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魏之際賦作思想表現的大膽與藝術上的創造
東漢末年，一則由於漢王朝的日漸衰微，社會各種矛盾的空前尖銳和儒家統治思想的動搖，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二則經曆黨錮之禍和長年戰亂，很多不同階層的人被放到了同一曆史天平上，人們一樣地憂生念亂，一樣地對人生的諸多問題產生深刻思考，於是形成了春秋戰國之後我國曆史上第二次思想的解放。從西漢以來獨霸文壇的賦，也擺脫了傳統思想的束縛，較自由地發展起來，在反映社會矛盾和個人情感方麵表現得十分大膽，從藝術表現手段方麵說，魏晉時期的賦作體現出作者的藝術探索與獨創性。從語言方麵說，一方麵進一步追求語言的駢聯、對偶，另一方麵追求描述的生動和抒情的真切，使語言的外在美同其成功有效的表述功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在語言駢偶手段的運用上，不隻追求句式的一致和上下兩句中相同位置上詞語詞性的一致、詞義的相近或相對，而且有意避免上下句實詞、虛詞的重複。如王粲《神女賦》：
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發似玄鑒，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牙。……錯繽紛以雜佩，袿熠爚而焜煌。
都是上下兩句中不出現重複之字。如第一組“膚柔曼”對“體纖約”，“豐盈”對“方足”，上句連詞用“而”，下句用“以”。以下各句皆類此。這還是東漢末年的作品。近體詩的手段，實際上在這裏已開始形成。賦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由這一點即可以看出魏晉時代對漢代的發展與推進。內容上趨於征實，表現上追求生動與感人，這自然同社會的變化，作者的身份、地位、閱曆的不同有關，同時也是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表現。由於賦在表現上向詩的靠攏，魏晉時代詩人與辭賦家基本上合流，長於詩者也常作賦，長於賦者也能作詩。然而這樣發展的結果，賦（這裏主要指文賦）這種本來用之於由人諷誦治之於耳的文學樣式，也便逐漸轉變為讀者自己的閱讀、治之於目的文學樣式。騁辭大賦的衰微，抒情性文賦的產生，騷賦由作家私下的抒發情懷到較普遍地流行和融入文賦與詩體賦中，詩體賦由一般的體物寫誌進一步向借物抒情方麵的發展，都使辭賦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建安時代，詩賦作家主要集中在曹氏父子周圍。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登高能賦，在戎馬倥傯之中，創作了不少詩賦作品。曹操的賦今皆散佚。其子曹丕、曹植俱為詩賦高手。並殘篇在內，曹丕今存29篇，曹植今存49篇。他們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從家族曆史來說，曹操的祖父曹騰為中常侍，可以說是曹氏之興起於宦官。但無論從所推行的政策還是從政治理想方麵來說，曹操都代表著庶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在蕩平群雄，安定天下方麵，顯出鷹揚奮發的意氣。所以，他的扶持詩賦之才，在性質上已與鴻都門學完全不同。同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的作為，與傳統儒家所講的一套君臣大義、仁義道德完全不同，故不提倡儒術，而提倡詩賦。唯曹操同時講刑名，文學上以通脫為特征；曹丕、曹叡則重法術，文學上以華麗為特征。這實際上都體現了不同的政治需要。
