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逼迫何太後下詔廢掉少帝，立劉協為帝，即漢獻帝。少帝降為弘農王，何太後被逼出宮，不到幾個月便含恨而死。一年後，董卓又派郎中令李儒鴆殺少帝，諡號少帝。從此，東漢王朝開始了軍閥以武力“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混戰局麵。曆史也從此進入了三國時期。
黨錮之禍起
外戚與宦官輪流專權，一方麵使得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黑暗腐朽，進而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使東漢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另一方麵外戚與宦官把持著官吏選拔的大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進階入仕做官的途徑。這使得忠義之士滿懷憤恨和不滿，於是，他們反對外戚宦官專權，要求改革政治，以維係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
當時，反對外戚宦官擅權營壘的主體是朝廷內外的一批正直開明的官僚，另外還有一部分士人，也就是當時在太學就讀的太學生以及在各郡縣學學習的生徒。外戚和宦官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政權機構，選舉不實的情況十分嚴重。如在順帝之時，河南尹田歆按照製度應當推舉六名“孝廉”。他對外甥王諶說：我已經收到貴戚大臣的許多信件，這些都是無法拒絕的，隻能讓你物色一名真正的人才貢獻給國家。可見，在當時，這種請托已經是家常便飯了，一些無權無勢的賢才晉身無門，隻好望天長歎。而在當時像王諶這樣的官僚又有幾多呢？還能為國家為人才著想的清官又有幾個呢？所以，在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還有人無奈地寫道：“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選出的秀才沒有知識，舉出的孝廉不願供養自己的父母，選出的勇猛將士卻膽小如雞。
和帝即位之初，竇太後臨朝稱製，竇憲兄弟口含天憲，掌握朝中大權，驕奢淫逸，朋比為奸，激起了當時一些正直官僚們的不滿和反對。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采取措施，打擊外戚勢力，罷免了親附於外戚的州郡官吏四十多人。和帝去世之後，司空周章因反對鄧太後專權，企圖發動政變，最後，事泄被迫自殺。到了安帝末年，宦官、外戚之爭更使得東漢朝政腐敗不堪。太尉楊震等人多次上書，抗議外戚和宦官的擾亂政治，結果，楊震亦被罷官，最後憤而自殺。此後，又出現過李固上策，要求政府摒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重權，禁絕宦官子弟參與政治。還有，當東漢政府派遣杜喬等八人分行州縣之時，侍禦史張綱拒絕接受命令，把車輪埋置於洛陽都亭，並公開宣布：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彈劾梁冀兄弟。他們的行動，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使朝野上下為之震動。
桓帝、靈帝時，外戚、宦官進一步把持朝政，凶殘暴虐，更加劇了政治腐敗和社會危機，使得當時政治更加黑暗。宦官的專權，使知識分子正常的入仕途徑受到嚴重阻隔，本來是官吏後備軍的太學生們感到前途渺茫，報國無門，異常憤懣。為了清除宦官勢力，挽救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許多憂國之士懷著救國大誌，以極大的熱情參政議政。與此同時，一大批在朝的正直官吏也積極行動起來支持太學生們的運動。由此，兩股勢力便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用各種方式同宦官勢力進行鬥爭。
在這次反對外戚宦官的鬥爭中，清議是其采用的主要手段。所謂的清議原是民間對某人道德品行的一個評論。東漢政府在選拔官吏之時，政府要依據鄉閭清議，察舉征辟那些遵守封建倫理道德的孝廉之士入仕。因此，可以從清議中看到一個人自身的價值和社會地位。也正是因為這樣，一些善於觀察、評論人物的名士便受到眾人的尊敬。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鄉閭輿論，影響著當時的察舉製度，對士大夫們的仕途有著較大的影響。郭泰就是這樣一位名士，很受當時人們的歡迎和尊敬。還有汝南名士許劭和他的從兄許靖，也十分喜歡在一起品評人物，常常在每月的初一日對鄉黨人物進行品評，所以人們稱之為“月旦評”。一些大官僚和門閥士族為了操縱和壟斷入仕，進退人物，大肆提倡清議，對那些長於臧否的名士也十分尊重。應當說，在當時東漢政治極端腐敗的狀況之下，清議或多或少能起到一些激濁揚清的作用。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熱情，顯示了輿論和道義的力量。
