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艾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布滿了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煙壺。老板先生四十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嶽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的。裏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係杜撰，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放映時一定會造成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一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板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躲在門外，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笑嘻嘻的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幹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上艾菲爾鐵塔拍片遇到了點麻煩。不僅要先向文化部登記，而且要收不少的費用。幸虧在法國外交部和文化部我各有幾個朋友，他們聽說要排我的，而且有宣傳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幫忙，廣開綠燈。隔了一天就發下許可證來。不僅不收拍攝費，連登電梯的票錢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決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著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麼”！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位女攝影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的很，這位女攝影師住在紅燈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麵她願作向導。我問她為什麼要住在那裏？她說：“單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裏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半是痛苦半是安慰的回憶
——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
六月間，四十多年前和我在日本同一個工廠勞動的浜田Miz子女士到了北京。她今年五十七歲，剛退休。退休後頭一個誌願就是來中國訪問，來看我。為此，四十年前的老同事們為她開了個送別會，題目叫“為與鄧友梅先生見麵而壯行”。會上，大家喊出兩句口號：“為日中友好努力到底！”“決不讓曆史悲劇重演。”
我從日本的報紙和朋友來信中知道了這件事，心中激動不已。對遠在瀨戶內海邊上的朋友們充滿謝意，並引起許多聯想。
世界上許多事，其結果常常與發起人初衷相反。四十多年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發動的那場戰爭，曾將中日兩個民族推到敵對位置上。一方的人民被蒙蔽蠱惑、被驅趕到別人的國土上燒殺搶掠（不少人以為這是愛國），另一方的人民奮起抗擊、救亡、保衛自己的國家。兩邊兵戎相見。結果是侵略者遭了滅頂之災；被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的解放。這個結局決非發動者始料所及的。戰爭也給普通日本人帶來沉重的災難，使大多數日本人覺悟起來，回過頭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立誌“決不讓曆史悲劇重演”。中日兩國人民由此結成好友，同心同德保衛共同的利益，這更是當年要用火與血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日本的一份報紙在談到我和老朋友的相會時，說道：“僅僅十三歲就成了‘征用工’的鄧友梅君，常以痛苦的心情回憶起在日本的那一段饑餓和沉重勞動的日月。老朋友們的相見，使他得到安慰……”
