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位於長江下遊北岸的一個偏僻小鎮上的一所農村初級中學，在中國基礎教育史上掀起了一場不小的波瀾，這便是江蘇省泰興市天星鎮洋思中學。
這所1980年創辦，施教區隻有6個村的農村初中，1991年隻有校園麵積8804.4平方米，建築麵積1015平方米，固定資產32.54萬元，6個教學班，在校學生296名，教職工13名，到2001年已發展為校園麵積69368平方米，建築麵積31057.5平方米，固定資產3753.36萬元，51個教學班，在校學生2502名，教職工135名。成為江蘇省乃至全國農村薄弱學校改造的一個楷模。
自1991年以來，洋思學生的入學率100%，鞏固率100%，畢業合格率100%，體育達標率97%，畢業生升學率97%，而學生的近視率卻控製在10%左右，他們以三流的辦學條件、三流的師資基礎、三流的生源質量，創造了泰興市乃至蘇中地區的一流業績。成為江蘇省乃至全國農村初中實施素質教育的典範。
《中國教育報》、《人民教育》、《江蘇教育報》都相繼給予詳細報道。洋思經驗被概括為“洋思現象”、“洋思之路”、“洋思原理”、“洋思奇跡”……於是，全國各地慕名前來參觀、考察、學習者接踵而至，絡繹不絕。據洋思人統計，十年中到洋思參觀、考察、學習的人達30萬之眾。
筆者有幸於2004年初春去洋思考察，應屬遲到的學習者。雖然此前曾多次閱讀有關洋思經驗的宣傳、報道文章，但真正到洋思去一走、一看、一聽、一問，方有百聞不如一見，不虛此行之感慨。
考察歸來，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久難平息。很想就“洋思現象”寫點什麼，怎奈洋思人的理念、洋思人的做派、洋思人的成績，早被專家、學者、同仁們多角度概括，全方位介紹透了，既有單篇，又有專著。我不想拾人牙慧，又能寫些什麼呢？品味再三，草成此章，未必能夠獨辟蹊徑，但總算表達了我對洋思同仁的一份敬意，也算給派我前往學習的同仁有個交代。
一、洋思給了我們什麼
從洋思考察開始，直到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始終為一個問題困惑著，那就是：洋思到底給了我們什麼？
也許有人會說：洋思給了我們信心。她讓我們相信“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沒盡心的老師”，她讓我們看到了“每個學生都能合格”、“每個學生都能進步”的現實。
也許有人會說：洋思給了我們教學模式。所謂“先學後教，當堂訓練”，所謂“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
也許有人會說：洋思給我們提供了學校管理的新思路，那就是“包”字當頭，一包到底，層層落實責任製。
……
這些說法都對，也確實是洋思給我們的。但我卻覺得不應該僅僅是這些。如果僅僅是這些，洋思給我們的就太少、太膚淺了，那麼全國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不遠千裏、萬裏，耗費巨資，去洋思參觀、考察、學習就太不值得了。恕我直言，單就上述三方麵，盡管那的確是洋思成功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三條經驗，我仍覺得並不新鮮。
難道不是嗎？
洋思的辦學理念是“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沒盡心的老師”，這和美國教育家布魯姆的“隻要選擇合適的方法，95%以上的學生都是可以教育好的”理論又有多少區別呢？我認為洋思人隻不過把它中國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了。
洋思的教學模式是“先學後教，當堂訓練”，其實質和目標教學“展標定向、導學達標、達標測評、反饋矯正”的模式仍然如出一轍，和邱學華的“嚐試教學法”異曲同工。
像這樣本質相同、表述不同的、先進的教育理念，古今中外何其多矣！至於類似異彩紛呈的教學方法更是不計其數。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我們學習過多少，研究過多少，實驗過多少，我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統計了。布魯姆的《掌握學習理論》、《教育目標分類學》，在我國很多地區不是很早就有人在研究、在實驗嗎？可是洋思隻有一個！
