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嵩年步入清政府統治集團中樞時，適值嘉慶帝去逝，皇太子旻寧登極君臨天下，世稱宣宗。
宣宗稱帝後，很想有一番作為，以規複“康乾盛世”舊觀。可此時的大清王朝雖無戰事，但百病叢生，要振興祖業，當從何處入手呢？他曾向身邊的文武臣僚求策。而田嵩年認為：當前盡管官場風氣江河日下，整個國家破爛不堪，但與前麵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幾朝相比，清政府終於取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喘息時機，他把這一時期稱之為“閑暇時期”，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田嵩年的政見可以用八個字兩句話來概括。一曰“政在養民”，一曰“刑以齊民”。
1.“政在養民”
田嵩年“政在養民”的這一政見，集中表現在他的《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一文中。此文開宗明義：“服以養得善同而效異矣，善服人養人，同一善也，卒之服焉者在此不在彼，而謂斯人可強致哉！”這裏的實質是“養”，也就是“調養”。在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對人民的統治稱作“牧民”，比如將州長稱之為“州牧”。而“服以養得”則是建議統治者要想達到征服包括滿漢民族在內的廣大人民的目的，就必須實行愚民政策，隻憑所謂“善政”是不行的。我們知道，清代雍正朝，曾推行過“攤丁入畝”的稅收製度，曆乾隆、嘉慶朝，直至道光元年才改丁歸地。這說明清政府把“攤丁入畝”當作為天下萬世利，吏民不擾。然而，到嘉慶剛剛登上皇帝寶座，就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統治。嘉慶十八年，北方大地又湧起了農民起義的風雲，滑縣的李文成和北京大興縣的林清領導了京畿豫東農民起義。人民的抗清鬥爭彼伏此起，連連不斷。田嵩年親身經曆了這一時期，目睹了這樣的事實，在總結曆朝施政撫民的做法時，他認為給民施以小恩小惠效果不佳。他在《致林少穆前輩書》中說：“竊嚐觀醫師之愈疾也，急則治其標，稍緩焉必培本以複元氣，而後疾源可除也，侍以為治者非貧寡之患，而人心風俗之患。貧寡、標也，所以致此有本。”這裏，田嵩年援引中醫學中標本之論，說明治國須治本的道理。他認為林則徐賑災之舉，不過是治標而已。要想治本，就應當“崇本抑末”。他說：“嚐觀帝王之謨猷、往往不急於得民”，對民應當慢慢調養，達到“上下相感”。而要達到“上下相感”，必須“智取”，因為“斯民難強之使從”。
怎樣“智取”呢？田嵩年認為：“惟深之以德禮者，其效如神”。這就是說，隻要把“德、禮”深深地灌輸到人們的頭腦裏，使民心領神會，就能達到“智取”的目的。這樣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因此，他發出了“然則禮樂可不講哉”的感歎。要達到此目的（即“深之以德禮”、“講禮樂”），田嵩年又提出了兩條主要措施：其一，立官以治民。田嵩年深知政治路線確立以後，官吏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他提出了一係列吏治措施。這一政見集中表現在《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與《擬上尹竹農中丞書》兩篇文章。在前文中，田嵩年將吏分為“有德之士”與“有才之士”二類。所謂“有德之士”指“與我共腹心”者；後謂“有才之士”指“為我供指臂”者。“與我共心腹”者，即“賢者”，“為我供指臂”者，即“能者”。對於賢者，要給予高官厚祿，擔當統治者的謀士，對於能者，就是要委以重任，為統治者充當幹將。在後文中，田嵩年指出，嘉道年間，在各級地方官員中存在有三個弊端。第一是“狡黠之吏”，他們善事權貴，巧中傷人，“平日不能以之自律”，常常“以變通權宜為名，而實則以自匿，意在愚民”，這不過是一群貪官汙吏罷了。第二是“庸猥之吏”，他們見識淺陋，無德無才，“不知法度為何物，一味顢頇了事”。每日吃喝玩樂，虛度光陰，這是一夥糊塗官，是些昏庸之輩。第三是“安靜明白”，他們自恃聰明，鼠目寸光，他們剛當官上任時還表現比較好，“久矣則又視為一切不必”。便躺倒不幹了。這是一班沒誌向、沒有恒心的小人。田嵩年認為：“天下官民皆在紀綱法度之中”，所以，以法治吏實為要事。其二，“養之以學校”。田嵩年飽學多識，又據他的經曆，總結出了要培養忠於統治者的人才，必須從娃娃抓起的措施。這集中表現在他的《君子學道則愛人》與《整飭習敦尚實行諭》兩篇文章中。前文提出：“聖人以道範天下，而學問必先責”。很顯然，他是要儒生成為優秀官吏的預備隊員，從小就要抓文（文化知識）、行（德行）、忠、信。培養當官、當優秀官吏的素質和本領。這是孔丘“學也，祿在其中矣”的具體化。這樣的學校培養出的儒生，再不是“俗吏”，他們在進入仕途後才能“以儒雅靖器淩”，“擴之足以宰天下”。因為這些儒生能夠“本經術為治術”。後文則認為，有了這樣“溫文爾雅”的儒生，就可能讓他們“輔翊聖化”。而要培養這樣優秀的人才，必須：“講而身踐”，這就是他強調的“敦尚實行”。他甚至具體提出了培養儒生的目標和方法，他不希望這些儒生當時和將來僅僅能夠以“燈紅”對“酒綠”，而應“先器識而後文藝”。這裏的“器識”，照田嵩年看來，包括“誌向”，“行履”與“德量”三個方麵，反對“品行不端”、“心術不正”。在修行的方法上，田嵩年在《成己人也、成物知也、成性德也》一文中，講的更為具體，他指出“故君子惟自盡其性以全其所以為德，全其所以為德，則德中為之為仁為知，皆不假他求者也”。你看他是多麼重視人的個性、氣質？修行不能千篇一律，而必須“自盡其德”。果然能夠如此，那麼，“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衡量學業的好壞，他不重視考卷的優劣，他認為：“吾學不以目前為衡，而以將來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