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偶爾去音樂廳或劇院欣賞音樂和戲劇之外，愛因斯坦最大的歡樂，是和朋友及家人的交往。
這種與朋友親切而坦誠的交往，是愛因斯坦一生中始終保持的習慣之一，也是他得到快樂和享受的途徑之一。
在瑞士聯邦工業大學讀書時，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首推馬爾賽爾·格羅斯曼。
格羅斯曼與他的雙親住在蘇黎世湖邊的塔爾雅爾村。愛因斯坦上課時，就和他坐在一塊兒，而更多的時候，是他等著看格羅斯曼的課堂筆記。
每當周末，愛因斯坦便來到格羅斯曼的家裏，兩個人在蘇黎世湖邊漫步，談論科學，談論文學，談論世界……
這兩個年輕人的衣著、外表和舉止，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是衣著整潔，一個是不修邊幅；一個是兢兢業業的模範學生，一個是經常陷入“非常之想”的幻想家；一個是說話有分寸、辦事有條理、舉止禮貌的瑞士公民，一個是目無權威、離經叛道、不拘小節的無國籍“流浪漢”。
可是，科學的無比威力把他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無論是大學時代，還是後來攀登物理科學高峰的奮鬥路上，兩個人都是誌同道合的親密戰友！
格羅斯曼的雙親非常喜歡這個隨和開朗又富於熱情的小夥子。
多年以後，格羅斯曼年邁的母親仍然能夠十分準確和詳細地敘述出愛因斯坦第一次去她家裏時的情況。
有些感冒的愛因斯坦圍了一條非常古怪的圍巾，使他的樣子看上去令人發笑。
原來，這條所謂的圍巾，是他從那位善良的女房東的櫃子上借來的一塊長條桌布。
這位房東太太非常喜歡聽愛因斯坦拉小提琴，為此，甚至可以“不惜任何代價”。這塊長條桌布，就是房東太太主動借給他使用的。
在大學時代，愛因斯坦經常拜訪的另一個家庭，是古斯塔夫·邁耶爾一家。
邁耶爾曾經在德國的烏爾姆小城住過，與愛因斯坦的父親海爾曼是誌趣相投的好朋友。他們之間友誼的紐帶，是海涅、但丁、席勒的著作。
多年以後，在邁耶爾夫婦金婚紀念日時，遠在美國已經成為世界名人的愛因斯坦，仍然記掛著他們，他寫信祝賀：
早在鸛鳥剛想把我從它無窮無盡的寶庫中送出來的那段時間裏，在烏爾姆，你們就是我雙親敬愛的朋友。當1895年秋天，我隻身來到蘇黎世並考試落榜的時候，是你們給了我衷心的支持。在我上大學的年代裏，甚至於當我穿著肮髒的鞋子從烏特裏堡去拜訪你們的時候，你們家好客的大門始終為我敞開著。
如果說，愛因斯坦與上述兩個家庭的關係是友誼和感情的話，那麼，他和米列娃·瑪利奇的交往，則是思想和科學。
米列娃·瑪利奇是一個塞爾維亞姑娘，也是在1896年進入瑞士聯邦工業大學的，與愛因斯坦是同期同班的同學。
米列娃是一個外表嚴肅、沉默寡言的大學生，無論在智力上還是在外貌上，她在工業大學的校園裏都不出眾。
一開始，愛因斯坦和她接觸，是因為他們都喜歡讀一些物理學大師的著作，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讀書的心得體會。可是很快地，兩人的交談變成愛因斯坦的獨自演講，而米列娃僅成了一個專心致誌的聽眾。
重要的是，兩個人都覺得這樣不但沒有什麼不便，反倒是滿足了各自的需要：一個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出來，增強了思想的邏輯性和係統性，檢驗和修正了不當之處；而另一個，則把聽愛因斯坦的科學獨白作為增長知識、開闊視野的絕好機會！
當然，愛因斯坦也有洗耳恭聽的時候。
幾乎每一次，米列娃在愛因斯坦從科學獨白中清醒過來以後，都要耐心地告訴他，他的鞋子沒係帶，或是他該理發刮胡子了，如此等等。
久而久之，米列娃成為愛因斯坦處理生活瑣事的“良師益友”，兩人幾乎是誰也離不開誰了！
1900年秋，愛因斯坦通過了畢業考試。
成績如下（滿分為6分）：理論物理5分，實驗物理5分，天文學5分，函數學5.5分，熱傳導論文4.5分。
愛因斯坦的考試成績是優秀的，他和同班的其他3位同學，其中有格羅斯曼，取得了當教師的資格。
格羅斯曼和其他兩位同學，在正式取得教師資格後不久，就在瑞士聯邦工業大學獲得了助教的職務。
所有的人都對在助教的名單中沒有愛因斯坦的一席之地深感驚訝！
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原來是韋伯教授認為愛因斯坦盡管具有較強的科學研究能力，可是，基礎知識不夠紮實，4年中，他幾乎沒上物理課，並且毛手毛腳，誰都記得兩年前的實驗室“爆炸事件”。
於是，韋伯教授的意見成為無法辯駁的決定性意見。
愛因斯坦留校工作的申請被否決。這件事情對他的打擊是巨大而又實際的。
他希望能夠留在大學裏工作，以便有一個安定的生活和一份穩定的收入，不僅可以減輕家庭的壓力，還可以為自己的科學研究事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客觀條件。
他萬萬沒有想到，中學時代的厄運，竟然又在他的大學時代重現。
1912年，韋伯教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