至於作為洋思成功過程保障的管理環節，“一包到底，層層落實責任製”，就更不足為奇了。教育內部推行“四製”（即校長選任負責製，教師全員聘任製，內部分配結構工資製，教育工作崗位責任製）已經有好多年了。可是洋思仍然隻有一個！
洋思是神奇的，洋思的魅力是無窮的，“洋思現象”需要品味，洋思的內涵需要挖掘。
（一）什麼樣的學校才稱得上好學校
一度時間，我曾在許多學校看到、聽到這樣三條承諾：群眾滿意、社會認可、政府放心。毫無疑問，做出這三條承諾需要勇氣、需要膽量、需要思想，但是兌現這三條承諾更需要付出、需要奮鬥、需要踐行。如果把這三條作為辦學目標，無疑是一個誌存高遠的目標；如果把這三條做為衡量一所好學校的標準，無疑是最樸實、最簡潔、最具實質意義的標準。洋思人沒做過這樣的承諾，但是洋思的確是最符合這三條標準的一所好學校。
洋思中學有三多：
一是要求送子女來洋思讀書的家長多。我考察洋思時，洋思中學在校學生3100多名，其中外地學生占了80%。據說，每年暑假都有來自全國各地上千名的家長送子女來洋思報名，盡管學校將招生計劃一再增加，但還是擋不住洶湧而來的求學潮。學校一再做工作，家長就是不改初衷：孩子能在洋思讀書，是我們做父母的最大心願。據說來洋思求學的學生還有從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名牌學校轉來的。
二是前來考察學習的教師多。1994年，“洋思之路”聲名遠播，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教師擁入洋思。巨大的接待任務，使學校的人力、財力、物力都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為此，從1996年起，他們開始以收取參觀者成本費的方式，來緩解學校的財務壓力。盡管如此，每年來訪者仍遞增20%左右，10年時間，來訪者人數已經突破30萬。據說好多地方到洋思參觀有七八次之多，有些考察者在洋思一住就是一星期乃至一月。
三是應邀外出講學、講課和獲得省級以上表彰的教師人數多。據統計，從1994年起，洋思中學有12名教師近百次外出講學，有12名教師外出上示範課300餘節，有7人獲得省優秀教育工作者、省勞動模範、省特級教師、省名校長和全國優秀教師、模範教師等榮譽稱號，校長蔡林森還兩次受到江澤民總書記等中央領導的接見。與此同時，學校獲得的榮譽也與日俱增：省德育先進學校、省教育現代化示範初中、省模範學校、省先進集體、省文明單位等等。
在舉國上下學習、貫徹、落實江澤民同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過程中，作為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我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學校如何踐行“三個代表”？學校曆來都是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而存在的，所以它要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是很容易做到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所以學校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也不難做到。難的是學校如何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考察洋思之後，使我猶如醍醐灌頂，翻然醒悟。人民群眾需要什麼樣的學校？人民群眾需要一所讓他們的子女既能進得去，還要留得住，更能學得好的學校。洋思就是這樣一所好學校，洋思用“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向廣大家長做出了鄭重承諾，洋思也用他們實實在在的成績向廣大家長兌現了他們的承諾。那就是：連續多年學生入學率、鞏固率、畢業率、合格率一直保持為100%，升學率97%，體育達標率97%，近視率低於10%。所以家長信賴洋思，群眾擁戴洋思，社會認可洋思，政府放心洋思。
毋庸諱言，升學率高是群眾歡迎、信賴、擁戴洋思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也是當今許多名校之所以出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而且當今在衡量一所學校好壞的所有指標中，“升學率”是一個無法用其他任何指標替代的指標。這說明什麼？說明人民群眾需要。高升學率，就是人民群眾對教育、對學校的根本要求。這似乎會招來“應試教育”的微詞，但這的確是現階段中國的國情。
