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50年代初在美國產生以來，公共政策在西方社會科學領域裏成為發展最為迅速、影響作用最大、應用範圍最廣泛、實證性最強、社會效用最突出的學科之一，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充分顯示其內在的生命力，完全成為公共管理的利器。公共政策之所以會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地興起和快速發展，既與現代社會的趨勢相聯係，又與公共政策這門學科的特征相關聯。在社會不斷改革與變動的現代工業化時代，由於社會與各種公共機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相互依賴，政府與公眾之間所麵臨的已經不再是個別的、單一的、簡單的和基本穩定或者一再重複出現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因此，一方麵現代政府充分認識到建立與發展公共政策科學體係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需求；另一方麵廣大的社會公眾也迫切需要得知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過程，從而綜合地評估政府在社會福利、國防、社會治安、教育、醫療、能源、稅收、環境保護以及人權等方麵正在做什麼，特別是政府是怎樣將其政策決定付諸實施的，以及為什麼政府要改變某些政策措施。以上的這些社會需求就是現代政府與社會公眾為什麼非常關注公共政策的根本原因。
17和18世紀以前，世界上多數的政府都被自我生存和潛在的外敵威脅所消耗，因此，政治組織與行政機構具有十分明顯的隔膜，所以它們很少做出決策，而做出決策的主要是獨裁者、君主和極少數的統治者，以及不具代表性的立法機構。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國家和社會的公共權力是被極少數的王公貴族所壟斷，並製定和執行著服務於自身的國家政策，使得政策在本質上根本不能夠代表民意，完全體現的是帝王貴族的意願。因此，此時的國家政策基本上不體現社會公眾的根本利益，特別在製定過程中缺乏民主程序，不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正因為如此，近代西方新興的資產階級首先將革命的矛頭指向了傳統社會“君權神授”和“王位世襲”的封建法統倫理，提出了資產階級的以自然法論理和契約論為核心的國家觀，發表了著名的《人權宣言》、《獨立宣言》等宣揚“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政治觀念，進而提出了“立法至上”的政治主張，要求實行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19世紀中葉，西方代議製政府開始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形成，特別是隨著更大部分的社會公眾政治參與的不斷增加，使得政策在製定與執行過程中，既能充分體現社會公眾的意願，又能夠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社會公共事務的不斷增加，以及日益複雜化、多元化和動態化的發展趨勢，西方國家的政府首先感覺到重大的公共決策越來越需要社會公眾的參與從而具有合法性，因此西方國家的政府開始關注其統治下的一係列社會公共問題，政府公共行政的目的也隻有一個，那就是根據社會公眾的意願履行公務，從而承擔起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重要職責。此時的西方國家的政府逐漸地認識到，僅有良好的法律製度並不能夠有效地解決人類社會所麵臨的種種嚴峻而複雜的現實問題，這中間既有目的是否正確、動機是否合理的問題，又有方式是否合法、手段是否有效的問題。因此，政府急需要一種嶄新的、能夠在既定的法律製度框架內有效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價值觀和方法論體係，這種逐漸形成的價值觀和方法論體係，就是以現代社會的一切問題為訴求和行為對象的公共政策，並以此來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發展，最終實現社會的善治。所以，用公共政策來完成傳統行政體製的蛻變，徹底改變由少數政治家、社會精英決定政策的“自上而下”的“沙發決策模式”，放鬆對社會的政治控製，廣泛聽取公眾的意見，考慮公眾的感受，加強與公眾的聯係，讓廣大的社會公眾參與並分享公共政策的製定、執行、分析與評估過程，就成為公共管理的基本範式。
公共政策作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內容和利器被普遍地接受並且得到迅速地發展，是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率先吸收和采用了公共政策學科的研究成果，將公共政策直接應用於聯邦政府所麵臨的若幹大型、複雜的國策問題的研究和處理，成功地大規模集中和組織了專業力量和生產力量，解決了諸如國防、宇宙探索、高新尖端科技的開發與利用等領域裏的某些重要問題，從而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在此期間，不僅湧現出了大量的有關研究公共政策的專業性組織和學術刊物，而且公共政策無一例外地成為世界各工業發達國家主要大學的進修課程。尤其是公共政策的理論和方法，不僅在許多國家的各級政府部門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且由於其所具有的潛力和普遍的適用性，公共政策同時也在許多私營部門得到了極大地推廣，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受人們關注的學科之一。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政策的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為了工業發達國家的政府乃至企業管理決策的基本方式，其基本核心理念是：①公共治理構成一個在政策製定與政策執行之間不斷循環的周期係統；②政策製定與政策執行具有不可分割性；③分權的政策執行比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更為有效；④政策周期主要是一個政治過程，強調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而不僅僅強調管理效率；⑤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政策網絡比科層製更有效。公共政策的這些基本核心理念，以至於在政府與企業當中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社會管理現象，即未作政策分析，不作政策決定。這種社會管理現象，不但強調社會實踐中政策分析和政策評估的重要性，而且強調政策製定與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社會公平性、代表性、響應性、參與性和責任感，是一種以時間動作分析和尋求社會資源的最佳組合而不斷提高管理效率的科學理論。
公共政策作為公共管理當中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它的製定、執行、分析與評估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並對社會利益的分配與平衡有著深刻的影響，這就使得公共政策現象成為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因而對公共政策現象的研究也必須要結合相關的社會科學參與，所以人們可以認定，公共政策的研究是一個結合了眾多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長期以來，公共政策研究已經成為包括多種理論、知識體係和方法論的龐大而複雜的科學體係。這是因為任何一項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都要涉及目標群體的確定，涉及資源的籌集與合理的配置，涉及人力的組織與安排以及有效政策手段的選擇等，要做好所有這些方麵的工作需要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知識的廣泛運用。