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德國回國後，迪斯累利離開了律師事務所，決心幹一番大事業。1824年，他剛好20歲，便參與了一樁美洲礦業公司的投機事業，負責編寫介紹礦業公司的小冊子。父親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約翰·馬雷欣賞他的才能，約他合資辦一份日報，取名為《代表》，他慨然應允，不料半年後公司破產，迪斯累利負了一大筆債。這筆巨債成了他整個前半生背上的一個沉重包袱，直到十幾年後才還清。辦報自然也成了泡影。為此還同馬雷翻臉發生爭吵。投機事業受挫後，他繼續從事創作。1826年，他的一部化名中篇政治諷刺小說《維維安·格雷》問世。小說諷刺攻訐馬雷，描寫《代表》報事情的經過。但他本人的作者身份很快暴露，因而遭到馬雷和文學界朋友們的冷遇。這一係列變故坎坷，對一個初出茅蘆的年輕人來說簡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擊，他幾乎精神失常。為了恢複健康和避開文壇風潮，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養病期間又寫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記》、《年輕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累利現地中海沿岸和近東國家進行了一次長達16個月的旅行，遊曆了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這次長途旅遊在迪斯累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轉折的意義。他的健康完全恢複。在國外，尤其是在近東的訪問，引起了他對政治、外交的濃厚興趣，深感要在事業上有所建樹，必須投身於政治鬥爭。
從國外回來後，迪斯累利決心競選議員。1832年初，他搬入倫敦西區（資產階級聚居區），開始進入豪華府邸，走訪政界名人，參加上流社會的社交沙龍，展開了積極的競選活動。他華麗的穿戴，自矜的態度和做作的姿態，帶有猶太人特征的英俊麵孔，使他所到之處都比較引入注意。在此期間，他還從事活躍的文學創作，出版了他的新作，傳記體小說《康泰利尼·弗來銘》（1832年），詩集《革命家厄波克》（1834年）和《阿拉科斯伯爵的悲劇》（1839年）。
迪斯累利在思想上傾向於托利黨，但當時正值1832年第一次議會選舉改革前後，輝格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居優勢。這使他左右為難。審時度勢，迪斯累利決心以獨立的激進派麵目出現。他在一次競選中說：“我不管什麼黨不黨，我是無黨無派，獨立站在這裏”。又說：“我也是保守黨，保持我們製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進黨，革除我們製度中一切壞的”。但是，沒有明確的黨派背景，畢竟得不到各方麵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幾次在家鄉附近外康布城鎮的競選行動都遭到了失敗。1835年，迪斯累利加入以托利黨為基礎的保守黨。
在這期間，由於迪斯累利的做作、債務與一位爵士夫人亨利塔公開的暖昧關係，他名聲不佳。後來他還以他的這段風流韻事創作了小說《亨利塔神廟》。到1837年他第五次參加競選時，才在溫德漢·列維斯幫助下，兩人一起作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黨議員進入議會。他在議會的首次演講不大成功，但他最後仍滿懷信心地說，“現在我要坐下來了，但你們願意聽我講話的時侯一定會到來。”不久列維斯病逝。1839年，年方35歲的迪斯累利同列維斯的遺孀，比他大12歲的瑪麗安娜·伊萬斯結婚。這樁婚事在上流社會受到非議和譏笑，男女雙方被認為在各方麵都不般配，也不門當戶對。迪斯累利迎娶瑪麗安娜當然與看上了她的錢財和權勢有關，瑪麗安娜下嫁迪斯累利也因看上了他年輕、英俊和有才學。不過兩人婚後都忠於自己的選擇和權衡，生活美滿，白頭偕老。迪斯累利飛黃騰達後也未見異思遷。後來瑪麗安娜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透露：“迪斯當初是為了我的錢娶我，但如果他再有機會選擇，他便會為了愛情娶我。”婚後迪斯累利拖了十幾年的老債迅速償清，他得以輕裝上陣，全力投入政治活動和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