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諧是北魏同梁對峙數十年之後第一個出使南朝的人。北魏朝廷物色使南人選，朝議以崔為使者，而崔推薦李諧。而“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為脖下有癭而仰起臉麵），因跛而緩步，因謇（口吃）而徐言”。但梁武帝與之言談後，李諧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勁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李諧的魅力全在其所表現的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南北雖然阻隔，而在文化上高度認同。由李諧的使南事件可以明了何以古代中國多次分裂，尤其幾次被較落後的少數民族統治，也會有各種的交往，包括使臣的往來及相互留滯的情況。由北魏對李諧的重視，也就可以知道何以庾信、王褒使北之後都被強留下來，而且都寫了不少抒發苦悶及思家的詩文，也都未因此獲罪；也由梁對李諧的高度評價可以看出自認為繼承著華夏文化道統的南朝對少數民族所建北朝文化的認同。本文想通過對李諧及其家族的分析，通過對李諧《述身賦》的分析揭示在南北朝文學、文化與曆史的研究中被忽略了的一些方麵。
一、家世與其父李平
李諧（496—544），字虔和，北魏後期的作家、政治家。祖籍梁國蒙縣（今河南商丘縣北），其曾祖方叔，劉義隆時濟陰太守。其伯祖峻，為文成帝（453—465）拓跋元皇後之兄，封為頓丘公，後進爵為王。祖彭城王李嶷先受封為繁陽侯，獻文帝（466—470，元皇後李氏所生）即位後封為丹陽王，後封為彭城王。父李平，字曇定，嶷之長子，《魏書·李平傳》言其“少有大度，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高祖（孝文帝）禮之甚重”，“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甚著聲稱”。為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孝文帝將幸鄴，李平上書，《魏書》本傳錄其全文，由其上書可見其體查民情、憫民艱難，希望朝廷少騷擾百姓之深意。如其中說，車駕一動，則百姓“資產罄於遷移，牛蓄罄於輦運”，“富者猶太半，貧者可以意知。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複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殘必殷”。他建議就在伊洛之地行講武射獵之禮儀。此上書不僅表現出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朝臣的懇切心意，也很有文采。嚴可均編《全後魏文》收李平文五篇，其中還有一篇《奏立宗室犯法定式》。看來他還有一定的法製思想，認為即使帝胄宗族，也應有所規範。
《魏書·李平傳》中說宣武帝元恪“親幸平第，見其諸子”。而李平持其所行不變：
（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讚。前來台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
北魏拓跋氏（從孝文帝改姓元）本為鮮卑族人，而李平不僅重視老百姓生產、生活，而且從教育、文化方麵突出作為中華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家學說，這對於促進民族融合、社會和諧是有很大意義的。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政策，應同李平這些人是有關係的。至宣武帝，朝政腐敗，吏部明碼標價賣官，而李平持守不變。本傳中記其平反叛、理積案及為開倉賑恤的官吏說情釋罪等，都可以看出其能力、作風與道德修養。
有意思的是本傳中還記了一件與梁朝相關的事：
時南徐州表雲，蕭衍堰淮水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後大悅，引群臣入宴。
按一般作法，南朝欲堵水以淹南徐州，北魏就會有相應的軍事行動；詔使群臣議，隻是議如何采取措施的問題。李平卻提議不用理睬。這當中自然有對淮水日流量及人力堵塞能力等的估計，但另一方麵也體現出他不主張南北頻繁用兵的思想。以李平這樣具有深厚傳統文化修養的上層官員，對子女會有怎樣的家庭教育，可想而知。《魏書·李平傳》附其長子《李獎傳》言獎“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北史·李崇傳》附《李獎傳》言“獎前後所曆，皆以明濟著稱”。後雖因元顥事被害，其故吏仍上書為之申訴判別（《魏書·李獎傳》錄上書全文），則其作風可知。
又《北史·李諧傳》末附其弟《李邕傳》：“諧弟邕，字修穆，幼而俊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俊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
由李諧其父、其兄、其弟身上已可以看出形成李諧素養的家庭環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他的部分秉性。自然，我們由之也可以看出在鮮卑人統治下的北方上層社會與知識階層的社會風氣、文化特征與教育狀況，看出作為這些的核心的“道統”之所在。
二、李諧的生平與作風
據《魏書·李平傳》附《李諧傳》，李諧卒於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544），年四十九，則應生於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李諧傳》雲：
獎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鹹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曆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
其後又加著作郎。但李諧在史職無所曆意。孝明帝（516—528）末年，葛榮叛而南侵，故又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以為防衛。相州治鄴。葛榮於魏明帝孝昌三年（527）攻相州不下。明帝時靈太後胡氏當權，任用非人。後孝明帝欲親政而被靈太後毒死，立孝莊帝。李諧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
