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一般的層次上說，了解多個國家的相關背景有助於對公共政策理論體係的全麵認識。20世紀50年代公共政策萌芽並發展於美國，但在美國的影響之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現在已經傳播於全世界，在許多國家都已生根開花，使其獲益匪淺。特別是在西方的歐美發達國家，關於公共政策的研究已是學派林立，學者雲集，成果斐然，頗受政府的青睞。目前，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已經開始廣泛地開展對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的研究，並運用公共政策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以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的決策能力和公共管理水平。
中國社會目前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利益博弈的時代，利益矛盾、衝突、博弈是一種正常的現象，而解決社會利益分配的社會公正性問題，隻能依靠現代公共政策的理論體係。公共政策作為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和一門新興學科進入中國較晚，是伴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大門的打開而步入中國大地的，是中國政府在社會變革中不斷反思，探索求變，積極尋求他山之石的產物。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共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氣在中國得到迅速傳播。雖然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的建立與研究在中國起步較晚，是一種帶有強烈舶來品色彩的混合體，但是公共政策一經在中國大地萌發湧動，就立刻受到了中國政府與社會公眾的普遍關注和高度重視，使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特別是通過係統地掌握和大膽地借鑒國外先進的公共政策理論與研究成果，使得公共政策在中國呈現了生機勃勃、旺盛發展的好勢頭，為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生根、開花、結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中國公共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在經濟建設和政治發展過程中走了許多彎路，犯了很多路線性錯誤。特別是一次次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導致中國經濟的體係最終幾乎崩潰，而造成這一惡果的直接原因就是無視科學決策，僅憑政治領袖的個人意誌決定中國的命運，當然也與建國後完全實行前蘇聯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中國形成了一個與計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集權管理”形象。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領導人製定了建立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新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把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作為了自己各項工作的總方針。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巨大的社會改革給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帶來了一係列根本性的變化。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管理的重要機構，首先麵臨的一個挑戰便是如何重新塑造自身的形象問題。例如，如何改變政府職能，變集權管理為公共管理，如何使政府部門成為集管理與服務於一體的、高效的公共管理機構等一係列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踐的需要，是提高公共管理機構的運行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徹底改變中國政府傳統職能的需要。因為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許多舊觀念及習慣勢力，使得中國的公共管理機構嚴重僵化和墨守成規，表現為濫用公共權力和行政無能，失去了必要的敏感性和同情心，正在遠離社會公眾。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問題的背後隱含著另外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降到創曆史紀錄的最低點，廣大公眾的憤怒與冷漠交替出現，政府公信力極劇下降。人們發現，政府公共管理機構已經演變成為一個龐大無比的官僚主義怪物，因為它不再是國民利益至高無上的服務機構。一言以蔽之，它正在異化，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麵，使人們對官僚機構深惡痛絕。
造成中國政府公共管理形象不良及管理失靈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經過深入細致地分析與歸納之後可以發現，政府部門公共政策出現的種種失誤，以及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所產生的消極作用，使得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不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是造成中國政府公共管理形象不良及管理失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公共政策活動的規律，改變公共政策體製和方法落後的現狀，提高領導幹部的公共政策水平，建立一整套嚴格的公共政策製度和程序，完善公共政策的支持係統、谘詢係統、評價係統和反饋係統，實現公共政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提高中國政府對整個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宏觀管理水平，塑造高效廉潔的政府公共管理形象，成為當前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中急需要解決的首要課題。因為公共政策的正確與否，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興衰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中的“一言”，指的就是重大的公共政策決定，這方麵的例子多不勝舉。例如我國的農村政策由提倡“一大二公”轉變為“聯產承包”，就徹底地改變了八億農民的命運，實現了中國農業經濟的興起。特別是鄧小平所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社會經濟展呈現出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有些錯誤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即使認識到位，也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到根本的糾正。例如，我國早期的人口政策，就使中國人口多增加了幾個億。無數事實證明，重大公共政策是否正確，左右著一個國家的興衰。從政府的主觀願望來說，都希望自己所製定的公共政策是正確的、有效的，但由於政府各級行政機構在決策過程中缺乏科學化與民主化，使得結果和事實不能盡如人願。實踐證明，公共管理機構在製定與執行公共政策過程中，要減少失誤率，提高有效性，就必須要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即依靠政策科學，也就是要建立一個科學的公共政策製定體係，要充分認識建立科學決策的重要性，並自覺地運用製定公共政策全過程的客觀規律。
