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肅林先生，身在古都西安，職業是地質工作者？？這兩句話就是我所知於閻先生的“一切”了。多年以前，他惠函商榷研《紅》的一些同的與不同的見解，通過少數幾次信；以後他到京時曾見訪於小齋，至今也隻見過這一麵；近年則更少聯係。如今他忽然來信告知，將以治《紅》文集付梓，囑為撰一簡短序言。我不禁頗覺驚訝又兼感歎：原來他不聲不響，埋頭伏案，把精神心思都集中在“紅學”上了，而且已作出了成績，這真令我感到“意外”，以為他是有點兒“一鳴驚人”的本領與氣概。於是不假思索（即俗謂之“考慮”），當下欣然應允，寫幾句話，以充序言之數。
常人亦能知曉，學術乃天下之至公，此語此義，萬古不磨。何謂至公？若講內涵，恐怕不止一層。比如，“紅學”已有了一個“界”，據說“紅學界”內專家累累，屈指難數；但他們“界”外的人，就不許“染指”、“涉足”了嗎？誰也知道無人敢說不行，必須容許。此即至公之一端也。在學術上，沒有“合法的獨占”“專利”，倘若有人想做霸主，把持一切，隻能是空想與一廂情願，必歸失敗，？？因為那違反了至公，而至公是不可違反的。
學術至公的另一要義，更不難曉，就是真理在誰手中，大家公議公斷。如有人以霸權霸勢為有利條件而自是自封他的論點看法都是最正確而不容平等討論切磋的，就會為學術界所反對？？因為那種態度與做法之本身已然失去了學術的性質，正處於至公的對立麵。
閻先生的這冊文集，首先的意義，就在於維護至公，體現至公。
當然世上的事，萬象紛紜：人家別的許多“界”，本來就大公無私，用不著再來多加維護與體現；也有個別的“界”，從來缺少公字，私字當頭，你要想在此“界”談什麼維護與體現至公，那可真是夢話一般。據聞閻先生多年來所寫文章，找不到發表園地，投到某“刊”，一律遭“退”。這兒，閻先生可能有些不識時務，本來不該表示不同意見，可是他沒有“覺悟”，就這麼一直默默耕耘，自言自語地為一個學術至公而單槍匹馬式奮鬥不息。
如此，年積日累，他胸中也許就有了“某種程度”的不平之氣。
不平之氣這“東西”不一定是好事，有時惹禍招災；但在閻先生來說，卻成了十分不尋常的動力？？推動他的研論的能力，提高他的辨析的水平。就我偶然得見的一些痕跡，包括書信，無論見解與文詞，較之一開始都有了長足的進展與升格。這卻是“詩者窮而後工”的一個證明。
閻先生自懷“不平之氣”，因不平而思作“不平之鳴”，也還罷了，而他又為別人而更抱不平。這就非古之義俠之士辦不到了。
閻先生豈但不是“紅學界”中人，連“文史界”也不是“個中人”，他從事的是與此全不相涉的工作，他為何對“紅學”之至公如此關注？對此蓄有了“不平之氣”而且必欲仗義執言，爭一個是非長短？難道是為他自己一人的衣食“飯碗”？為個人的功名利祿，想作什麼“主”、“長”不成？都沾不上邊兒。看來他是一心為了我們的民族文化，為了學術至公，而不計其他。這個精神就非同一般了。我樂為之序，因在此。
至於他的論述內容，紅學見解，我皆不預知預見，此刻略窺痕跡，也不想就此多議。因為平生不喜以自己的“小尺碼”去衡量人家，合者即“是”，異者即“非”？？那叫什麼“學”呢？豈不可笑可悲？故此拙序隻言公與不公，平與不平；不公乃生不平，不平方有義俠之言行，君子之德音。是為序。
歲在戊寅二月上浣
津沽周汝昌記於美棠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