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蘇星同誌通電話中知道徐禾同誌去世了，這使我回憶起1960年和徐禾同誌相識以來的一些情景。我是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班的學生，當時參加了《政治經濟學概論》的編寫。徐禾同誌沒有給我們上過課，在編書組裏我們稱他徐禾同誌，而不稱老師，可能是因為人大有革命幹部學校的風氣，當時又處於“大躍進”的年代。
從建立編書組到大綱的設計，從起草到修改始終是徐禾同誌組織領導的。他在全書中隻承擔了個別章節的撰寫，有同誌據此否定徐禾同誌對這本書的貢獻，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本書是集體的成果，但字字句句都傾注了徐禾同誌的心血，他是這本書真正的主編。至今很多學者還把這本書看作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優秀著作。一位中年教授對我說，他們上大學就讀這本書，如今浮躁風盛行，很難有這樣的書出現。這是和徐禾同誌的深厚功底、廣博知識和文化修養分不開的，當然還要加上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記得他要求我們動筆要字斟句酌，表述要嚴謹。大家都說徐禾同誌在文字上“摳”得厲害，這並不是鑽牛角尖，而是要求概念準確、邏輯嚴密、講究語法、用詞規範、論述到位。
編書過程充滿了民主討論的風氣。對提綱、書稿的討論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但是各種意見可以充分發表。雖然編書組裏有很多年長的骨幹教師，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也都能暢所欲言，展開爭論。編書的過程也是培養和鍛煉青年的過程。我在這段時間裏，深得徐禾同誌和其他老師們的教誨，得到難得的鍛煉。
1973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這本書。當時我在外地工作，就曾在火車站和軍營中看到一些青年在認真閱讀這本書，當時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事業一片蕭條，這本書的出版為人們關注。徐禾同誌當時曾出席了人民大會堂的一次節日慶典，名列新華社報道的名單，我在報上看到。這可能與這本書的出版不無關係。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在新華社內參上看到徐禾同誌寫的按勞分配的文章。《編者按》對此評價頗高。我們見麵時談過此事。我調北京後，和徐禾同誌見過幾次。值得懷念的是在香山別墅的一次相聚。大概是1991年，施政一同誌主持民族經濟研究成果的評審，請徐禾同誌任評委會主任，我是評委。因此難得地相聚了好幾天。在評審過程中徐禾同誌表現出對青年同誌嚴格要求和寬厚愛護之情。徐禾同誌這時常參加中華文化古城的活動。在會上他朗誦了赴拉薩所寫的優美詩篇。這時我看到這位邏輯思維嚴密的經濟學家成為一位充滿形象思維的激情的詩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會上請於光遠同誌作報告，會議由徐禾同誌主持，會後拍照留念，他們兩人還單獨合影。這兩位學者曾因觀點分歧引起過比較激烈的爭論。會前我還有點擔心。會上兩位學者的風度令人敬佩，應傳為佳話。記得在一次飯後散步時，徐禾同誌談過一些對於光遠同誌公平和肯定的看法。
1996年我在人大參加一個會議，會後找周新城問了徐禾同誌的具體住址，到他家拜訪。迎麵撲來的是一條小狗，他說是他孫子的寵物。看來退下來以後，徐禾同誌過著悠閑的生活。不過還是談了一些對當前改革開放的看法。因談到一篇文章，我回去後，寄去了一本載有這篇文章的雜誌。這是最後的一次見麵。
寫這點回憶來表達對徐禾同誌這位老師的悼念之情。
原載2002年9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