現階段中國的國情是什麼？就是人口眾多，升學競爭激烈，就業壓力極大；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大差別”短時期內還不會消滅，大部分農村生產、生活狀況雖不能說還處在“刀耕火種”的時代，但生產方式仍然比較原始，比較落後，人力仍然是最主要的生產力，尤其西部地區廣大農村，距離現代化的生產、生活還十分遙遠；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仍然很突出，農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艱苦。這種國情就影響著、逼迫著、決定著廣大農村孩子對待求學的心態，那就是：他們不願意像自己的父輩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麵朝黃土，背負青天，汗流浹背，和土地打一輩子交道。他們求學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現實：他們要鯉魚跳龍門，改換門庭，光宗耀祖。也許你覺得抱這種觀念太保守，太落後，甚至有些封建色彩，但這的確是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如果忽視這一現實，脫離這一現實，來談讓群眾滿意，社會認可，政府放心，談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認為不是假話也是空話；不是大話也是套話。
也許有人會說：你大談人民群眾的需要是不是別有用心？是不是在為“應試教育”招魂，來借機否定素質教育？關於“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問題，後文我還想專題討論。這裏要提醒讀者的隻有一句話：洋思是全國實施素質教育的典型，不是應試教育的典型。至於洋思是如何實施素質教育的，已有許多公開發表、出版的精彩介紹，有單篇，也有專著，我不想鸚鵡學舌，也沒有筆力寫得那麼精彩。不過我建議有興趣了解洋思的同仁，有可能的話親自到洋思走一趟，親眼看一看，親耳聽一聽，親身體驗一次，效果會更好！
這裏隻介紹一點：洋思開設了生活課程，教學生學會吃飯、學會睡覺、學會洗澡、學會洗衣、學會管理錢物……為此，洋思設有專門的生活指導老師。在“生活課程”實施中，他們強調育人、提高學生素質，是食堂、宿舍管理的首要任務；強調從點滴做起，嚴格訓練；強調及時表揚，樹立典型；宿舍餐廳都有廣播，表揚評比欄，周周公布各班學生生活情況，月月評文明餐桌、文明宿舍。他們把“生活課程”的實施情況列入“三好生”的評比。“三好生”所在宿舍必須是文明宿舍，所在餐桌必須是文明餐桌，否則，就不能評上“三好生”。他們的食堂管理中有平等觀念的教育，有勞動觀念的教育，也有真誠助人思想的教育。他們的宿舍管理是十分嚴格的，諸如20分鍾時間必須完成穿戴整齊、整理床鋪、洗漱完畢集合站隊，先起的同學必須叫醒後醒的同學，等等。這裏有效率意識的教育，有友愛思想的教育。在洋思，寄宿生的零用錢都存放在生活指導老師那裏，要用向生活指導老師支取，且要說明用途，無特殊情況，一次支取不得超過10元。這裏有艱苦奮鬥思想的教育，有科學理財觀念的教育……
這些都是國家課程計劃中沒有的，這些都是洋思人在實施素質教育過程中的創新。相比我們一些學校，口頭上隻會喊素質教育的口號，行動上卻隻會搞一些課外興趣小組，隻會讓學生背誦中小學生《日常行為規範》的條文，誰是素質教育，誰是“應試教育”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二）怎樣辦好一所學校
怎樣辦好一所學校是一個龐大的、深刻的命題，可以寫一部甚至多部專著，古今中外已有許多教育專家有過太多太多的論述。我沒有能力思考那樣深奧的理論問題，也不想構寫那樣的高堂講章。我隻想就品味“洋思現象”過程中的幾點啟示，求教於方家。
洋思無疑是一所好學校。但洋思的“一好”（好學校）至少是用“五好”換來的。
第一好：洋思有一個好理念。
