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都賦》體製溯源
清程廷祚《騷賦論》雲：
若夫體事與物，《風》之《駟驖》，《雅》之《車攻》、《吉日》，田獵之祖也；《斯幹》、《靈台》，宮殿、苑囿之始也；《公劉》之“豳居允荒”，《綿》之“至於岐下”，京都之所由來也。
程氏的見解是很精辟的。但程氏隻從內容方麵說，並沒有考慮到這些不同題材、內容的賦作體製上的特征。如果將二者結合起來考慮，情形就會小有不同。從京都賦的內容上說，它同《詩·大雅》的《公劉》、《綿》中某些段落有相同處，也同《小雅·斯幹》、《大雅·靈台》相近。因為漢代京都賦除寫地理形勝、文物、禮製之外，也還寫到宮殿、苑囿、田獵等。如果從京都賦的題材與結構的關係方麵說，似與《詩·小雅》之《吉日》、《車攻》二篇的關係更為密切。
《詩經》中《吉日》寫西都之田獵，《車攻》寫東都之田獵，皆以美頌為宗旨。朱熹《詩集傳》於《吉日》題下引呂東萊語：“《車攻》、《吉日》所以複古者，何也？蓋蒐獵之禮，可以見王賦之複焉，可以見君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這同班固說的“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相一致，正所謂“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從功用方麵說，賦是由詩分化發展而來的。《吉日》、《車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動為中心寫田獵，而且一在鎬京，一在東都洛邑，這同《兩都賦》的結構有些相近。而且《車攻》第一章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牧龐龐，駕言徂東。”寫東都洛邑之田獵，卻從由鎬京起程說起，將西京同東都聯係了起來。因而，它們雖為獨立的兩首詩，但從文字、內容上說，也有一定的聯係。所以，我覺得《兩都賦》在構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車攻》之啟發。
拋開內容、題材不說，隻就體製言之，《兩都賦》同《子虛》、《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處。
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龍·詮賦》）的方式。《西都賦》開頭雲：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嚐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製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長安的文字，洋洋灑灑。兩千多言，再無一句對話。人們讀賦之時，根本就忘掉了有一個東都主人在睜大兩眼呆呆地聽著，也忘記了這是一個叫西都賓的在向人講述，隻覺得在讀一篇文章。其末尾曰：
若臣者，徒觀跡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
便算是收尾。這種開頭結尾的辦法，全是學了《子虛賦》的一套。再看《東都賦》開頭：
東都主人喟然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予實秦人，矜誇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雲為乎？”
以此作為上下兩篇的連接。這種以問答對話的形式將整篇文章裝進去的方式來自先秦時的“問對”（如莊辛的《諫楚襄王》）和文賦（如屈原的《卜居》、《漁父》、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釣賦》等）。從全篇來說，以問對為框，以賦的描述部分為畫麵。但這畫麵不是一個整幅，而是多片並接成的。賦中描繪場麵與情節多用韻語或排偶段落，但這些韻語和排偶段落之間，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組合起來。這就很像在各個畫麵之間又有些較細的金屬條作為聯綴物。由於賦的開頭有這麼一段交代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對話的形式組織起來，使它多少帶有一點情節的因素，故國外有的漢學家稱漢代大賦為“史詩”。從題材、內容方麵說，京都賦的史詩性質最為突出。
第二，風格上都有“極聲貌以窮文”（《文心雕龍·詮賦》）的特征。列舉物事，鋪采摛文，也即司馬相如說的“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由於《子虛賦》、《上林賦》、《兩都賦》等賦的影響，這成了漢大賦的共同特征。追求壯美，以大、以多、以窮盡為上，有時其描述純粹成了一種表現精神、氣概、願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蘆形的結構方式：兩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聯係。這種結構方式（體製）如再向上追溯，乃是來自宋玉《高唐賦》、《神女賦》，但不能說這當中沒有司馬相如的創造。其中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司馬相如用宋玉寫男女之情的一種特別的形式，表現了一個現實性很強的主題，因而《子虛賦》、《上林賦》後來成為寫田獵、京都題材的大賦的範本。
《兩都賦》之前明確以京都為名的賦作，當推揚雄的《蜀都賦》。揚雄賦多因襲模仿之作，但也有變革與創新，其由司馬相如的遊獵賦而受啟發創作《蜀都賦》，即為一證。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揚雄之作，以其韻不葉。實際上此賦押韻與漢時韻部一致，並無不合（參羅常培、周祖謨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嚴可均《全漢文》於揚雄賦中則列為第一篇，蓋以為揚雄早期之作。後人依托的說法似不能成立。
司馬相如取《高唐賦》、《神女賦》的形式而反映了現實的主題；班固由《車攻》、《吉日》的內容表現和《子虛賦》、《上林賦》的模式而成《兩都賦》，表現對當時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後漢政治中心的壯闊圖畫，表現了人們要求安定的願望和作者的曆史觀。《子虛賦》、《上林賦》是寫苑囿、田獵，而《兩都賦》擴大至寫京都，包括宮殿、苑囿、田獵、禮俗、文教等，內容的曆史文化蘊含更為豐富，從而使它獲得了永久的藝術生命力和不朽的價值。
二、《兩都賦》的背景與作時
