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零年春季，我開始學習講話。我很早就那麼渴望自己能夠發出聲音。我常常把一隻手放在喉嚨上，一隻手放在嘴唇上，嚐試發出一些聲音來。無論對於什麼聲音，我都抱有極大的興趣。聽到貓叫、狗吠，我都愛用手去感覺它們的嘴；有人唱歌時，我喜歡用手去感覺他們的喉嚨；有人彈鋼琴時，我喜歡用手去感觸鍵盤。
在沒有喪失聽力和視力的時候，學說話是相當快的。然而自從那場病，耳朵聽不見後，我就不會說話了。我整天坐在母親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臉上，從而去感覺她嘴唇的開合，覺得很有趣。盡管我早已忘了說話是怎麼回事，但也模仿大家的樣子蠕動自己的嘴唇。家裏人說我哭和笑的聲音都很自然。
有時，我喉嚨裏也能發出聲音，拚出一兩個單詞，不過這不是在和別人說話，隻是在不自覺地鍛煉自己的發音器官。隻有一個字，在我發病後還有印象，那就是“水”（water），我常常發成“Wa……wa”的聲音，這個字的意思慢慢地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來，而我學會了用手指拚寫這個字之後，也就不再發這個音了。
我早就知道，周圍的人都用與我不同的方式在對話。其實在我知道耳聾的人也能學會說話之前，我已開始對自己的交流方法極為不滿了。一個人隻能依靠手語與別人溝通，確實有一種被約束和不方便的感覺。這種感覺越來越讓我不能容忍，我隻想如何全力擺脫這種束縛。我常常急得像小鳥試飛卻隻能使勁撲打翅膀那樣，一個勁兒地蠕動嘴唇，竭力想用嘴表達。家裏人千方百計阻止我用嘴說話，怕我學不好而倍感沮喪。但我毫不灰心。後來偶然聽到娜布·卡達的故事，極大地鼓舞了我學說話的信心。
一八九零年，曾教過蘿拉的拉姆森夫人，剛從挪威和瑞典訪問歸來，隨即來看望我。她告訴我，挪威有一個又盲又聾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達，已經學會了說話。她還沒有給我講完，我就已經急切得五內如焚，暗自下定決心，要學會說話。我纏著莎莉文小姐求她帶我去波士頓找霍勒斯學校的校長薩拉·富勒小姐，以尋求幫助。結果這位慈祥溫和的女士願意親自教導我。於是我從一八九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起，開始跟她學說話。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發音時，讓我把手直接輕放在她的臉上，使我真切領會到她的舌頭和嘴唇的動作。我非常專注地模仿她的每一個動作，不到一小時便學會了如何用嘴說M、P、A、S、T、L這六個字母。
富勒小姐總共給我上了十一堂課。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第一次流暢地說出“天氣很溫暖”這個句子時是怎樣地欣喜若狂！盡然它們隻是磕磕巴巴的幾個音節，但這到底是人類的語言。我感覺到有一種新的力量，把我從生命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用這些斷續而神秘的語言記號，去掌握圓滿的知識並獲得信仰的力量。
耳聾的孩子若是急於想用嘴說出那些他從來沒有聽過的字，想跨越那死一般的無聲世界，衝破那沒有愛和溫暖、沒有蟲唱鳥鳴、沒有奇妙旋律的生活，他就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當他說出第一個字時，那像一股強大電流刹那湧遍全身的震驚與狂喜。隻有這樣的人才了解，我是懷著多麼熱切的心情同玩具、石頭、樹木、鳥兒以及不會講話的動物說話的；隻有這樣的人才能領會，當妹妹能聽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理會我的吩咐時，我內心是如何想要高聲歡唱。
如今我可以用快捷直接的言語說話了，再也不需要別人從中翻譯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難以盡述的。現在我可以一邊思考，一邊說話，而這一點是從前用手指說話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