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之前全部謝世，二十三年繁欽死，二十四年楊修被誅，下一年即曹丕篡漢，改年號為“黃初”。改朝換代之際作家之生死劃境如此分明，在曆史上為僅見。然而除孔融以外的六子和繁欽、楊修都是曹魏集團的作家，創作活動同曹丕兄弟有著較深的關係，將他們歸於漢代自然可借以看出漢末辭賦發展的結果，但歸於魏則更便於全麵認識曹魏集團文學整體發展的狀況。建安六子俱能作賦，今可考知，少者數篇，多者二十餘篇。他們的不少作品顯出蒼涼悲壯的氣息，曹丕、曹植的前期之作也是雄心勃勃。
曹魏集團文學創作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同題共作的現象較多。如《鸚鵡賦》，陳琳、應瑒、王粲、阮瑀和曹植、禰衡都有作；《大暑賦》，陳琳、王粲、劉楨、繁欽、楊修、曹植都有作；《車渠椀賦》，則陳琳、應瑒、王粲、徐幹和曹丕、曹植均有作。其它如《神女賦》、《迷迭賦》、《止欲賦》、《瑪瑙勒賦》、《柳賦》、《大暑賦》、《寡婦賦》、《愁霖賦》、《槐樹賦》、《喜霽賦》等，都是完全相同的題目，數人共作。這當中有的也可能是和作，如曹丕《悼夭賦序》雲：“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餘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而應瑒、王粲、楊修並有《傷夭賦》。曹氏父子和建安六子之外，繁欽、丁廙、楊修、繆襲等也是常常參加這種群體性創作活動的人。這種同題共作使作者搜索枯腸，力求自出新意，會造成創作中的為文造情，但另一方麵也迫使作家有意去進行藝術上的新的探索；其作品的相互賞讀，也會相互啟發，形成一種無形的比賽，推動藝術的發展。所以，建安時代下至黃初之時，由於統治集團核心人物的重視與提倡，賦的創作不僅數量多，而且無論在結構、意象還是語言的創造方麵，都有明顯的發展變化。
建安至黃初，賦在題材上也有新的開拓。首先，由於作者或在戰亂中顛沛流離，或長期馳驅於山川軍陣之間，其苦樂、安危、悲喜常同一定的自然景觀相聯係，故不少賦注重於自然景象的描述，通過描寫大自然以表現個人情懷。如王粲《登樓賦》表現了離亂社會中的憂慮與對安定社會生活的向往；曹植的《臨觀賦》寫在魏明帝曹叡之時不被信任，既不能為國效力，又不能自由生活的苦悶與無奈；劉楨《黎陽山賦》、曹丕《濟川賦》、《滄海賦》、《登台賦》、《登城賦》則表現了作者對山水風光自然之美的喜愛，以及熱愛人生、熱愛生活的積極上進的人生態度。在這些作品中，無論大海長河，還是高山原野，都潛藏著一種活力，充滿了生機，體現了一種高亢的精神。應瑒的《靈河賦》是第一篇專賦黃河之作，氣勢宏大；其中也寫到漢武帝元封二年塞瓠子決口事，末又寫到各種樹木“扶疏灌列，映水蔭防”，也給今人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以啟發。
建安時代也產生了不少以述行為題材的賦作，如王粲的《初征賦》、曹植的《東征賦》、楊修的《出征賦》就是作家根據個人的生活經曆，在移動的視線中，借景抒情，表現作者的思想活動；與此前班昭的《東征賦》、蔡邕的《述行賦》比較起來，曆史的內容大大減少，而更多地反映現實的生活感受。一些從軍紀行的作品則展現了聲勢浩大而艱苦、緊張的軍旅生活，反映了漢末戰亂頻繁的社會現實和曹魏集團雄心勃勃、為統一北方而東征西討的情況，如王粲的《浮淮賦》，應瑒的《撰征賦》，徐幹的《序征賦》等。王粲、曹丕的《浮淮賦》，陳琳的《武軍賦》、《神武賦》，繁欽的《征天山賦》等，雖多殘缺不全，但仍可以看出曹軍浩浩蕩蕩、所向無敵的氣勢。賦中透露出的報效國家、建功立業的精神，也同樣是振奮人心的。當然，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歌功頌德的性質。那些寫校獵、禮儀、瀏覽的賦作，如應瑒的《西狩賦》、《馳射賦》，曹植的《節遊賦》、《登台賦》等，在這方麵就表現得更突出一些。但這些作品不像西漢騁辭大賦盡力向“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方麵去努力，而有較強的紀實性，側重於從個人的視聽感受方麵去表現，往往描寫得繪聲繪色，使人如臨其境。
