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話語理論對我國公共政策評估實踐的啟示
話語理論在公共政策評估中的應用，事實上包括了一個隱含的要求，這就是要求一係列因素之間保持一個均衡，這種均衡既包括主體間的相互均衡，又包括主體與客體間的相互均衡；既包括政策過程自身的均衡，又包括我國公共政策體係與公共政策環境的均衡，從而達到理論與政策實際的適應性。當然，要想達到一係列因素之間的相互均衡，使理論與政策實際相適應，必須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1）保持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政府代表的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間的相互均衡，一直是公共行政哲學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政府在公共政策中的優勢地位是傳統官僚組織和理念成就的，但話語理論下的公共政策評估，則要求平等多元主體間的平等對話，這就要求在政策網絡中不要存在一方獨大或幾方優勢。公共能量場是一個多元訴求爭奪話語製高點的平台，權力與權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製約是其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因而用社會公眾權利和政府代表的公共權力間的相互製約機製，取代政府決定社會公眾權利的傳統做法，從而保持話語間的緊張對抗性，對提升公共政策評估質量是十分有益的。
我國著名學者劉伯龍教授與竺乾威教授在其著作《當代中國公共政策》一書的開篇中寫到：本書研究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指縣級（包括縣級市）政府的政策評估，中共縣委、縣政府、縣人大三者在政策製定和評估中三位一體，占有優勢地位，此外，相關的政策主體還包括了縣政協、黨的縣紀律檢查委員會等。但是，話語理論的基本原理要求政策網絡必須是建立在沒有唯一優勢組織和活動方式的社會基礎上的，並視情景使得組織間相互替代和協調，因而有效保障政府代表的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間的均衡，從而建立公共能量和政策網絡化的話語平台，從根本上保證各方社會力量對公共政策評估的參與、分析和監督。話語理論所要求的對公共政策全過程的參與，是一種包括了公共政策製定、執行、評估在內的不斷對話過程，這一對話過程需要在政府、社會和其他參與者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信賴的、正當的對話機製來解決公共政策中的問題，而解決公共政策中問題的有效辦法，就是必須要擺脫官僚體製的影響，包括信息溝通不暢和官本位等習慣性思維。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評估過程中，一定要在評估主體、客體和情景間建立一種良性互動和及時反饋的機製，這既是對公共政策評估合法性的維護，也是提高公共政策效率的根本途徑。
（2）我國公共政策評估體係與公共政策評估環境的均衡。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可以用公共政策的質量來進行分析，評估結果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是受多方麵因素製約的，其中公共政策的主體、客體與環境都會對結果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產生巨大的影響。這裏的公共政策環境主要是指影響公共政策產生、存在和發展的一切因素的總和。一般來說，公共政策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兩大部分，具體指社會經濟狀況、體製或製度條件、政治文化、國際環境，等等。在我國建設政治文明的過程中，要求形成一係列的配套工程，其中包括公共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而這兩個方麵完全是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公共政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在公民、社會、市場以及公共領域中合法性認同度的提升，既是對公共政策最好的監督，又是促使公共政策質量不斷提升的最佳途徑。其次是公民政治參與意識和水平的提高，這樣的提高是一種良性、理智的提升。例如，政府電子政務的推廣，就要求廣大網民的積極參與，獻言獻策。因此，政府電子政務的推廣，既高效透明，又能降低行政成本，是推動行政管理科學化的良好途徑。此外，公共政策體係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子係統，它存在於國內外動態的政治環境當中，特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水平的高與低、質量的好與壞，完全取決於公共政策體係和環境因素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當中，所以在我國推行民主化、科學化的公共決策過程中不能不考慮到這一問題。
（3）公共政策過程自身的平衡。公共政策過程包括了政策製定、政策執行、政策分析、政策評估與政策終結等重要環節，而這些環節是互為條件，相互製約的。特別是公共政策評估因為聚集了諸多利益訴求的關係，從而涉及公共政策過程的幾乎全部環節，因而要想實現公共政策評估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全麵提升，就要注意公共政策過程中諸多環節間的平衡。