當時，一些在京的官吏如李膺、陳蕃、王暢等人也積極支持太學生們的活動，因此，受到太學生們的擁戴。太學生們非常敬重他們的人品和風貌，都齊聲讚歎說：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即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即王暢）。李膺，字元禮，著名的名士領袖，居官以不避豪強而著稱。他任青州刺史時，所屬郡縣守令畏懼他的聲威，紛紛望風棄官。而在他任度遼將軍時，一些少數民族貴族竟然攝於他的聲威，把在張掖等邊郡劫掠的男女人口給送了回來。尤其在任司隸校尉時，他更是以執法不避豪強而著稱。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在他屬下任縣令，平素貪殘暴虐，無惡不作，甚至殘殺孕婦取樂。當他聽說李膺官複原職，非常害怕，便逃到京城張讓家中藏匿起來。李膺得知消息後，親率吏卒前往張讓家中搜查，抓獲了張朔，經審訊後處以死刑。張讓又氣又恨，跑到桓帝麵前告狀。桓帝召見李膺，責問事情的經過。李膺回答說：我擔心自己辦事太遲而犯過失，卻沒有想到因辦事快而獲罪。如今我知道自己犯了罪，隻是請求陛下再給我一點兒時間，讓我把罪魁禍首繩之以法，到那時，就是死了也心甘情願。桓帝聽後，無話可說，最後，隻好對張讓說：你的弟弟有罪，司隸又有什麼過錯？遂宣布李膺無罪。此後，宦官都十分懼怕李膺，他們處處小心謹慎，甚至連假日都不敢走出大門，桓帝也感到奇怪，問這是怎麼回事，宦官回答道：害怕李校尉。而另一些人卻因為李膺敢於打擊宦官而十分崇拜他，尤其是士大夫們，認為如果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是莫大的榮譽，並稱之稱為“登龍門”。
當時，河內郡（今河南武陟西）豪強張成，略懂得一些法術，他以此交結宦官，宦官把他推薦給桓帝。由此，張成便得意忘形，胡作非為。他知道朝廷將要頒布大赦令，於是便指使自己的兒子隨意殺人。李膺聞知後，非常氣憤，不顧大赦令已下，還是依法將張成的兒子處以死刑。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牢修上書誣告李膺聯絡太學生和各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這下桓帝發怒了，於延熹九年（166），下令逮捕黨人。李膺、陳實等二百多人被收審。太尉陳蕃力諫，並拒絕受理這一案件，指出如此做與焚書坑儒並無區別。桓帝更加生氣，下令罷免了陳蕃。後來，桓帝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釋放黨人，赦歸田裏，但又明文規定，終身禁錮黨人，將其全部罷免，不許再做官。這就是有名的“黨錮事件”。
黨錮事件發生後，士大夫聞風而動。他們把那些不畏宦官勢力而受禁錮的黨人分別加上三君、八及、八俊、八顧等不同的美稱。範滂出獄歸家，家鄉父老迎接他的車輛多至數千。侍禦史景毅的兒子是李膺的學生，由於名冊上沒有列入而未受牽連。景毅卻主動請求免官歸家。度遼將軍皇甫規也沒有被當作名士列入黨禁，但他自陳與黨人的關係，請求連坐，說：我從前舉薦過張奐，是我附和黨人；當我被判刑服役之時，太學生張鳳等曾為我鳴冤，是我受黨人附和，我應當受到懲罰。盡管最終皇甫規等人沒有受到朝廷的處罰，但卻受到人們的讚賞。正因如此，也使得他們與朝廷權貴宦官之間的對立情緒更加高漲，極大地震撼了封建統治者。
被稱為八及之一的張儉，當時擔任山陽郡（今山東巨野東）東部督郵。宦官侯覽，山陽郡防東（今山東金鄉西南）人，桓帝初年任中常侍，後來，他參與了殺梁冀的行動，因功被封為高鄉侯。從此以後，侯覽手握大權，不可一世。據史料記載，侯覽侵奪民田達一百多萬頃，民宅達三百八十一所，共修建宅第達十六區。每個宅院內均有高樓池苑，珍禽異獸，樓堂亭閣鱗次櫛比，儼然皇帝的禁宮。侯覽的家人在鄉裏依仗其權勢橫行不法，殘害百姓，深為當地百姓所痛恨。張儉揭發其罪行，下令懲治，並上書請求朝廷懲治侯覽。但是上書被侯覽所扣，並沒有上達皇帝。從此侯覽對張儉十分忌恨。建寧二年（169），侯覽指使爪牙、張儉的同鄉朱並誣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結黨，危害社稷江山。宦官曹節便示意有關部門把李膺等上次被禁錮的人一同牽連進去，奏請皇帝懲治黨人。當時年幼無知的靈帝並不知道何謂黨人，宦官曹節便告訴他說黨人要奪取國家大權。這下靈帝終於明白了，這還了得，一定要重治他們。於是，靈帝下詔，李膺、範滂等一百多人被捕後死在獄中，妻子兒女徙邊，牽連者禁錮五族。張儉出逃避禍塞北，據說他在逃跑途中得到了許多人的掩護，還有許多人出資相助。後來，官府追查下來，成百人受牽連而家破人亡；再加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誣陷別人，或者一些地方官吏有意擴大化，最後，死亡、流放、罷官禁錮的共達六七百人。黨錮之禍一直延續了十餘年，株連之廣，打擊麵之寬，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直到中平元年（184），黃巾大起義爆發後，東漢政府才宣布赦免黨人，起用他們去鎮壓農民起義。
黨錮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是統治階級權力再分配的一種方式。但是，這次大的運動在中國古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發展史上卻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中國古代規模空前的知識分子與官僚士大夫相結合的一場政治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鬥爭。當時那些不畏強暴、憂國憂民、充滿理想的黨人深為後人景仰，他們的風範為中國知識分子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