其次，隨著儒家禮教觀念的淡薄，抒寫男女之情的作品大大增加。如王粲《閑邪賦》，陳琳、阮瑀的《止欲賦》，應瑒的《正情賦》，曹植的《感婚賦》、《湣誌賦》等，表現對女性的思慕、追求、讚美、同情，大膽坦率，也應看作是心靈顫動的記錄。雖題曰“閑情”（閑，闌也，防也，禦也。非“逍閑”之“閑”。“逍閑”之“閑”本作“閒”。古者“閑”、“閒”有別），“止欲”，實則是在“止乎禮義”的標簽下，著重地表現“發乎情”的心態。這些作品往往以因為女子的以禮自持而兩情未遂作結，很似漢大賦“勸百諷一”的格局。當然，對以張衡、蔡邕為發端的解放人性、表現男女之情的思想是應該肯定的。此類作品以未遂的情節作結，實際上仍是對傳統禮教的妥協，是考慮到傳統觀念的影響。應瑒、王粲、陳琳、楊修隨軍至荊州，遊楚巫山神女處，作《神女賦》，徐幹、繆襲作《嘉夢賦》，也是借題發揮表現對異性愛的追求。阮瑀死後，曹丕憫遺孀之孤苦作《寡婦賦》，命王粲並作；曹植、丁廙也有同題之作。對寡婦的同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對封建禮教的漠視和對人性的肯定。曹植、王粲的《出婦賦》俱對被休棄婦女表示同情，此後曹植有《洛神賦》，無論是對所仰慕女性外貌、情態的描寫，還是對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心理的揭示，都細致生動、深切感人。作品辭采華麗，又善於運用比興手法寫無法正麵描寫的感覺，故創造了很好的意象，成了表現人神戀愛主題的千古傳誦的名篇。
再次，產生了一些托物言誌的詠物賦。如王粲的《鸚鵡賦》：“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鶯賦》：“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應瑒《湣驥賦》：“湣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懼仆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借物抒情之意至為明顯。曹植的《鸚鵡賦》、《蟬賦》、《白鶴賦》、《蝙蝠賦》、《神龜賦》、《橘賦》及王粲的《鶯賦》、《柳賦》等，都屬於這一類。王粲的《酒賦》除寫到酒在祭祀、宴會及合樂親族、歡會朋友中的好的作用之外，也說到它“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警世勸俗之意顯然。也有些純粹體物的賦作，以描寫的形象生動見長，如阮瑀的《箏賦》，陳琳、應瑒、繁欽的《柳賦》，王粲、曹丕、曹植的《槐樹賦》，王粲、曹植的《鶡賦》，曹植的《九華扇賦》、《寶刀賦》等。其中有的今所存可能隻是節錄的部分段落，但體會物情細致，描寫外貌形容畢肖，得其特征，也短小可誦，使人愛讀。
有些題材，是每個時代的傑出作家都會接觸到的，如廣大人民的生產、生活，天氣變化與自然災害等。劉楨的《大暑賦》寫大暑給人帶來的困苦和“冀微風之來思”的心情，繆襲的《喜霽賦》寫久雨成潦、人們焦慮情況下初晴的狀況，都是既寫了作者的感受，也表現了廣大人民群眾所受的災難與在痛苦中的願望。
總的說來，建安時代作家對人自身的問題重視起來，體現積極進取的精神較為突出，題材也有進一步的拓展。這比起西漢和東漢中期以前抒情之作主要表現懷才不遇的情形大不一樣，和桓、靈之際士人憂時憫亂、揭露社會黑暗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其它如曹丕的《感物賦》、《感離賦》、《離居賦》，曹植的《釋思賦》、《歸思賦》、《幽思賦》、《九愁賦》，王粲的《思友賦》，繁欽的《愁思賦》、《弭愁賦》等，無論敘懷思，寫悲愁、抒情懷，都是進行內心的觀照，表現作家自己的情感經曆。