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的引進與研究工作在中國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公共政策在我國的興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其產生與發展有著極其現實的政治原因。雖然我國的黨和政府對政策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但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特定的政策任務進行試點調查從而發現問題並提出解決的辦法，因而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比較簡單，對政策問題的分析也僅局限於以往的一些經驗性的思維，缺乏係統的科學方法作為其指導，更缺乏理論性的全麵總結。而對於社會管理實踐中出現的政策問題研究，也往往主要是由黨和政府決策機構中的少數調研人員承擔，其研究不但受人員知識結構和技術能力的限製，而且也深受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使得政策問題的研究常常缺乏必要的客觀性、理論性和科學性。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進入城市，改革不但給中國社會百廢待興的政治、經濟生活帶來了一係列根本性的變化，而且使政府麵臨著大量需要解決的政治、經濟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但大量湧現，而且錯綜複雜，千變萬化。例如，國家財政在市場中的困境；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社會保障體係與社會就業機製的建立；精簡—膨脹—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政府機構改革怪圈；假冒產品的泛濫與地方保護主義；貧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日益嚴峻的社會腐敗問題；糧食流通體製、稅收體製以及銀行不良資產與金融體製存在的弊端和改革，等等。相比之下，由於科學文化教育落後，法製不健全，以及幹部綜合素質低下，特別是在法治和民主作風等方麵存在的一係列嚴重問題，使得我國的領導幹部隊伍和整個行政體製很難適應與滿足中國社會急劇的變革和改革深化的需要，決策體製和方法的落後和局限在當時成為亟需解決的首要課程。
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帶動下，通過對過去重大公共政策失誤所造成的嚴重問題的重新認識和不斷反思，科學決策問題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日理萬機的中央領導同誌決心把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提上議事日程，使得公共政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發展進程中，很快就獲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社會政治地位。在1986年7月召開的全國軟科學學術會議上，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萬裏同誌在講話中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實現公共政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的任務，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全國普遍提高領導幹部的決策水平，以及早日建立一整套嚴格的決策製度和決策程序，完善決策的支持係統、谘詢係統、評價係統和反饋係統，以保證國家社會改革的順利進行。作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江澤民同誌，也十分重視科學決策的重要性，他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要把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化作為積極推進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來完成。此次，中國的公共政策決策結束了過去長期在黑暗中摸索的曆史，結束了非理性的蒙昧狀態，逐漸對走上了科學決策的發展道路。
推動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不單隻是基於公共政策本身在學科上的意義，更多地還是出於中國政府亟待需要迅速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和行政決策能力的現實要求。因為此時的中國改革已經到了必然要觸發深層次社會變革的關鍵時刻，所以要為如此廣度和深度的社會變革推波助瀾，提供充滿睿智的洞見和理論，培養卓越的領導才能，大規模地提高全社會的管理水平，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了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公共政策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重要曆史時刻應時而生，也正契合了在當今中國社會非常流行的一個觀念，那就是與時俱進。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是社會改革的產物，中國政府強烈希望社會變革的政治意識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巨大作用，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積極尋求他山之石。
此後不久，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許多公共政策部門成立了公共政策的專門研究機構，這些專門的研究機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初具規模，為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提供了必要的政策質詢和可靠的理論保障。特別是一大批國外頗有影響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分析的專著相繼翻譯出版，比如198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係統分析與政策科學》，1987年華夏出版社出版的《政策製定過程》，198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政治學：體係、過程、政策》，1992年經濟日報社出版社出版的《公共政策》等，特別是世界上第一部《政策研究百科全書》此時由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與廣大的讀者見了麵。這些著作係統地介紹了西方現代決策理論，使得人們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分類、公共政策製定主體、公共政策製定過程、公共政策製定方法、公共政策執行、公共政策評估等公共政策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內容有了較多的了解。另外，有關從事決策科學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教科書也陸續出版，比如國家體改委的孫效良同誌主編出版的《政策研究學概論》，探討了公共政策的規範、方法和內容，對中國的基本政策和工業、農業、財稅、環保、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具體政策作了一些彙集和描述。此書是引導人們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一部較好教科書，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這一時期中國公共政策的快速發展及其特點，也引起了西方國家許多專家學者的極大關注。例如當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美國的肯尼思·利比（Kenneth G．Libby）和戴維·蘭普森（David M．Lampson）兩位著名學者就多次來到中國進行長時期的實地調查，並於1992年和1998年分別撰寫了《中國製定政策的領導與組織過程》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官僚政治和決策》這兩本頗有影響的書，以美國人獨特的視角闡述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公共政策水平。在其著作中兩位作者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國的公共政策普遍使用的決策模式為權力模式（Power model）和分割式的權威主義（Divided authoritarianism）。並認為中國的這種決策模式，存在於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是理性決策模式和傳統的意識形態決策模式相結合的產物。此外作者還認為，與美國強調獨立製定公共政策的機製不同的是，中國在製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基本采用“一致性”的原則，也就是政府各行政部門之間必須對所製定的公共政策達成大致的意見，公共政策才能被最終通過並得到執行。如果各級政府部門之間對所製定的公共政策不能夠達成一致性的意見，那麼就必須由上級主管部門來進行協調和裁決。
