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分工，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這兩種勞動都是社會必需的，並沒有高低之分，不過他們各自有其適當的地位和不同的作用。
生產勞動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也是非生產勞動存在和發展的前提。馬克思指出：“隻有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生產性，總之，隻有生產工人創造的、但沒有被支付過代價的那個餘額，才提供支付非生產勞動者的基金。”“這些生產工人創造著養活非生產勞動者，因而使他們得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這是完全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因此，我們安排國民經濟必須確保生產部門、生產勞動占主要地位。隻有生產部門的發展，生產勞動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剩餘產品，才能為非生產部門的發展提供物質前提，才能有更多的勞動轉為非生產勞動。但是，今天仍然存在沒有很好處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關係的現象，如行政機構臃腫，非生產人員比例過大，流通環節過多，脫離生產發展水平大建樓堂館所等非生產建設，參觀、開會等非生產性開支壓不下來等。這樣，非生產勞動與非生產開支占的比例過大，脫離了生產勞動提供的物質基礎，必然阻礙生產的發展，最終影響各項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那麼，非生產勞動是不是不必要的，低人一等，越少越好呢？不是。不能把非生產勞動看作不必要的勞動、無效的勞動或有害的勞動。它所以是非生產的，是因為它不直接生產物質產品，但對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滿足社會與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卻有著重要的作用，因而是不可缺少的。馬克思在分析從事商品流通的勞動者時指出：“他執行一種必要的職能，因為再生產過程本身包含非生產職能。他和別人一樣勞動，不過他的勞動的內容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產品。他本身屬於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他的作用寧可說是使社會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隻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縛在這種非生產職能上。”商業部門把生產和消費聯係起來，幫助生產部門把產品銷售出去。金融業通過信貸、結算來推動生產。它們雖然占用一部分勞動，卻節約了生產部門更多的勞動。
科學研究部門中，直接與物質生產有關的勞動，如提供設計、承擔產品試製、技術鑒定等應該屬於生產勞動。不是和產品生產直接聯係的科學研究活動，不能直接生產物質產品，不屬生產勞動，但科學研究的成果對生產的發展則有著巨大的作用。教育不僅滿足人們對文化的需要，還擔負培養勞動力的任務。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是物質生產的必要條件，維持勞動者的體力和腦力需要生活消費，從精神上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則要靠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則要靠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因此，教育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起著重要的作用。教育與生活消費一樣，是獨立於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之外的，它雖然參與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本身並不生產物質產品，因而不應該把教育部門看作是生產部門。
如前所述，社會需要的滿足，除了靠生產部門生產足夠的物質產品以外，還必須依靠非生產部門。過去，那種輕視非生產勞動，片麵強調生產勞動的思想曾經給我們的經濟建設帶來了有害的影響。片麵強調發展生產城市，就是一個突出的表現。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舊城市，依賴於帝國主義的商業、金融業占主要地位，工農業生產能力極低。我們把這些城市改造成生產城市，成績是巨大的。但是，在城市建設中長期存在著有“骨頭”沒“肉”的問題。隻顧建立工廠，不注意居民住宅、公用事業、商業、服務業和文教衛生事業建設的現象相當普遍。甚至風景區、文化中心也硬要建成工業區、生產城市。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我國商業職工在全體職工中所占比例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1977年與1957年比較，全國全民所有製職工增加了一倍半，而商業職工隻增加了1/3左右，商業職工占全體職工的比例由1/9降為1/13，平均每個商業人員服務的人口增加了45%。城市人口增加了，生產發展了，商業服務業網點卻沒有相應增加，甚至減少了。以北京為例，飯館、飯攤，1949年是10000多個，1954年減為9000多個，1964年減到1100多個，到1972年減到600多個。教育事業經費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下降。1950年到1965年約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37%。1966年到1976年減為1.1%，1977年到1978年略有回升，仍然隻有1.12%。從1966年到1976年，中學學生增加了五倍以上，而中學經費隻增加1.58倍。小學學生增加一倍以上，而小學經費隻增加14.68%。因此，在城市中，普遍存在住房擁擠、買東西排隊，乘車、看病、上學、看戲困難。這些嚴重影響了廣大職工的生活，也就妨礙了生產的順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