建安賦不太注重於誇張鋪排、羅列物事，而注重寫貌傳神、抒發情感，這當中既有時代、社會背景上的原因（空前強大統一的西漢帝國已成過去，作者麵對的是戰亂頻仍的社會現實，不少生活細節都可能在頭腦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也有賦的功能轉變上的原因（西漢騁辭大賦用於誦，在欣賞者為耳治，故作者注重氣勢、追求聲音效果；東漢以後漸漸變為一般人閱讀之作，在欣賞者為目治，要由文字帶動想象與聯想，故作者追求寫貌傳神、動人心弦），同時也反映了文學觀念的轉變與寫作技巧的進步。
文學各種體裁、體式同題材之間，往往形成一種較穩定的聯係，建安作家自然也不能完全擺脫這種製約，但也有所變化。比如京苑曾是散體賦的主要題材，但由於中央王朝的衰亡，此時已沒有人完全依著司馬相如、班固的路子走，而是由揚雄的《蜀都賦》和張衡的《南都賦》受到啟發，寫家鄉所在郡國的都邑。故這個階段中，徐幹有《齊都賦》，劉楨有《魯都賦》。這些作品大約同揚雄、張衡的同類作品一樣，作於青年時代。人們對國家的認識一是來自於文史作品及相關文獻，二是來自對家鄉的感受。以後隨著生活範圍的不斷擴大和曆史知識的增加，才形成更全麵、概括而深刻的認識。所以，這些作品所反映的情感，實際上也是愛國思想的基礎。事實上，這些作品中也多少表現了身處亂離、企盼盛世的意思。
建安賦不像賦在西漢時代一樣成為獨霸文壇的文學式樣；作為語言藝術，它的技巧也在繼續探索、發展之中。但是，它所體現出的精神——麵對廣闊的社會現實，表現人的真實情感和對安定社會、統一天下、建功立業的企盼——在以後賦的發展史上，影響是巨大的。
曹丕從其篡漢前後開始引導作家的目光向細小題材和純藝術技巧的方麵轉移，使文人增加對曹氏的向心力，在開國偉業中作貢獻。曹丕在其篡漢之勢已成而尚未代立之時所作的《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很多學者把這看作中國文學意識覺醒的標誌。其實，中國的文學意識在先秦時代已經覺醒，《尚書·堯典》中提出的“詩言誌”，屈原《惜誦》中提出的“發憤以抒情”，已講清了詩的藝術功能和特征；孔子對文質關係的論述已說明了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文章其思想內容同語言形式的關係；《樂記》中的“感物”說，《易傳·係辭》中關於言意關係的論述，說明當時的人已認識到文章、文學作品同客觀事物之間既有聯係又不等同的關係及構思、寫作中的一些特征。孔子以來所主張的“美刺說”及“興、觀、群、怨”說永遠是文學作品的主要功能。純而又純的抒發所謂個人感受、脫離社會現實、描寫狹小瑣碎生活內容的東西如果成為藝術作品的主流，那將是文學的墮落。曹丕說什麼“經國之大業”，是要他周圍的文人為建立和鞏固曹魏政權賣力；他說的“不朽之盛事”，則除了上麵的目的之外，還要文人將詩賦、文章看作“立言”的手段，將精力放在雕鑿字句、顯示才華上。正由於這樣，曹魏集團中詩賦創作同題共作，為文造情的唱和、贈答之作不少。這一方麵像完成政治任務一樣一個題目一出，大家一窩蜂地上，一個聲音、一個基調，另一方麵又一定程度上使詩賦“遊戲化”。主要在自身周圍的細小事物和個人的思想、情緒、心理範圍中尋找題目，寫樹木、禽鳥、文具、武器、以至棋、酒、箏、扇之類，寫自己、寫朋友、寫朋友之妻，猶不足，則以婦女的口吻代婦女寫心。從這個角度說，曹丕的理論是使文學在建安後期至黃初年間產生了“昏迷”，而不是“覺醒”。當然，曹魏時代賦作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從藝術技巧的方麵說，做了不少探索；從內容題材說，雖然在有意讓文人縮小範圍，但在這個範圍之內，可謂搜索冥想、窮盡詩題。這種創作意識的轉變，不可避免地會帶動賦在形式方麵的轉變。賦作家已不太重視鋪采摛文、踵事增華的手段，而逐漸傾向對客觀世界做合乎世情、物情、人情的描述和表現，和對情感體驗的有效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