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後，美國行使對日的管理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自己在戰後日本的改造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而感到自豪。1945年8月29日，電台發布了由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聯合下達的對日政策的指令，並由麥克阿瑟將軍全權負責實施。然而，由於美國各黨派意見不一，因此，報刊和電台中對這些對日政策也是褒貶不一，這就使得我們本應引以為豪的理由變得模糊不清。而且隻有極少數熟知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夠判斷目前美國的對日政策是否合理與恰當。
日本投降時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盟軍對日本占領的性質問題。戰勝國是利用現有政府或天皇來幫助自己進行管理，還是將其廢除？是否應在美國軍政府官員的指揮下對日本各個市縣進行行政管理？盟軍在占領意大利和德國時采取的方式是在當地建立盟軍軍政府（A.M.G）總部，這個總部也是戰鬥部隊的一部分，而地方事務的行政管理權則交到了盟軍的行政官員手中。在日本剛剛投降時，那些負責太平洋地區的盟國軍政府官員們以為盟國也會采用同樣的方式來占領日本。而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到底還可以保留多少行政權。《波茨坦公告》上隻是說：“盟國必須對日本領土上部分指定的地點進行有效占領。隻有這樣，才能確保盟軍基本戰略目標的實現。對那些企圖煽動日本國民發動世界戰爭的殘餘勢力必須予以徹底清除。”
美國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就以上問題聯合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出指令，這一指令得到了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完全認可，他們將全力執行這一指示。指令指出：日本戰後的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將主要由日本國民自己負責。“隻要能更好地落實美國的對日政策，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政府和組織以及天皇來行使其權力。日本政府將接受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示，對國內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盟軍對日本的占領方式和對德國或意大利的占領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最高司令部隻是一個指揮機構，它是利用日本政府的各級機構代替自己進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它直接將指令下發給日本政府，而不是普通民眾。它的主要工作職責就是製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標，如果哪位日本內閣大臣對這個目標存在異議的話，他可以提出建議或直接請辭，如果他的建議可行的話，司令部也會對工作目標進行修改。
這種管理方式確實是一次大膽的嚐試。對於美國來說，這個政策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所說的那樣：
充分利用日本本國政府進行管理會有諸多好處。如果不讓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權力，那我們勢必要重新組建各種管理機構來統轄這個擁有7000萬人口的國家。而他們的語言、習慣、態度與我們都截然不同，所以很難實施有效的管理。通過對日本政府的整肅並加以合理利用，我們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換言之，我們是在讓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我們隻需提供具體的指導意見即可。
當在華盛頓起草這個指令的時候，很多美國人還很擔心，他們怕遭到日本人的反抗和報複，因為日本是一個報複心極強的民族，他們有可能會抵製一切和平計劃。但後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多餘的。這主要是由日本的獨特文化決定的，和當時日本作為戰敗國所處的政治和經濟情況無關。也許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像日本這樣順理成章地接受這種“善意”的政策，也不會像在日本這樣產生如此大的成效。在日本人看來，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意味著一種信任，這種信任抹去了他們作為戰敗國的恥辱，也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動力，促使他們實行新的國家政策。而日本人之所以能夠欣然接受這一政策，和其特殊文化熏陶下的特殊國民性格息息相關。
在美國國內，人們一直在爭論在對日政策上是應該采取強硬的態度還是溫和的態度，其實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政策的強硬程度，而是看這種政策是否符合日本的國情，是否能徹底消除一切潛在的危險。至於采取何種手段則完全取決於日本人自身的性格以及傳統的社會秩序。在德國，由於普魯士式的專製主義思想已經深植於每個德國人心中，因此，在製定對德政策時也應充分考慮該因素，隻有這樣，才能製定出適用於德國的媾和條件。而在製定對日政策時，就不能完全套用德國的模式了，因為日本和德國這兩個國家有很大不同。德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認為自己虧欠社會和曆史的恩情。他們努力工作不是為了償還無休無止的債務或恩情，而是不願淪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在德國，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樣，父親也是權威的代表，人們常說，父親就是“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他要是得不到別人的尊敬就會覺得不舒服。在德國每一代人中，兒子總會在青春期反抗獨斷專行的父親。但長大成人後，他們最終也會像父母一樣過著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對於德國人來說，他們一生中最光輝的歲月就是那個充滿叛逆的青年時代。
