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發》體的濫觴與漢賦的淵源(1 / 3)

一、問題的提出以及對過去諸說的回顧

《七發》以其獨特的結構、富贍而生動的語言風格,形成所謂“七體”的形式。它不僅同騷賦、文賦(漢大賦)鼎足而三,構成漢賦的基本類型,而且在司馬相如之前,揭開了漢賦的曆史。劉勰說:“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信獨拔而偉麗”。宋代洪邁說《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上薄騷些,蓋文章之領袖,固為可喜”。皆精當之論。

《七發》作為漢代文賦的先驅之作,已經具備了文賦的基本特征:一是結構上氣勢開闊,體製宏大;二是語言上駢散結合,講求排偶;三是以問對引出全文,即劉勰所謂“述客主以首引”;四是“體物寫誌”,有諷諫之意。除此四者,還有不同於《子虛》、《上林》為代表的文賦的特征,這便是:其主體部分是由幾個並列的段落組成。如果說一般的散文或抒情長詩如同連綿的祁連山,曲折蜿蜒,似連似斷,完全是隨意的造作;漢代文賦如同數脈相連的五指山,四麵鋪開,塞天蓋地;那麼《七發》則數峰並峙,一峰高似一峰,恰同九嶷山一般。

關於漢賦的發端,前人有不少論述,當代學者也做過一些有益的探討。但整體上說來,意見還有些分歧;有些較一致的說法,細致分析起來,也未必完全合於漢賦發展的曆史。

漢賦,從一開始就不是起於一個點、沿著一條軌跡發展的。參伍因革,時有先後;先產生者又成後產生者的土壤和肥料,所以,漢賦的各種體式的形成及相互間的關係是複雜的。隻有依形式的種類,按時間的先後,分別加以考察,才可能最後得出一個關於其總體情況的較正確的認識。

本文打算探求《七發》這種文學式樣的淵源,藉之較具體地了解漢賦的形成情況,並試圖揭示楚國文學同漢賦幽隱而深刻的關係。我的探索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的。為了讀者對這個問題有一個較全麵的認識並便於比較思考,我們不能不對一千多年來學者們所提出的結論加以回顧。

前人對於《七發》同以前作品的因革關係,說法頗多,重要的略有八種:

第一,源於東方朔《七諫》。《文選·七發》李善注雲: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

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也取此說。然而東方朔《七諫》作於武帝之朝,而《七發》作於文景之世,當東方朔見幸於武帝,以辭賦譎諫避世於朝廷之時,枚乘早已耄耋之年,死於安車蒲輪之上。所以,此說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來自《孟子》。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說:

《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曆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

這所謂“齊王之大欲”,指《梁惠王上》“齊桓晉文之事”章中的“為甘肥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孫德謙《六朝指麗》又以為是“《孟子》說大人章的濫觴”。按,“說大人章”見《孟子·盡心下》。其中說: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

《孟子》中這兩段文字,前一段是五個並列反問句,後一段與《七發》略近,但這兩段所述都是作者否定之事,篇幅也不大,看不出《七發》所具有的恢宏結構的特色。應該說,這兩段文字同《七發》的共同點不是在形式方麵,而是在思想意識方麵。然而,如果從這個方麵說,《左傳·昭公元年》所記子產說晉侯一段文字,《管子》中論“七臣七主”及《呂氏春秋·本生》中論“三患”兩段文字,則更為相近。不比較就沒有鑒別,今先摘錄子產說辭如下: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台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其精神與《七發》相似,且具有《七發》體的大致模樣(子產這段議論的篇幅也頗長)。《管子》與《呂氏春秋》的情況又不一樣。下麵是《管子·七臣七主》中的一段:

台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按:追,招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這不僅精神一致,而且同《七發》中“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一段,十分相似。《呂氏春秋·本生》取《管子》之意而重述之,上引《七發》中“且夫出輿入輦”以下幾句,便是摘抄了《呂氏春秋·本生》中文字,隻增了“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一層。《文選·李善注》已摘引對照之,此不具錄。

上麵這些,都隻是說明了思想上的一致,或者說“主題的因襲”,最多隻是語句的抄襲而已,在整體結構方麵,可以說兩不相及。

第三,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引趙王枕易之說:“《七發》來自《鬼穀子·七箝》之篇。”(按《七箝》當作《飛箝》)清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三之說同。這其實是從《七發》一文利用心理變化的規律進行開導啟發這一點來說的。楚太子安於輕暖肥甘,沉溺於聲色佚樂,誌墮心灰,不能自拔。吳客從思想、精神入手,而又避免枯燥說教,使之由願意聽其講述終至精神振奮,這個效果的取得,不純粹是語言運用的問題,更主要在於掌握了人們心理變化的規律,又對楚太子情緒、心態有一個正確的把握。《鬼穀子·飛箝篇》說: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百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澗而箝之。……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對於駕馭人心,真是研究得透徹之極。《鬼穀子》乃是中國心理學的開山著作,其作者可以說是兩千年前中國的卡耐基,他利用人性的弱點以達到遊說的目的(這一點目前研究中國心理學史的學者似乎都還沒有注意到)。《七發》在這方麵,確也是一篇體現了鬼穀子“飛箝理論”的文學作品。此乃是戰國縱橫家流風的變現。但就形式而言,《鬼穀子》一書中找不到一段同《七發》相近的文字。