公元25年劉秀稱帝後，定都於洛陽。劉秀為安撫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繼前漢的正統，於建武六年、十年兩次親幸長安，祠高廟，祭前漢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複此舉。明年，“有詔複函穀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廄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李賢注：‘長安外城門，東麵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灞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覛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明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以為關中表裏山河，是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後漢書·杜篤傳》）。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設為客有為篤言者，“篤因為述大漢之崇，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篤封奏此賦之後並未見朝廷有什麼反應，他個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獎。但是，希望遷都長安的呼聲卻時有所聞。這似乎反映出東漢政權重建之後，在社會趨於安定的情況下人們對前漢昌盛時代的向往——人們無形中以前漢武、宣之世作為發展的藍本。故終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遷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時，還有人希望遷都長安。《文選》卷一《兩都賦》題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李善以為《兩都賦》作於和帝（89—105年）時。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係年》卷二言“和帝恐係明帝之誤”。而“假定在為郎後一二年”，故係於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來年。按班固遷為郎典校秘書在永平七年（64年），陸說似為有理。然《東都賦》東都主人對西都賓說：“今將語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顯然是作於永平以後的語氣。則陸說有誤。根據其他方麵材料看，《兩都賦》之作亦不至遲至和帝之時。根據我的研究，其應作於章帝（76—88年）之時。因為：
一、班固於永平七年因為同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而遷為郎。《後漢書》卷四十《班固傳》在“遷為郎，典校秘書”下雲：“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複使終前所著書。”因《世祖本紀》為四人所同撰，班固遷為郎之後一方麵是受旨著書，一方麵自己也急於自證其史才，應忙於撰前漢史之《列傳》、《載紀》，尚不能銳意於詩賦。則《兩都賦》不作於明帝永平（58—75年）年間，可以確定。
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漢儀》、《南巡頌》之後因母喪去官，第二年即為中護軍，因而於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頌》及《燕然銘》，均與軍事有關，不會於馬背上去構思《兩都賦》這樣遠離軍旅生活的鴻篇巨製，所以也不會是作於和帝之時（和帝於公元88年2月繼位，次年為永元元年）。據此，則隻有作於章帝時。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個年號。其不作於章和年間，前所論第二條已明之。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於哪一段時間呢？我以為當作於元和的三年之中。因為班固於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紀注》，永平十七年雲龍門對策，作《神雀頌》、《秦紀論》及《典引》，當年八月明帝薨。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漢書》。則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漢書》上。又：《兩都賦序》中說，“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擊車師、攻交河城，山陽、東平地震，其秋有星孚於天市，不可謂之“無事”；二年發永昌等三郡兵擊哀牢，馬防等擊羌從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漊中蠻反，五年擊漊中蠻。亦俱可謂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從所存史實看，尚無作此賦之因由。
由以上事實看，《兩都賦》應作於元和的三年之中。
除以上所述兩方麵理由之外，還有下麵幾個方麵的理由：
首先從賦的內容看，《兩都賦》末尾所附《明堂詩》、《辟雍詩》、《靈台詩》、《寶鼎詩》、《白雉詩》，反映了此賦作於這幾種祥瑞出現之後，朝廷議禮之時。據《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台，望雲物，大赦天下”。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祭十一陵。“岐山得銅器，形似酒尊，獻之。又獲白鹿”。這同賦末所附《寶鼎詩》中說的“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一致。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詔書雲：“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則《兩都賦》不作於見白鳥等祥瑞之前。所以我以為《兩都賦》作於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
其次，從班固的生平活動與創作動機方麵看。《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次年二月丙辰，東巡狩。己未鳳凰集肥城。五月有關於鳳凰、白鳥等祥瑞的詔書。四月還宮，班固上《東巡頌》。這證明此次章帝東巡狩班固是從駕的。我以為班固於從駕出巡中對聖意有所體察，應是其作《兩都賦》的思想基礎。不然，班固也是扶風安陵人，如從家鄉感情方麵說，應同杜篤、傅毅一樣是希望建都長安的。即使從政治上考慮他認為建都洛陽於國家有利，如果不知聖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準的情況下，他至多隻能上疏陳事，不會作賦以張揚之。
一般說來，用於獻納的作品的創作動機有兩層：其表層的動機往往是出於客觀的原因，而其深層的動機則往往是要達到個人的某一目的。這裏先談談班固創作《兩都賦》的表層的動機。《兩都賦序》雲：“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牆，起苑囿，以備製度。西土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製，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這就是說，班固是針對有些人的遷都之議而寫《兩都賦》的。我們再深一層考慮：不僅作賦頌讚建都洛陽決策有一個機緣問題，西土耆舊重提遷都也有一個機緣問題。我以為章帝時一些人鼓吹遷都之事，當發生在建初七年冬十月章帝西巡狩前後。那麼，班固之作《兩都賦》，應在此後。以如此的鴻篇巨製，從地理、史實到辭章，恐非數月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