這一時期，雖然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是一種帶有強烈舶來品色彩的混合體，主要是以翻譯和闡釋西方有關公共政策的著作和介紹一些學術觀點為主，或隻是總結中國公共政策的實踐經驗，而不是檢驗和發展公共政策的理論內涵，使得低水平的重複性理論研究很多，幾乎很難找到一部屬於自己具有獨立知識體係的有關研究公共政策理論的創新專著。但是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還是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逐漸認識到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體係的重要性。特別是一大批中國學者積極投身到了公共政策的範式和體係的研究當中，在眾多專家、學者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有關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斐然，使得公共政策逐漸成為中國政府實施公共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此外，中國的學者們除了舉辦一係列有關公共政策的學術研討會之外，他們對於公共政策概念的研究和本質分析的學術論文也開始在一些社會科學雜誌上公開發表，並開始用公共政策的理論探討中國公共政策的分類等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的學者們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國情，對公共政策開始了全麵係統的研究與實踐，相繼出版許多敘述和分析中國公共政策的學術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馬德普等人編寫出版的《變革中的中國公共政策》一書。該書全麵敘述和分析了中國各項重大公共政策領域內的一些基本政策，如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區域發展政策、貿易政策、人口政策等。此外，由蘭秉潔、刁田丁主編出版的《政策學》一書，是一本難得的公共政策教科書，對公共政策的研究也較為深入。書中難能可貴的是除了係統地介紹了有關公共政策的政策分類、決策過程、決策方法與政策評估的基本理論之外，還附有一些案例分析，主要是詳盡地敘述並分析了中國幾項重大公共決策的案例，包括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三峽水利工程、稅製改革以及中國的義務教育。在書中，作者用公共政策的決策理論係統分析與全麵論證了中國政府在三峽水利工程、稅製改革以及義務教育這三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公共政策的質量和模式。特別值得關注的可喜之處是，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體現出了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已經開始由理論性向實證性的方向全麵發展。此外，中國政府相繼派出一部分專家學者去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公共政策理論，他們學成歸來以後在各重點大專院校任教，並撰寫出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質量的教科書，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體係與理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為了促進公共政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1997年底，被稱為公共政策之父的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的著名教授葉海卡·德羅爾，應邀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做了題為《高層次政策的製定》的學術報告。在學術報告中，他關於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洞見、嶄新的學術觀點，充滿著廣博的經驗智慧、閃耀著高屋建瓴的思想光輝。特別是他在學術報告中對公共政策理論框架的構成提出了自己真知灼見的一些看法，為中國公共政策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最有價值的資源。因此，葉海卡·德羅爾教授的報告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巨大反響，成為拓展中國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中狹隘認識的一劑不可多得的良方。他與中國學界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所進行的國際性學術交流，為中國公共政策的深入研究和中國公共政策的發展與完善起到了很好的促進效應。因此，不斷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堅持開放式的研究方法，保持與世界各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工作者和政策規劃、政策評估等實際工作者的廣泛接觸，才能更深入地發現國外先進理論、科學方法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才能深刻地認識中國公共政策的特色，才能促進中國公共政策學科建設與發展，實現與世界同行平等對話的必要條件。
在西方發達國家，公共政策理論不僅在政策製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國民教育和國家公務員的培訓中，也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這些國家的應用管理類學位教育當中，不僅有MBA（工商管理碩士）、MPA（公共行政碩士）等學位教育，而且還有MPP（公共政策碩士）的學位教育。中國目前還不具備職業化公共政策研究、規劃、評估隊伍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已經成立起來的專門政策研究機構，如各級政府的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等，都從事的是一些實際工作或者是一些比較抽象的理論研究，或者成為政府會議文件的起草班子，很難在具體的政策製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中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運行與國際社會的逐漸接軌，抓緊進行公共政策人才的培養與儲備，建立中國職業化公共政策研究、規劃、評估隊伍已經勢在必行。
在此值得特別一提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公共政策這門新興學科進入到了中國的大學校園。雖然公共政策的研究開始比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及政治學等學科在中國高等教育機構中晚了許多年，但學科發展勢頭很猛，課程建設速度非常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複旦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西北大學等多所國內著名大學，率先在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係開設了公共政策的課程，並開始設置公共政策專業方向的本科教育和碩士研究生學位，使公共政策不僅成為全國重點大專院校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專業的骨幹學科，而且也成為公共管理專業與MPA的核心課程以及國家公務員培訓的必修課，成為對各級黨政領導幹部進行任職資格考試的重要內容。這不僅是迅速提高中國公共政策質量和公共管理水平的根本性措施，也是促進公共政策科學建設的巨大動力，培養了一大批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者和專家，出版了許多頗有學術價值的專著和教材。
中國公共政策迅速發展的另外一重要征特，就是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術團體此時也開始紛紛建立。比如1991年8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了全國首屆政策科學討論會，1992年在中國行政學會之下成立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1994年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計劃單列市的黨委政策研究室、政府的經濟研究中心、各重點大專院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都派來了自己的專家學者共計300多人出席了成立大會。這些全國性的政策科學研究會每年都會定期召開有關公共政策的研討，而所召開的每一次研討會議，都是對中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成果的檢閱和展示，都為公共政策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領域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奠定了基礎。回顧中國公共政策20多年來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改革的曆史進程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與中國政府改革舊的決策體製和行政體製，提高決策效率和行政管理水平的要求與舉措相輔相成。這種來自各級政府方麵的“需要”，成為中國公共政策興起和發展的首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