第四,源於蘇秦、張儀的說辭。劉師培《文說·耀采篇第四》說:“屈宋之作,上如《二南》;蘇張之詞,下開《七發》;韓非著書,隱肇連珠之體;荀卿《成相》,實為對偶之文。莫不振藻簡策,耀采詞林。”劉氏在其《論文雜記》中說:“騁詞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七發》及《羽獵》等賦,其遺意也……)。”確實,蘇、張等縱橫家的說辭對於漢賦,特別是對於漢代文賦有明顯影響,語言上的堆砌排比,以聲氣奪人,以及敘述中東如何、西如何、南如何、北如何,進行麵麵俱到的陳述等都是。但是,蘇、張之詞各段各層都立足於說理,同《七發》從敘述、描摹入手,同漢賦繪事興情、體物寫誌、從總體上較含蓄地表現某一思想的情形並不相同。

第五,出於《楚辭·九辯》。劉師培《論文雜記》另一處又說:“《閑居》出於《卜居》,《七發》乃《九辯》之遺,《解嘲》即《漁父》之意,淵源所自,豈可誣乎?”又說:“一曰《七發》始於枚乘,蓋《楚辭·九歌》《九辯》之亞流也。厥後曹子建作《七啟》,張景陽作《七命》,浩瀚縱橫,體仿《七發》,蓋勸百諷一,與賦無殊,而盛陳服飾、遊觀,亦近《招魂》、《大招》之作(柳子厚《晉問篇》,亦七類也)。誠文體之別出者矣。”與後麵所說(即本文前麵所引),並不相同。然而《七發》同《九歌》《九辯》間,除均以數字為名之外,可以說根本無共同之處可言。所以劉氏此說,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從其立說之遊移不定看,他大約對此並無較深入的考慮。

第六,出於《楚辭·卜居》、《漁父》。宋洪邁《容齋詩話》卷二說:

自屈原辭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世相規仿。……枚乘《七發》,本隻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衝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語根著,未之或改。

此皆有見之言,惜洪氏未能溯其源。近人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第二卷第三節《賦家之旁衍》雲:

自《卜居》、《漁父》肇對問之端,宋玉因之,辭設客主,所以首引文致也。於是有對問之作。《招魂》、《大招》,極鋪排之觀,枚乘演之,解散篇章,所以暢發文勢也,於是有《七發》之體。

故劉氏於附按中又說:“《大招》、《招魂》,曆陳宮室、飲食、女樂、雜技、遊獵之事,與《七發》體類最近。特枚乘演為七事,散著短章耳。”

第七,出於《大招》、《招魂》。清初劉熙載《藝概·賦概》說:“枚乘《七發》出於宋玉《招魂》。枚之秀韻不及宋,而雄節殆於過之。”章太炎及今人錢鍾書即承其說,但比劉熙載看得更寬。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辨詩篇》說:“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為《七發》。”錢鍾書《管錐編》第二冊論《大招》雲:“枚乘命篇,實類《招魂》、《大招》,移《招魂》之法,施於療疾,又改平鋪為層進耳。”《大招》、《招魂》的形式也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所以章太炎之說更顯得言簡而意賅。

此外,明代王世貞以為出於屈原、宋玉,而未指明出於何篇。《藝苑卮言》卷三雲:

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蕩,怪麗不恒。

劉熙載之說,也可能是受其啟發而提出。

第八,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說:

然乘於文體,業績之偉,乃在略依《楚辭·七諫》之法,並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發》。

這是綜合李善注與章太炎之說,卻從章太炎之說的基礎上後退了一步,靠向唐代的李善注。

以上所有這些舊說法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以劉熙載、章太炎、錢鍾書主出於《招魂》、《大招》一說最為近理。《七發》作為一篇具有極大獨創性的作品,它也必然是在繼承了當時文學和意識形態優秀遺產的基礎上完成的。戰國時代諸子文學發展的水平,楚辭,縱橫家意氣風發、激揚淩厲的論說,以至於當時心理學上取得的一些成就等等,它都有所吸收。但是,這些吸收,有的是直接的,有的可能隻是間接地完成的;有的占著主要的地位,有的則是次要的。上麵我們談到的各種舊說,多不能說明同《七發》在主要特征上的聯係;有的顯出隱約的相似處,也隻能說是間接地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