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秋韋奇伍德一家從倫敦返回梅莊之後，卡羅琳與亨利就正式宣布訂婚了。可能18歲的埃瑪·韋奇伍德希望達爾文會同時向她求婚。但這時他又發現了另一種娛樂，把求婚的想法拋到腦後去了。
1827年春達爾文離開了愛丁堡大學，開始他春季旅行和考察，先在蘇格蘭境內，到東北海邊丹迪·安格斯和聖安得魯斯（屬淮夫郡），折回向愛丁堡以西的斯脫林和格拉斯哥進發，又渡海去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和都柏林。回到家裏不久，又和卡羅琳一道同舅父喬賽亞·韋奇伍德到巴黎等地參觀遊覽。達爾文一生中，隻此一次到過歐洲大陸。
達爾文的這些“遊覽”活動，並非單單是“玩耍尋樂”，這些旅行中，他積攢了許多植物標本，觀察到了許多生物的習性，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存在、演進和發展都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
達爾文的第二個愛好是打獵。“我對打獵是多麼熱愛啊！”達爾文學會打獵是14歲那年。一次，他去斯塔福德城的大拜爾宅探望姑父沙米爾·特鐵斯·高爾頓，姑母法朗西絲是後祖母所生。姑父帶他去野外狩獵，送給他一支獵槍。達爾文不明槍法，向樹枝上正在嬉鬧的群鳥開槍射擊，結果全未命中。在歸途中，姑父嘲笑他說，鳥兒們“蹲在樹枝上都在笑你哩”！達爾文聽了，也不覺好笑起來，回到蒙特的家中，他決心勤奮練習射擊技術，很快就百發百中。過了一段時間，姑父又來蒙特宅作客，達爾文就請他到花園中去，在那裏把一雙手套擲向空中，表示向他挑戰，決一勝負。姑父見了他的射擊本領，對他這種不服輸的精神大為讚歎。
姑父的父親沙米爾·約翰·高爾頓，在伯明翰開設軍工廠，所以能提供精製的獵槍。他在1785年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並且著寫了四卷少年兒童讀物《鳥類自然史》，用筆名於1786至1791年出版。這也是達爾文非常喜愛的讀物。
第二個教達爾文如何熟練地使用獵槍的就是舅父喬賽亞了。在占地約6000公頃的梅莊領地內有很多鬆雞和其他飛禽，而在什魯斯伯裏城郊的鄰人歐文家的窩特浩思領地內就更多了。歐文是當地的老鄉紳，家裏很有勢力，又與達爾文家處的較好，在達爾文10歲時候，兩家的孩子就常到一起玩耍。每逢秋天，達爾文都要忙裏抽閑到這兩處打獵。達爾文興致非常高，以致睡覺的時候，都把獵靴解開放在床邊，以便晨起穿靴時不至耽誤半分鍾的時間。有一次天亮之前，達爾文到梅莊的一處很遠的獵場去打鬆雞，同獵場管理人員在叢林蔓草裏跋涉了一整天。
達爾文從1826年8月下旬直到返回愛丁堡大學完成最後三個學期的醫學學習之前這段時間裏，他得到允許，在兩處獵場自由狩獵。癡心的小埃瑪此時正等待他去求婚，可他卻把心思全部用在打獵上了。
達爾文在這方麵算不上一個特別高明的射手，有時同伴們和獵場看守還取笑他。有一次，他同歐文先生的長子歐文大尉、他的表弟希魯少校——後來的貝裏克勳爵，在窩特浩思打獵。每一次當達爾文以為射到一隻鳥的時候，他們之中的一人就裝作裝火藥的樣子，並且喊道：“你不必計算那隻鳥，因為我也同時開槍了。”獵場管理人員也在一旁幫他們的腔。過了幾小時後，他們告訴他這是開玩笑，但達爾文卻不覺得好玩，認為是對他的一種侮辱。盡管這樣，這兩位都是他最喜歡的人。
他十分喜愛打獵這種運動，一度竭力使自己相信這是一種腦力活動，無論是尋野禽還是操縱獵犬都要有相當的技巧。然而，在他一生的最後20年中，竟反對所有射殺野獸野禽的運動，並禁止那些企圖在他的領地上打獵的人。