首先，李諧在個人學養與言談舉止方麵堪稱一時俊秀。關於李諧的風流博學為當時才俊欽賞一點，《北史·李諧傳》載有一事：
趙郡李搔嚐過元叉（北魏宗室，京兆王元繼之長子，為宣武帝靈太後的妹夫門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
可見其談吐風采之令人傾倒。在這當中根本看不出“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北史·李諧傳》）的影子。他的內在的美，他的博學寬懷，言談舉止的溫文爾雅、風流俶儻，完全遮蓋住了他外在的“醜”。《莊子》中寫了不少外貌醜陋或肢體殘缺而有識見、有思想、有操守的奇人，如《人間世》篇所寫支離疏，其形貌是“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臉部隱藏在肚臍下，肩膀高過頭頂，兩手的手指撮起來朝後向上翹著，兩條大腿和胸旁肋骨相並），然而其“挫針治”、“鼓策播精，是以食十人”（為縫紉之事，兼以為卜筮，以之養活全家十人），並善於養生。《德充符》中借子產以申徒嘉身有殘缺，不當“與堯爭善”，申徒嘉駁之之語說：“吾與夫子（案：指伯昏無人）遊十九年矣，而未嚐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而說外貌醜惡的哀駘它是“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其他如好學不倦的叔山無趾，以內在之美吸引了齊桓公的甕盎大癭（皆見《德充符》），具有純熟捕蟬技巧的痀瘺者（見《達生》）等，皆以其外貌之醜，突顯其內在之美。這些過去都隻是作寓言看，不想現實社會中確有這樣的人，這對於現實的個人修養教育和倡導良好學風都是很有意義的。
其次，李諧對於當時一些不學無術，道德修養極差，隻以武夫的驕橫顯示其權貴身份者有時也予以嘲諷，而對清廉有聲望者極表敬重。《北齊書》卷二十《孫騫傳》言孫騫學淺而行薄，邢邵曾對他說“更須讀書”，他說：“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四萬。”孫騫曾服一種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又《魏書》卷八十三《常景傳》言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於朝事多所直言。曆任“甚有惠政，民吏稱之”。然而他“清儉自守，不治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受玩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複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李諧等為之“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在北方常年戰亂的情況下，正是李諧、常景這些人在努力保存著中華文化的命脈。
李諧對其子教育亦甚嚴。《北史》卷五十四《斛律金傳》載，“（邢）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被李庶以同輩間稱謂‘卿’稱之），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本來沒有親戚關係的人之間，上下輩間交遊時有交叉，古今也時有忘年交，有的情況下很難由交遊確定輩分。這就給年長者的子輩在對父執的稱謂上造成為難。李庶在對邢祖信的父親的稱謂上把握得不好，引起邢祖信專門來找李庶稱“卿”以明輩分，李諧即以其子李庶失禮而杖之，並表示抱歉。因為這樣，李諧的幾個兒子也都好學而有修養。《北史·李諧傳》後載其長子李嶽“性純至”。次子李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三子李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觀涉史傳，兼屬文詞”，“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少子李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昆弟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這實際上是在北方少數民族長期統治下短衣窄袖風行之中，保持了中原傳統的衣飾與禮儀。傳中言其兄弟“頗涉疏放”，則尚不同於拘謹鄉願之人，而表現出一種豁達的氣度。
李諧主要生活於北魏末年和東魏初年，他步入社會之時，北魏的政治越來越混亂，483年孝文帝死，宣武帝繼位，政事委於外戚高肇，誅殺宗室諸王，政治腐敗，財力日乏，吏部標價賣官，貴族生活窮奢極欲，又上下崇盛佛教。朝廷數次攻梁失敗，民間幾次發生起義。其後孝明帝（510—528）繼位，時年六歲，靈太後胡氏臨朝，朝政混亂，民間饑荒，各處造反，攻州縣稱王稱帝者不斷。520年元叉逼靈太後歸政後，元叉又專政。525年，靈太後與元雍誅殺元叉之後，靈太後又臨朝，重用鄭儼。526年，懷溯鎮將葛榮（鮮卑人）起兵，自號天子，至528年據冀、定、滄、瀛、殷等州，號稱百萬，其攻破滄州之時，居民百分之九十死（《魏書·肅宗紀》）。引兵圍鄴，柱國大將軍爾朱榮敗之，被擒殺。因靈太後和鄭儼的專製，穢聞朝野，孝明帝密詔爾朱榮入京，於是靈太後等鴆殺孝明帝；因潘充華生女，太後詐言為男，便大赦改年，言太子即位，經數日又言所生為女，宜更擇嗣君，始立臨洮王之子釗，始三歲。直以國家大事如兒戲。
在這一段時間中發生了李諧生平中的兩件重大事情，第一件是爾朱榮入洛後，“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
沉靈太後與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雲：“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俊、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禦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北史》卷四十八《爾朱榮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