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是漢代著名辭賦家，其創作為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的《七發》繼承戰國之時莫敖子華《對楚威王》、屈原《卜居》、《漁父》、莊辛《諫楚襄王》等對問體的特征，“述客主以首引”，中間由並列的若幹段組成，又吸收《大招》、《招魂》“鋪采摛文”的表現手法和以宏大為美的藝術精神，第一次表現出大漢王朝統一、強盛、富庶的社會風貌，也隱約地暗示了當時政治、經濟上已顯示出的深刻矛盾。可惜以往論《七發》者多不注意其產生的時代和創作背景問題。關於枚乘的生平，學者們也都不甚了了。今對《七發》、枚乘生平及枚乘其他作品的創作時間等問題加以討論，以就正於大方之家。
一、《七發》的素材根據與創作背景
《七發》開頭雲：“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六臣注文選》李善注：“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矣。”後來之注《七發》者，一般都注“楚太子”、“吳客”為假設人物，不再作進一步解釋。有的則幹脆不作解釋（如朱東潤主編《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又因為一般人熟知春秋戰國的吳國、楚國，對漢代諸侯王的情況了解不多，學生初讀往往誤認為是假設為列國吳楚之事。實際上，枚乘長期任吳王濞郎中，後來又為梁孝王門客，對漢初諸侯國的內幕有深透了解，《七發》的“楚太子”、“吳客”雲雲，並非隨意虛擬。
漢初楚元王劉交，為漢高祖劉邦的少弟，在位23年卒，子夷王郢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二十一年與吳王濞勾結謀反，自殺。《漢書·楚元王傳》雲：
高後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
師古於“太子辟非先卒”下注雲：“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可見，在吳楚反以前，當楚元王之時，確有楚太子體弱多病，以至於早卒之事。
楚元王之立在高祖六年（前201），其薨在文帝元年（前179）。則辟非之立為太子而臥病，應在高後時（前187—前180年）。正因為當時楚太子有疾，所以高後以太子辟非之弟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
楚太子有病之時，枚乘客遊於吳，當時年紀尚輕。
吳王濞為高祖劉邦兄之子，高祖十二年（前195）封為吳王，立42年，當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因謀反被誅。吳王濞的怨恨朝廷而謀為逆，其動機之產生甚早。文帝時因吳太子與皇太子飲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砸死吳太子，又運屍到吳地去葬，為吳王與朝廷矛盾的開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君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係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當七國反後仆射鄧公對景帝說：“吳為反數十歲矣。”景帝在破吳之後的詔書中說：“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二十餘年”，姑以21年計，由景帝三年上推21年，為文帝五年（前175）。則吳王濞初生怨恨之情謀為不軌，在文帝前期。但此時吳王濞隻不過有所謀劃，尚未至決心鋌而走險的地步；所表現出來者，隻是稱疾不朝。我以為，《七發》之作就是在這個時期。枚乘以此前曾經有過的自己往楚國問候楚太子之事為由頭，企圖達到正麵勸說開導吳王的目的。
吳王濞為高祖兄子，楚元王交為高祖少弟，楚王的太子與吳王濞為兄弟行。則楚太子有疾，吳王濞派其門客之年輕博學而善於文辭者去問候並以談說解悶，是情理中的事。《漢書·王褒傳》雲：“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至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諷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複乃歸。”則枚乘受命往楚國問楚太子疾，其情形與此相似。
因此，我以為《七發》中說的：“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就這件事而言，並非虛構。
《四部叢刊》收宋刊本《六臣注文選》李善注：“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以為《七發》是枚乘在梁孝王處所作。按梁孝王武為文帝之子，景帝同母弟，深受竇太後和景帝的喜愛。景帝三年，帝與孝王宴飲時曾說：“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孝王雖然口頭辭謝，但心懷僥幸，始存非分之想。同年春吳、楚、齊、趙等七國反，梁王拒吳楚，使之不能過而西，破吳楚之軍，建有大功。第二年朝廷立栗太子，而增封梁國，其地甚大，賞賜不可勝數。又“得賜天子旌旗”，“出言蹕，入言警，擬於天子”。於是延攬四方豪傑，壯大勢力。但當時並無謀逆之事。景帝七年（前150）十一月，朝廷廢栗太子，竇太後欲以梁王為嗣，大臣爰盎等諫之。其夏立膠東王徹為太子，梁孝王怨爰盎等，與羊勝、公孫詭之屬密謀，使人暗刺爰盎等，為悖逆之事。接著朝廷追查此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梁孝王令羊勝、公孫詭自殺，又通過長公主向太後謝罪，通過王美人之兄王長君言於景帝，方得釋。此後雖忽忽不樂，但也無作亂之想。《七發》之作，不可能是在梁之時。所以，宋代以來學者多以為《七發》為在吳王處所作。這樣理解，也同《七發》中所謂“吳客”之稱相符合。如果是在吳楚之亂以後所作，當時曾經從吳王濞遊者唯恐洗刷不盡同叛亂者的關係，盡管枚乘以諫吳王二書受到朝廷的嘉獎，恐亦不至於以作為吳王門客往問楚太子疾的事為題材而著為文章。