日本文化中並不存在那種所謂的極端的專製主義問題。日本的父親比較關心和喜愛自己的小孩，這讓很多西方學者感到很驚訝，因為這樣的現象在西方很少見。日本的孩子會認為跟父親親近是很正常的事，有時他們還會在別人麵前炫耀自己的父親。因此，如果父親想讓孩子做什麼事的話，隻需要一個眼神或改變一下說話的腔調，孩子就能馬上領會父親的意思。父親在孩子眼裏並不是一個嚴厲的形象。那些處於青春期的孩子也不會像德國孩子那樣總是在反抗父親的權威。相反，在世人眼裏，這個時期的日本青年作為家庭名譽的代表，反而變得更有責任心，更順從。正如日本人所說的那樣，他們尊重自己的父親是為了把自己修煉成一個德行良好的人。父親已演化為一個等級製的象征，孩子尊重自己的父親是一種普遍的道德規範。
日本孩子的這種態度是其早年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形成的，這也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在等級製中享有最高地位並受人愛戴的人並不一定掌握實權，也不會輕易行使自己的特權。上自天皇下至各級官員，都有顧問或幕後力量在為其出謀劃策。20世紀30年代初期，日本愛國主義團體黑龍會的首領在接受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訪問時，曾對日本的這種現象進行了生動貼切的描寫。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就像是一個三角形，它的一角被大頭針固定住了。”換句話說，三角形在桌麵上是大家都看得見的。而大頭針在下麵則是大家不易察覺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支點在擺動。正如西方人常說的，所有的事情都好像被一種力量支配著，雖然無形卻很強大。日本人非常反對獨斷專行，他們認為人們應該完全效忠於國家的最高領袖，盡管他並沒有什麼實權。如果有人獨斷專行的話，他們就認為這種行為很卑劣，與整個日本社會都格格不入。這種看法如同日本人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既然日本人具有這種觀念，因此，他們深信，不通過革命就可以消除社會上存在的剝削和不公正現象。他們從未想過要徹底摧毀舊製度，而是希望在不完全拋棄現有的社會製度的情況下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就像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那樣。他們把這種變革稱為“複辟”，即重回過去，對現狀進行改良的意思。日本人從來就不願做革命者。一些西方學者在他們的著述中錯誤地估計了當時日本所麵臨的形勢：他們有的認為日本會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運動；有的則過分高估了戰時日本的地下勢力，認為他們會在日本投降後奪取政權而統治整個日本；還有的認為日本戰後的激進力量能夠在選舉中獲勝，然而，他們都預想錯了。日本保守派首相幣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演說最能準確表達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奉行民主，尊重國民的意願……自古以來，天皇之意誌就是國民之意誌，這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而我所說的民主政府正是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
在美國人看來，上述日本政府對民主所做的解釋簡直毫無意義。但是，對於日本國民來說，這樣的解釋更符合日本國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毫無疑問，日本政府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讓國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獲得更多的福利。
當然，日本也會嚐試引進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體製。但是西方的製度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國家，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即使在美國也是如此。雖然普選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能解決一些問題，但也帶來很多弊端。當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時，日本人就會對我們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加以修改，這時，有些美國人就會說這場戰爭是白打了。美國人一向都對自己的民主體製深信不疑。但是，在戰後日本重建的漫長時間裏，普選充其量也隻能發揮次要作用。自19世紀90年代日本第一次試行選舉以來，它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多少變化，而小泉八雲在書中記述的那些傳統問題在今後的生活中還會重新出現。
在激烈的競選活動中，有些人甚至丟掉了性命。他們之間其實並沒有什麼個人恩怨。他們在議會中爭論不休，有時甚至會大打出手，這讓外人感到驚訝不已。這種爭論也不是個人之間的對抗。政治鬥爭並不是個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各宗族、各黨派之間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而展開的鬥爭。每一宗族或黨派的忠誠追隨者都會把這種新的政權鬥爭看成是一場新的戰爭——一場效忠自己領袖的鬥爭。
在20世紀20年代一些近期的選舉中，村民們在投票之前常常會說：“我已做好隨時被砍頭的準備了。”他們認為，選舉就意味著得罪一些人，肯定會遭到報複，就像過去武士為了爭奪各自的利益而欺負農民一樣。直至今日，日本人所理解的選舉仍然與美國人所理解的選舉有很大差別。不管日本以後是繼續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還是實行民主，這種差異都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