率地說：“鄧先生在德山勞動的時候，我做過他們宿舍的管理員。他們受到許多殘暴的待遇，我沒有保護，覺得欠他一筆帳，我懷著抱歉的心情來看他！”我趕緊聲明，中元是我的朋友，是我記得的很少幾個不打中國人、不罵中國人的管理員之一！西村來的晚了一點，頭天晚上十點來看我，第二天我就去京都了，我很為她遠路而來不能長談而抱憾。誰知我去京都幾天，回到東京乘飛機回國時，她和她的妹妹竟然在成田機場出現了。我問她怎麼還在東京，她說專等為我送行。這幾天她住在少年時朋友福本女士家中。福本女士也是當年在德山“勤勞奉仕”過的，和西村一樣，家人全在戰爭中遇難了，所以兩人多年來情同姐妹。戰後困難時期一起謀生。日本經濟好轉後，兩個人的丈夫在事業上都有了發展，她倆經濟富裕了，又有餘暇，便結夥旅行，漫遊了大半個地球。一回憶起那場戰爭，兩個人都談虎色變地說：“真可怕。那時作夢也想不到今天這種生活，再不要有戰爭，再不能叫孩子們走入那個人間地獄了！”福本女士講，她的女兒在美國留學。她和女兒有一次去華盛頓的“陣亡將士墓地”參觀，福本看到那麼多二次大戰中犧牲的軍人墓碑，流下了眼淚。女兒問：“媽！這裏死的是美國兵，你為他們掉什麼淚？”福本對我說：“孩子們不懂得戰爭是怎麼回事，沒法和她說清楚。戰爭一起來，交戰雙方的老百姓都要受害。可日本是戰爭發起國。想到美國母親喪失兒女的痛苦，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為了世界各國的母親們，我們要永遠反對戰爭！”
浜田女士拿出了“壯行會”的照片。我看到上邊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費了好大勁才認出一位山本大娘和一位女士，她們原是在我們住地當夥夫和伺候日本教官的侍者。當年年長的也不過二三十歲，像西村、浜田、福本等人還隻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他們以親身經曆悟透了“和為貴”和“日中必須友好”的大道理，身體力行，為促進我們的友誼而熱心奔走。我由衷地感謝他們。我知道，“鄧友梅”三個字隻是個代名詞。他們借此表達對我們國家，我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朋友們的這次小聚會，是一次最好的紀念方式，我想把他們在會場上發出的呼聲寫下來，也作為我的行動方針：“為中日友好努力工作！決不讓曆史悲劇重演！”
§§在南斯拉夫的日子裏
從報上知道，南斯拉夫的局勢不平靜。許多國家在幫忙想主意，出主意，改變注意。誰也說不準會發展到那一步。為此我掛念起在那邊的幾個朋友來。
對以前的南斯拉夫，我有許多可回憶的地方。1985年我到南斯拉夫時，感到那裏自由空氣頗突出，商品也算豐富。我在貝爾格萊德住的旅館窗外就是個露天咖啡酒吧，從中午就上座，晚上是高峰，隔著窗戶看到人們圍著酒瓶爭論政治，討論經濟，也可以看見有人坐在角落裏彈吉它給他的狗唱歌。人們總要坐到後半夜才慢慢散去，有的人就一直坐到東方發白，我曾為此有點迷惑不解。“黑夜白天在這坐著，什麼時候是幹活時間泥？”其實我這是操的八杆子打不著的閑心。因為我去經濟聯合體看過，生產率水平不低，質量也屬上乘。在當時福利也比我們的強些。我在南斯拉夫商店裏買了件西裝，不久我又在東柏林買了一件。兩者相比，南斯拉夫的既好又便宜，還不是便宜三塊兩塊，便宜一半還多。不過那是我初到南斯拉夫時買的。到離開時也漲了一半價錢了，南的通貨膨脹也給我留下了印象。
南斯拉夫人直爽，熱情。這種性格跟他們的自由空氣結合，就給我的印象更深。當然，也有使我這個東方人不太習慣的地方，比如中國人以前時間觀念不強，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有點改變。我總以為這是中國人特有的缺點。到了南斯拉夫才知道，這裏通知三點開會四點鍾還沒開的事是經常發生的，而且會議主持人並不為此道歉。在中國，如果來個外賓表示對我們某位曆史名人很崇敬，不管我們個人有何不同看法，對客人的這番好意我們總是感謝。可有次我說要去參觀鐵托故居，一位自由派作家就對我作出個不屑的表情，冷冷地說：“我隻搞文學，不搞政治，也討厭任何政治權威和崇拜他們的人！”
這些都是人家自己的事，喜歡不喜歡都與我不大相幹。
我是去參加在馬其頓召開的“斯特魯卡詩歌節”。我不是詩人，那邊的朋友請我去，是有件事要和我協商。
在前一年，我方和南斯拉夫同行簽了個協議，各出一本對方的詩集。我們把中國詩稿翻譯出來後交給南斯拉夫同行，請他們選編，他們已經出版了。他們的詩稿我們也翻譯出來了，可還沒出來。他們想快點出來。
我們何嚐不想早點出版？可是他們選的詩裏，有一位作者算不算南斯拉夫人國際上頗有爭議。對這詩人的爭議，是由於對與他有關的那塊領土有爭議。這是場我們既不了解，也不想參與的是非。以前有人把他的詩選入另一國家的詩集裏，我們請求對方割愛了，現在這邊又編入集中，我們怎麼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