所以，《七發》作於枚乘在吳王濞處的時候，可以肯定。
二、《七發》內容結構上的一個“缺憾”
與《七發》的創作動機《七發》所寫之事不為無根，但並不等於說《七發》寫成於枚乘探視楚太子之時或其後不久。
當然，這並不排除枚乘在探視楚太子期間曾寫過描述性文章獻給太子以解悶的可能。比如廣陵觀潮一段，就很可能是在探視之時專門寫來為楚太子提神、解悶、豐富話題、轉移思想之作。廣陵之地屬吳不屬楚。枚乘向楚太子繪聲繪色地講述廣陵潮的宏偉氣勢，楚太子一定很感興趣，聽得入神。枚乘受到這種鼓勵，也便會神采飛揚，講得更為投入。事後枚乘根據講述撰為文章，一則是將當時成功的講述著之竹帛，二則可以獻給楚太子，以備隨時觀覽。廣陵觀潮一段篇幅大，是前麵各段的幾倍甚至十餘倍，可以自成一篇，便可以說明這一點。以此看來，漢初騁辭大賦，不僅《子虛》、《上林》是兩次完成，《七發》也可能是兩次完成的。
但是，《七發》作為一篇具有一定創作意圖的完整的賦作，是完成於吳王濞初生怨恨之情、欲圖不軌之後的幾年之中。大約在文帝中期。
吳王濞開始謀為逆，枚乘不一定馬上覺察到。至其有所覺察，但還不太明顯之時，他也絕對不敢明白道出，而隻能采取正麵規勸的辦法。我以為《七發》即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他對怎樣勸說吳王，也該是費了一番腦筋的。他所采取的形式便是：以曾經使楚向楚太子呈獻過的文章為基礎，補寫幾段，使之成為遞進結構，有意引出要陳述“要言妙道”的意思。文章的妙處就在於：全文的關鍵、全文最引人注目的“要言妙道”究竟是什麼，並不具體說出。我以為，這正是作者準備要當麵陳說的內容。《七發》全篇，就像騶衍之徒勸說人主的辦法，“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然要其歸，必止於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屈原的《天問》實際上也是采用這種手法。《天問》全詩的層次是：宇宙之事，鯀禹治水和九州土地，夏興亡，商興亡，宗周興亡，六國及楚國之事。共有六層。如王夫之《楚辭通釋》所言，《天問》一詩表現了屈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的思想，其主旨在於說明“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佞，為興廢存亡之本”。這樣說來，《天問》前兩部分好像全詩的一個“引子”。《七發》同《天問》不同的是：《天問》開頭雖問宇宙之事、問九州土地的文字占了兩大部分，但後麵還是以問三代興亡和春秋列國之事為主，而且所占篇幅更長，顯然為全詩重點。而《七發》則隻有講述音樂、飲食、車馬、遊覽、田獵、觀濤的部分，卻並沒有具體講所謂“要言妙道”。《七發》結尾一段說：
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觀覽，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
太子說：“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但實際上吳客隻是說了“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還並沒有“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因此，這個結尾叫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即使作者才力不濟，行文至此，成強弩之末，也不能這樣不講邏輯，草草結束。從《七發》全篇鋪采摛文、汪洋恣肆的情形看，作者也絕不至於這樣疏淺而乏才。再看作品的開頭說：“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仆願聞之。”然而下麵並未接著講什麼“要言妙道”，而是講音樂，然後問：“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回答說：“仆病未能也。”其下寫飲食等的五段亦是如此。從頭到尾，這個“要言妙道”沒有講出來。可見結尾同開頭一樣，是作了一個伏筆。我以為這是因為有些話不便形之於文字，而被有意隱去。作者希望以此文為引子，向吳王當麵陳說某些話。也就是說，《七發》前七段除了引導讀者從富貴奢華的束縛中擺脫出來，開擴胸襟，以感受生活的樂趣和體現自身的價值之外，也還為了吊特定讀者吳王的胃口，引起吳王的興趣，以便有機會更深入地對核心的問題加以陳述。《漢書·鄒陽傳》雲：
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鄒陽《諫吳王書》（見《漢書》本傳、《文選》）未把事情說破。《七發》特殊的結構形式，正與此相似。宋刊本《六臣注文選》李善注：
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幹之。
李善也體會出了本篇所包含的勸諫的意思。但他說“末一首始陳正道”並不確切。實際上末一段僅提出“語端”。所以我以為李善“以為語端”四字最為精當。
《七發》用虛實結合的方法，在關鍵問題上一點不留痕跡。從這一點來看，它的寫成是在鄒陽上書之前。而他的第一封《諫吳王書》，則應在鄒陽上書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