在我國，由於對公共政策過程自身平衡的問題關注不夠，所以在地方性公共政策實踐中不乏忽視評估環節的現象。同樣，在我國地方性公共政策實踐中，把評估作為擺設走過場的例子也不在少數，所以要想有效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就要從根本上保證公共政策的製定、執行、分析、評估以及政策終結的科學化與民主化，並保證多方的利益在公共政策過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完全的考慮，從而最終建立一種合乎我國基本國情的公共政策評估體係。
（4）我國公共政策實際的均衡發展。我國公共政策的基本實踐，實際上是包括了諸多不平衡因素在內的一種政治過程，而在這一政治過程中，包括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社會與市場、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政策參與度以及參與層次都是極為不均衡的，特別是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間的公共政策水平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性。這種現象的產生，既是由於我國政策科學實踐發展的水平較低，又是因為存在體製缺陷等方麵的原因。因而要想避免這些不均衡問題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尋求一種能夠迅速提升公共政策評估質量的方式，就必須要下決心超越這些瓶頸，從根本上解決不均衡問題。浙江溫嶺的民主實踐，雖然僅局限在有限的地域範圍之內，其民主方式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但畢竟給我國的民主化公共政策實踐提供了一些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特別是話語理論對我國公共政策過程的影響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隻能建立在民主理念和民主能力都比較成熟的時期。因此，話語理論對我國公共政策實際的適應，主要強調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漸進的、朝向真正平等對話的、話語權力製約的公共政策評估體係。
長期以來，現代公共政策的科學研究一直都認為，從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化和公共政策中的工具理性度來提升公共政策的質量，是提升公共政策質量的兩條有效途徑。因此，用話語理論來研究並解決後現代狀況下公共政策評估質量提升的問題，是具有前瞻性意義的。雖然該理論對於公共權力場、政策網絡以及全麵績效質量監督等內容的探討，都還屬於當今公共行政學研究的前沿性領域，並且能否真正為我國的公共政策實踐提供多少有益的因素尚不得知，但作者對公共政策評估所做的理論分析，都是建立在如何解決公共政策評估研究當中存在的一係列問題基礎之上的，如如何解決主體間合法性的危機問題，以及主體對客體作用的工具理性化批判的解決途徑等問題。其目的就是想嚐試通過實現組織和參與層次的扁平化、參與途徑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政策過程當中自身的均衡化，尋求一種實現公共政策評估科學化、民主化的重要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解決官僚製帶來的對後現代多元思維和現實的不適應等方麵的問題。因此，作者所做的種種研究，都是一種建立在如何提升公共政策質量基礎上的歸納性再思考和理論性探討。
此外，雖然我國在地方性公共政策實踐中進行了民主協商式的、績效評估式的以及全麵質量管理等創新性式的理論嚐試，但從公共政策的理論發展和實踐的角度來看，我國推行全景式的、平等化的、多元化的政策網絡化評估將是一個漫長的，需要經過不斷驗證的發展過程。所以作者不主張將公共政策的研究推向全部的公共政策實踐，而主張將這種實踐在較小的範圍內作一些試點性的理論嚐試，然後再將其成功的經驗向更廣闊的範圍推廣，從而最終達到在一定範圍內實現公共政策民主評估的合法性、合理化提升的目的。因此，作為對前述研究的回應，作者認為，目前在提升我國公共政策評估中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時候，還要注意以下幾方麵的問題：
其一，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其二，公共政策過程本身的平衡；其三，公共政策過程與公共政策環境的互相製約與平衡；其四，我國公共政策發展過程的平衡，包括政策理論與政策實踐的平衡，特別是政策水平在不同地區發展狀況的平衡。
作者同許多專家學者一樣，希望人們對公共政策理論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公共政策的評估過程之中，特別是要把研究的重點完全放在公共政策評估創新的模式上來，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夠使得公共政策評估創新的模式與我國公共政策評估的實踐有機地結合，才能夠在兩者之間實現較好的契合，從而為建立一種適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完全與我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政策評估體係，提出一種可行有效的研究思路，以不斷提高我國公共政策評估的合法性和合理度，為我國公共政策學科的全麵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