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執行是公共政策實踐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也是最容易引發政策執行問題產生的重要階段。因為公共政策不良的執行效果，必然會影響到人們的行為選擇和社會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配置，降低公共政策的績效，而良好的執行效果能夠塑造公共政策的權威。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執行階段，其質量的好與壞，將會直接影響到公共政策的效率與公正。在公共政策理論發展的過程當中，自從政策執行問題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們的關注以來，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什麼是公共政策執行這一重要概念做出過多種解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是以美國著名學佩爾茲曼（Jeffrey L.Pressman）、威爾達夫斯基（Aron B.Wildavsky）、薩巴蒂爾（Paul A.Sabatier）和馬茲曼尼安（Daniel A.Mazmanian）等人為代表的觀點，將公共政策執行直接界定為在目標確立與取得這些目標的行動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的過程，即用法律、上訴法院決定、行政命令，或用議會決定、內閣政令的形式，實施一種基本政策決定的過程。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地區，持此種觀點者較多。
第二，以美國著名學者查爾斯·瓊斯（Charles Jones）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公共政策執行是將政策付諸實施的各項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以組織、解釋和應用這三種活動最重要。所謂解釋就是將政策內容轉化為一般人們所能了解和接受的指令；組織就是指設立執行機構、擬定執行方法以期實現政策目標；而應用則是由執行機構提供例行性服務和設備、支付各項經費開支進而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
以上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們，雖然以不同的方式把公共政策執行概念界定的不盡相同，特別是對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細節解釋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是按照公共政策執行是由一係列活動或行為構成的過程這一本質特征進行係統分析的，所以對公共政策執行概念的界定基本上還是比較準確的。即公共政策執行不僅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包含著建立合理執行組織、具體的貫徹落實、協調、溝通以及監控等諸多環節的複雜過程。特別是在這一過程當中，各個環節之間相互聯係、相互製約，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到公共政策功能有效性的發揮和政策執行的最終效果。因此，在解釋、宣傳和實施政策的過程中，合理地配置組織權力，進行有效地溝通和協調，采取有效的監控手段，將政策內容轉化為實際的效果，才能夠使得既定的政策目標得以實現。
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們認為，公共政策一旦製定完畢，那麼隻要配以一定的經費和人員，公共政策就會自然地實施，目標也將會最終達成。因此，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們，一般把對公共政策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製定上。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為了有效解決社會的貧困問題，製定了一係列的公共政策，如“向貧困開戰”、“偉人社會”等，但一直收效甚微，甚至有的政策完全失敗，導致公共政策執行中的“執行鴻溝”、“執行赤字”等問題日益凸顯了出來，引起了研究公共政策學者們的廣泛重視，使得公共政策執行問題的研究悄然興起，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們將公共政策的研究視角完全轉向了對政策執行的關注。
關於公共政策執行的問題，是由美國著名學者佩爾茲曼和威爾達夫斯基首先提出來的。1973年，佩爾茲曼和威爾達夫斯基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政策執行》。在書中作者認為，社會資源的稀缺性與“經濟人”的利己性，以及委托—代理鏈在公共政策傳遞過程中的缺陷存在，導致公共政策在執行中出現偏差。此後，佩爾茲曼和威爾達夫斯基倆人通過全麵係統的不斷研究，從而揭示了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之間產生偏差的根本性原因，成為科層組織理論的政策執行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者。實際上，他們所關注的焦點是公共政策的製定者，也就是把政府的高層決策作為其研究的出發點。此後，在公共政策的實踐過程中，人們一直關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雖然製定了合理的、合法的公共政策，但是在公共政策執行的這一重要階段，由於某些主客觀的原因，政策執行者將政策目標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因此，公共政策執行問題的出現，不僅引起了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對此問題的強烈關注，並且也促使他們對政策執行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
在公共政策執行的理論研究當中，西方著名學者艾莫爾（Richard F.Elmore）曾經提出過兩個相關的概念，即“前向探索”（Forward Mapping）和後向探索（Backward Mapping）。他認為，在政策執行過程當中存在著“前向探索”和“後向探索”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前向探索”主要是從上層出發，明確陳述政策製定者的意圖，然後層層具體化，在每一個政策階段規定好執行者的角色期望，再把最低層出現的結果與先前的意圖相比較，以衡量政策執行的成功與失敗。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般的解決辦法是，進一步明確政策目標，更多地關注行政責任，給予下屬更多的啟發與指導。而“後向探索”除了肯定基層官僚的自由裁量權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當中的積極作用外，還進行了行政結構的研究。這種行政結構的研究注意到了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對公共政策執行過程的影響。因為隨著公共管理的不斷深化，公共組織與私人組織，即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相互關係的密切程度不斷地增長，許多重要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都是在這種多元組織的背景下，由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提供的。同樣，公共政策的執行也需要相關的社會組織與眾多的行動者共同協作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