喬賽亞組織的打獵會和夏天在梅莊室內舉行的宴會一樣，有許多名人參加。其中一個是喬賽亞的連襟詹姆士·麥金托什（1765—1832年）爵士，他是哲學家和政治家，知識廣博，也曾在愛丁堡學過醫，後來同達爾文一樣感到幻想破滅。他善於言談，是達爾文所遇到過的一個最健談的人。他談論曆史、政治、道德和哲學的學問，達爾文幾乎一無所知；他的政治見解，更使達爾文欽佩得五體投地。所以每當他談話時，達爾文總是熱情認真地洗耳恭聽。他後來談到達爾文時曾說：“在這個年輕人身上，總有一些東西使我感興趣。”
在這兩三年間，達爾文在梅莊都是十分快樂的。他認為：“生活在那裏是完全自由的。”
除了打獵以外，在鄉村林蔭小路上散步或騎馬都是很適意的。愉快的笑談，唱歌跳舞，欣賞湖光山色和鳥飛魚躍等等，給達爾文留下了深深的美好印象。當然這與舅父母對他十分鍾愛也有直接關係。
達爾文對喬賽亞也極為尊敬，“他沉默寡言，因而顯得是一個頗為嚴肅的人，不過有時他也同我高談闊論。他是一個是非極其分明的最典型的正直人。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越出他所認定的正確軌道一步。我常常在心裏用霍勒斯的頌歌中的名句來形容他，雖然這些詩句現在已經不太記得起來了，但有一句還記得：‘暴君的麵目……’”這首頌歌的全句是：“群眾的盲目熱情，暴君的凶惡麵目，亞得裏亞海的狂風巨浪，宙斯手中的迅雷閃電，都不能動搖追求真理、意誌堅定的人。”
就是在那些個秋天的夜晚，達爾文開始對音樂發生了興趣。
他是個音樂盲，幾乎分不出音階與音階之間的差別，可他卻開始對偉大作曲家的作品著了迷，特別是對巴赫（1685—1750年，德國人）、漢德爾（1685—1759年，英、德混血作曲家）和莫紮特（1756—1791年，奧地利人）的作品著迷。
有時韋奇伍德家兩個大女兒用鋼琴演奏這些人的作品，而打獵歸來的人們呷著葡萄酒，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打盹，一天的奔波把他們累垮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使他們感到舒適而溫暖。有時，韋奇伍德請一個小型管弦樂隊，在他們用餐的時候和在飯後進行演奏，梅莊的房子裏充滿了提琴和豎琴的悠揚而哀怨的音調。
在去世前的幾年裏，達爾文寫道：“我真希望我當時像研究科學那樣認真地研究音樂。我相信，一旦掌握了理論，一旦學會了區別一個個音符，我也能成為作曲家。人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藝術的製約，音樂藝術無疑是其中之一。”
達爾文在愛丁堡的兩三年間，所進行的這些旅行與打獵，對於他後來的工作也都是有用的，因為在這些活動中，他更進一步地學會了觀察動植物、搜集動植物標本，以及對於地質、礦石的觀察和研究的方法。
達爾文父親認為兒子放棄學醫，將來無一技之長，如果放蕩不羈，就可能淪為一個遊手好閑的人，不但不能成家立業，甚至連生存都會成了問題。所以在1827年末，達爾文父親把他的小兒子從愛丁堡大學叫了回來。他已無計可施，隻好還按原來的計劃辦事，叫達爾文去當牧師。達爾文在梅莊大搞體育運動的消息使他極為震驚，他非常激烈地反對達爾文變成一個遊手好閑的打獵家，他決意讓兒子改過自新。
達爾文自己考慮了一番，也就接受了父親的勸告。但是，達爾文後來始終沒有做牧師。在《物種起源》發表之後，達爾文曾遭受到宗教界方麵嚴厲的攻擊。達爾文自己說：“回想起我從前曾一度想做牧師，實在不免有些滑稽。”
父親和塞繆爾·巴特勒博士商量了很長時間，後來巴特勒勸他在聖誕節假日期間把這孩子交給一位導師，於是他把達爾文送進了劍橋基督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