洋思的辦學理念“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沒盡心的老師”，令人感觸最深，也讓人覺得難能可貴。因為他們從不挑剔學生，也不選擇學生，這是當今許多名校難以做到的。這個理念好就好在它不是對某一家教育理論或學說的係統運用或驗證，而是在本土背景下，基於自己長期教育實踐感性經驗的理性概括；也不是對某一些教育理論或學說的零散運用或驗證，而是源自於自己實際的辦學成果，又與新課程的諸多期望“不謀而合”或者說“殊途同歸”。因此，既具有很強的原創性、獨創性，也具有很強的超前性、預示性，實屬難能可貴。這個理念好就好在它的語言表述完全沒有故作高雅、故作深奧、故作新穎，故意讓人難以捉摸的意思，而是完全中國化、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的，任何人都能看得懂、聽得懂、理解得了，接受得了；同時又能給人以啟迪、給人以信心、給人以力量。
第二好：洋思有一位好校長。
李嵐清同誌曾經講過一句話：“一名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這句話曾經被許多行政領導在講話中無數次地引用過，但很少有人去仔細思考過，什麼樣的校長才稱得上是好校長？洋思中學的校長蔡林森可以作為這句話的一個印證。
首先，蔡林森是一位對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有著深刻理解的校長。
蔡林森，生於農村，長於農村，當過幾十年民辦教師，直到1986年才轉為公辦教師。他幾乎教過初中的每一門課程，而且教一門、鑽一門、精一門，對整個初中教學業務可謂“爛熟於心”。可以說他既熟悉農村、熟悉農民，又對農村基礎教育、對知識分子有著最深刻的理解。他十分清楚農民對基礎教育的需求是什麼，他更清楚知識分子需要什麼。在他的人格結構中兼容了兩種最優秀的品質：一是中國農民特有的質樸、勤勞、艱苦奮鬥、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二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自省意識。前一種品質表現為他的人生哲學是：吃苦就是享福；他的座右銘是：要教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教師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後一種品質表現為他的教育理想是：教好每一個學生；他的用人標準是：讓最能教學的當教導主任。所以有人把蔡林森譽為“鄉村教育家”，實在是再貼切不過了！
其次，蔡林森是一位充滿愛心的校長。
沒有人會想到，蔡林森“沒有教不好的學生”的教育信念，以及他的“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的教育方法，不是源自於師範大學教科書，也不是源自某個教育家的理論體係，而是源自於他教育自己孩子的親自實踐、切身體會。
蔡林森有三個孩子，小學時成績都不理想。特別是他的女兒，快小學畢業時，問直徑為1cm的圓周長是多少，她也不知道。結果連初中都沒考上，小學老師對他開玩笑說：“你的孩子是一個不如一個”。後來，他把三個孩子先後都帶進了洋思中學自己教。他一不給他們資料，二不給他們補課，主要抓了引導孩子自查、自糾，力求“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具體講，每天中午，他叫孩子口述上午學過的例題，口答練習題。如果哪一道錯了，就在那道題的旁邊打一個“？”，讓孩子自己思考更正，孩子拚命地動腦筋，嘴裏不停地問“怎麼錯了？怎麼錯了？”急得滿頭大汗，他還是不講，耐心地等待孩子的回答。等呀，等呀，孩子終於驚喜地叫起來，說出了正確答案。他笑著說：“對呀！”以後，他利用散步、洗腳，在床上沒睡著的時候，再問幾十道類似的題目，讓孩子真正地理解並能運用。每天晚上都讓孩子默寫英語單詞。錯了的，讓他自己更正，並記下來，反複檢查。星期六回家，一邊走，一邊問，把本周的錯題再查一下，錯了，再更正。就這樣，孩子把課本上的每一道習題都搞熟了，就變巧了。讀完初一年級時，他的三個孩子都成了好學生，都會自學。從此，他們越學越好。這活生生的事實在他的腦海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他想：如果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去教每個學生，還有哪個教不好呢？一種教好每一個學生的責任感、使命感便在他胸中油然而生。這不就是我們常說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