這兩句話很友好，也很真實。我這“痛苦的心情”並非僅僅出於對個人的回憶。四十多年前的事我很少談，不談不等於忘記，有些事是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的。今天的中國青年和日本青年都不大知道那時的實際情形。那次戰爭中，中國人在中國本土受到的災害，大家都有印象。而在日本的華工遭遇，說出來青年們怕都很難相信。1942年，東條內閣通過了一個“向日本遷入華人勞動者”的法案。自此，在華日軍和各類機關，便用各種方法“狩獵華人”：掃蕩時在農村抓老百姓；城市裏突然宣布戒嚴，把正在街上走的男人裝上卡車武裝押走；有的在街頭揮旗招工，說“在中國某地工廠幹活，二天三頓大米飯、管穿管住”。招來即裝上貨船押往日本。我在運華工的船上見到一個老人，本是郵差，他正在執勤送信，就被抓來當勞工。他一生給人送信，到頭來卻無法給自己家寫封信說清自己的下落。我是在天津被招工的招到“山東”去當“學徒”的，結果卻以“赴日見習”的名義送到日本當了“征用工”。
我剛十三歲就被迫從事奴隸勞動。“文革”中“四人幫”的打手們卻據此給了我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賣國投敵”的罪名！記住，我們也有這樣的“同胞”！
這些各類名義的“華人勞動者”所受待遇如何？我說幾個數字就可想出個大概。從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送到日本的華工共有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名。運行途中因為鎖在貨艙裏，擠在礦石上，空氣惡劣，不供飲水，就死去五百八十四名。（我就是和礬土礦石關在一個船中，由不滿兩千噸的“千島丸”送到日本的！）從在下關上岸，在送往勞動地點的途中，又死了二百三十名。還沒幹活，山口縣警察局特高課便抓走一批，從此沒有下落。這樣，到日本投降前夕，共死去八千八百七十八人，占華工總數的22.8%，就是說四個半人就有一個死在日本了。秋田縣有個花崗礦區，有九百七十九名華工。最老的六十七歲，最小的十六歲。每天勞動十二個小時以上，每天夥食隻給兩個饅頭，還是一半糧食一半菜葉混合蒸的。有位華工餓得受不了，拔了宿舍前一把野草塞在嘴裏，被日本管理人員看見，就把全體華工集合起來，用燒紅的鐵條烙他！草都不許吃，勞動強度卻絲毫不能減。監工手執木棒盯著，手腳一慢就拳打腳踢，累暈倒地，監工潑桶冷水澆醒後，接著還得幹，稍有反抗，說殺就殺！華工們實在忍受不住了，有一部分在八路軍戰俘領導下舉行暴動。日本兵把暴動鎮壓下去後，把所有華工全押到俱樂部門口集體受刑。整整三天三夜，不給一口水喝，不給一口飯吃。用鐵針往指甲裏釘！把華工捆倒在板凳上，捂住鼻子，一桶一桶的往嘴裏灌涼水，然後用力踹他的腹部，血和水從耳、鼻、口中箭一樣地噴射出來。這樣一次就折磨死八十多人，不到兩年，九百多名華工剩下不到一半了。秋田事件後，各地更加強了對華工的迫害。我所在的地方，警察幾次半夜搜捕，讓全體華工整夜罰站：暈倒了就用繩子捆起來吊在雙層床的柱頭上！
我懷著“痛苦的心情”所回憶的，決不是我個人的遭遇，而是我們整個民族苦難的過去！而且那心情也遠遠不止是“痛苦”有的朋友，包括日本幾位作家，都勸我寫寫這方麵的東西，揭露法西斯分子的真相。我遲疑之後沒有寫，我在一些日本朋友身上看到了真誠的負疚懺悔。中日友好是千秋大業，大家向前看，就不想再提這些不愉快的往事，何況我也看到了戰爭給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
當然，在日本，為那場罪惡的戰爭辯護的人是有的；要為東條英機招魂的人也是有的。但究竟是少數。並且也沒有多大市場！我去年在東京，看到一輛黑色的汽車，上邊寫滿複仇主義的標語，通過揚聲器大喊四十年前喊過的口號。車一邊開一邊喊，街頭行人竟沒有誰注視它一眼，那陣勢既可憐又可笑。有這麼幾個人幹這個也許比沒有好。可以提醒人們別太大意。現在我說起上邊那些情況，仍然不是要翻舊帳，隻不過講講我以“痛苦的心情”都想到了些什麼！
日本報紙說我和當年的夥伴們的相會，“得到了安慰”，這也是實情。
相信日本人中也有好人，是我到日本以後的事。因為在國內我隻接觸過“掃蕩”中的日本軍人，橫行在市街上的醉酒浪人。到了日本才和一些普通的日本工人、學生、職員接觸。那時的日本工廠中，多半是婦女、老人和有殘疾的男子。此外，因為戰爭，學校停課了，學生們全來“勤勞俸仕”。他們食物也很少，而且頓頓是“大根”就一小盒米飯，穿的勞動服甚至比我的還破。因為我從中國穿去的衣服究竟隻穿過一年，還是棉布的。他們卻是穿了好幾年的代用品。年輕的女孩子有一身幹淨整齊衣服，一進廠門趕緊到澡堂換一下來鎖上，然後穿上滿是補丁和破綻的衣服，以致於下雨天共同推一輛軲轆車時我都不好意思看她們。有一位老大娘和我一個車間，每天上班她頭一件事是找兩個水泥紙袋裹在腿上，用繩子綁緊，不好意思地對我說：“冷啊！冷啊！”我病了，發著高燒幹活，她悄悄把一個桔子塞給我，悄聲說：“不要對人講。”可她又說：她的兒子正在中國打仗，她對我好，中國人也會對她的兒子好。佛爺有眼，暗中對人是公平的。在勤勞部（軍方派駐的監視我們的機構）的日本工頭和宿舍裏的“教官”打我們，侮辱我們時，卻有另一部分日本人為此感到羞愧和不安。宿舍管理員中元幸廣，那年也不過十七八歲，一看到別的日本人打我們，他先躲起來。再見到我們時，他就紅著臉低頭走過，甚至於小聲說：“原諒我，我沒辦法保護你！”一位在試驗室“勤勞俸仕”的女學生，不管別人如何歧視虐待中國人，她碰見我們時總是深深鞠一躬，笑嘻嘻地說：“先生你好。”有一次別人打了我，事後她卻來道歉，好像是她打了我似的，兩眼含著淚說：“真對不起，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