也就是說，有效地利用科學知識和技術，可以使得公共政策的各個部分、每個環節以及相互之間的銜接與協調，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公共政策研究的創建就是人們為了運用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來研究政策問題，用公共政策的科學研究取代不科學的政策製定範式，以避免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過程中的盲目性、非理性，從而不斷提高公共決策的科學性，不斷提高公共政策的質量。因此，公共政策的意義就在於它成為政府在現代社會下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體現了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管理範式的合理變遷。在現代社會當中，如果一個政府缺乏公共服務理念與社會誠信，不能夠充分發展政策科學和有效利用理性的方法去製定與執行公共政策，不去追求民意和社會公平正義，為民興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發展，那麼這個政府就根本無法去應對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就極有可能失去社會的公信力，並最終失去管理社會的合法性——社會公眾的信任，終將會被社會公眾所拋棄，這是現代人類社會重要的隱形管理規則。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日益重視對公共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的政治科學家、行政學家將其研究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製定、執行、分析與評估過程中來。特別是在政治科學領域，公共政策過程的研究已經成為支柱性研究領域之一。一般來說，公共政策的經驗性研究，堅持較為傳統的描述性和記述性的分析方法，主要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次分析和探討公共政策的製定和發展過程。以宏觀理論模式為基礎的公共政策過程研究，比較注重政策或政策領域的長期發展與變化，以及政治思潮、社會觀念、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和社會製度等因素對公共政策發展變化的影響，特別是注重公共政策對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而以微觀理論模式為基礎的公共政策過程研究，則注重於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對單個行動者的行為分析，試圖從對公共政策過程進行全麵細致的觀察中，歸納出政治精英、利益團體和官僚機構的行為模式，以及這些行為模式產生的製度和文化原因。總而言之，研究製定公共政策、通過執行公共政策、不斷分析公共政策、全麵評估公共政策，從而不斷提高和改善公共政策的科學性、有效性，盡量減少重大決策中的失誤，就成為現代政府管理社會最基本的手段與有效方式，因為公共政策研究討論的完全是現代社會的發展之道與社會和諧之道。研究公共政策首先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政治與經濟狀況之間的聯係，了解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公眾之間的關係，了解社會體係對這些問題的反應，從而科學地理解公共政策抉擇的前因後果，以及政府的價值觀念與行為對這些社會公共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從而增進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因此，公共政策既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關聯變量，又可以看做是一個非關聯變量，對解決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等關係時所體現的自由—民主—權威的關係原則，具有普遍的意義。
分析與探索公共政策既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技巧。說它是一門藝術，因為它要求人們在發現和描述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在設計解決這些問題的公共政策以及發現這些公共政策是否有效的過程中，要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創造力和想像力。說它是一種技巧，因為它一般要求人們在完成上述任務的過程中必須掌握一定的知識，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以及統計學方麵的知識。一般來說，公共政策的研究打破了許多學科之間的傳統界限，吸收了多學科的有益知識，具體表現為綜合了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曆史學、法學、管理學和政治學的理念、價值和方法，不斷拓展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與對象，從而提高了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可靠性與科學性，並推進該理論不斷深化與發展。特別是對公共政策的研究還出於某種專業性的需求，通過對於公共政策的研究，可以向人們提供某些專業性的政策谘詢，使得社會公眾能夠積極地參與到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當中。因此，理解公共政策產生的前因後果，以及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當中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力，可使得人們較好地用運社會科學的知識，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而廣泛係統的公共政策專業知識，是為人們解決社會弊端而開出處方的前提條件。
在現實社會中，如果有了一個明確的發展目標，那麼什麼樣的公共政策能夠最為有效地去實現這一發展目標，就成為了一個需要科學研究的重大問題。一般來說，政府機構以及私人性質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也就是人們稱之為的智囊團）通常更加關注的事情是如何在社會實踐中運用好公共政策，所以他們最需要地是廣泛的專業政策谘詢，而不是如何發展科學理論。換句話說，公共政策研究能夠產生專業化的政策建議，其形式就像“假如……就會，如果……就會”等等之類的陳述，為實現預定的公共政策目標而薦言。公共政策的研究有利於保證國家製定與執行正確的公共政策，以實現社會公正的發展目標，保障社會公眾的合法利益。因為公共政策的研究不僅要服從於科學理解和專業谘詢的目的，而且還為政治討論提供信息，增進社會公眾對政治的了解，從而提高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的質量。當然，這是一些非常主觀性的目標，在如何建構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正、公平的社會發展目標方麵，公眾往往在政治價值判斷的層麵上無法達成共識。但是，當公共政策麵對巨大的社會危機的時候，政治不能夠表現得軟弱無力和保持沉默，政治有道義去發展公正有效的公共政策。因此，在公共政策的研究過程中，了解政治對公共政策的作用，探尋不同製度安排和政治過程對公共政策的影響，評估公共政策預期之中和預料之外的社會後果是非常重要的，有知總比無知更好。總之，公共政策的提出及其應用，不僅從理論上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美國人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與弗蘭克·古德諾（Frank Good Connanght）為代表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的形態觀提出了挑戰，而且還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範疇，提供了一整套社會治理的新技術、新方法與新理念，強化了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