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資助過多少人，可能是數也數不清。他資助這些人開創事業，是希望他們能有一個好的開端，為社會、為人類作出一些有益的貢獻；他幫助一些生活有困難或遭遇不幸的人，是因為他有過苦難的經曆，希望別人能夠擺脫苦難，有個好的命運。這些資助無不帶著他的善良心願。他寫道：“我不問他們的父親生在哪裏，也不管他們崇拜哪個小人國裏的神，因為正當的施舍，是不分國界和無須表白信仰的。”由此，一個百萬富翁急公好義的形象在歐洲不脛而走，致使求援信如雪片紛來。19世紀80年代末期，他發現“郵局每天至少送來兩打申請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總共至少有兩萬克朗，這就是說，一年至少達700萬克朗”。這當中，當然少不了行騙者，這給他帶來了許多真假難辨的麻煩，終於使他無法應付。於是諾貝爾就采取了另外的一種方法，“我必須聲明，與其落得個肯幫助人的好名聲，還不如幹脆讓人去講壞話好了”。他把捐贈與資助的主要方向轉向了社會慈善事業。
諾貝爾一生沒有自己真正的家。他在瑞典出生，在俄國長大，後來奔走各國，他曾說過：“我工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一生中，他為事業而到處奔走，以事業為家，這使他消除了民族成見，成為一名國際人士，能夠胸襟開闊地從全人類的利益來考慮問題。站在有利於人類進步的高度，他認為大量的私人財產不應該被個人繼承或留給親屬，那樣“將幫助懶惰，並且因此而助長損傷人類元氣，從而帶來災難”。他的富有偉大意義的遺囑，正是在這種觀點下形成的。他將他的巨額財產贈給了全人類，用作獎勵那些為世界和平和在科學、文學領域內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們，而且還不分國籍、民族、性別，不論來自哪個大陸，不論講什麼語言，這不能不令人為他的偉大理想和見識而感動。
諾貝爾的生活比較簡樸。他在成了百萬富翁之後，也從不隨意亂花錢。他養成了生活開銷記賬的習慣，不管開銷多大，都一絲不苟地記上，現在還保留著他一些生活開支的賬單。從賬單中可以看出，他對別人很慷慨，對自己則很節儉。他的衣著簡單，但卻非常講究衛生；對飲食講究一定的規律和規定，從不進餐館吃飯。他55歲的時候，正是名聲和活動的鼎盛時期，並已在巴黎這樣的繁華大城市住了很久，但卻從來沒有鋪張奢侈的表露。有人這樣描繪過他當時的形象：“他是一位踏著短小而堅定的步伐，為了達到明確目標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於中等身材、略微駝背的活躍而又嚴肅的矮個子的人。他的腦門又高又大，蓄著整齊的黑中帶有灰的胡子。掛在他那蒼白麵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現出他的性格，而不單是好看。在他的臉上充滿著緊張和憂慮的表情，但又因他那雙在濃眉下閃爍的藍眼睛變得柔和了些。當他的近視眼需要的時候，他就將係著一條黑帶兒的夾鼻眼鏡夾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飾非常好，他的服裝式樣不是最新的，但都像他周圍的一切東西那樣，總是保持著簡單、適用和高質量的傳統。沒有任何一件東西能夠表現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非常有錢的人，乍一看來，很多生人還會把他當成一個遲鈍、陰鬱和無足輕重的人。”
諾貝爾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習慣。除了工作與讀書，其他方麵的嗜好很少。他不吸煙，不喝酒，不玩牌或賭錢，什麼樂器也不會，對音樂也沒有欣賞的興趣，也從不跳舞。對一些娛樂活動不太熟悉，在邀請的客人，甚至是女士們的陪同下，他有時也到展覽會、戲院和娛樂館去，由於對馬的興趣，他還經常到賽馬場去，但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個消極的旁觀者，而不是個積極的參加者。在觀看的時候，朋友們隻看到過他平靜的讚許和慈祥的微笑，而沒有見到過他興高采烈和放聲大笑。他在巴黎居住了18年，他給鄰居的印象是：個子矮小，皮膚發灰，以自己的風度輕輕地走來走去，既不虛張門麵，也不大擺架子，對他周圍的東西和服務要求不高，他總在清晨，把自己包在馬車上的毛毯裏，坐著馬車，馳向塞夫蘭實驗室，而晚上則沒有固定的時間回來。
諾貝爾將休息當成了生活中的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他一生從來沒有鄭重其事地成時間段地休息過，他的腦子裏，充滿著一個個新奇的設想，並經常為實現這些設想而不停地思慮著。可以說，從他從事科學研究和發明的時候起，他的生活就被三種不同的活動填充著：研究和實驗，這是他一生的興趣；實業事務與組織，這是他實現自己的發明成果所必需的，但他又懷有濃厚的厭煩心理；旅行，這是滿足前兩件活動所必要的。休息和療養，多半是借助旅行來進行的。
對於旅行，諾貝爾一般都是精心考慮和計劃的。在旅途中，他通常是在某個溫泉場所或療養院做個短暫的停留，休養一下，或通過旅途中景色的變換來進行休息，也盡可能地結合工作作出些如意的安排，如夏天到北方去、冬天到南方去等。但是，長時間的旅途生活又使他休息不好，十分的疲勞。那時的火車顛簸不停，充滿了煤煙和灰塵，他把那狹窄的車廂稱為“我的行進的監獄”。每當冬天，在一些大城市裏，他不去那些大型的豪華旅館，而是住在名聲好並且安靜的旅館裏。夏天，在那些水鄉城市，他則擺擺闊氣，總要在最好的旅館裏要一個套間，而且喜歡窗戶對著廣闊的湖水、公園和花園，但必須在背陰的一麵。他很喜歡花兒，他的三座私人實驗室，沒有一座不帶有一個管理良好的花園的。旅途中，他喜歡欣賞海洋，沐浴清風，眺望星空，沉醉於靜穆的大地，卻不願置身於喧鬧的環境，更不願與人進行交談。但不管是旅行還是借旅行來做短時間的休息，都是以滿足他的工作熱情與興趣為前提的。當需要工作的時候，他絕不允許休息來侵犯工作。他有一隻特製的手提式旅行箱，裏麵裝著不管到哪兒都能開展工作的用品，以便隨時進行他那充滿興趣的工作。
諾貝爾厭煩一些毫無意義的社交活動，經常借旅行等借口有禮貌地推掉這樣的社交活動，但是對必要的社交活動，他則抱著積極的態度去參加。他在巴黎馬拉可夫大街的別墅裏接待過以各種理由來找他的人，有些拜訪使他高興，但在更多的時候，對那些無益的訪問或打攪，他都感到厭煩，對由於應酬而浪費的寶貴時間感到惋惜。他在那座別墅裏宴請過來看他的親屬、朋友和實業界人士，每次都非常熱情、周到和充滿歡樂氣氛，他的妙趣橫生的談吐，增添著聚會的樂趣。他雖然自己節儉，但卻不惜高價雇來烹調手藝好的廚師，拿出地窖裏儲備的名酒，殷勤地招待客人。對男客，他能根據每個人的特點照顧周到；對女客，則不失禮節，熱情相待，並且總為每位女賓準備一份禮物或一朵鮮花，充分顯示了他的周到、細致和顧全禮儀。對親友，除了經常回去看望母親之外，對在斯德哥爾摩老家的親屬和他們的孩子，每逢聖誕節、結婚紀念日和生日，不管當時在哪裏，諾貝爾總要給他們寄去一份漂亮的禮物和問候的信件，以表達他的對故鄉的思念與至深的親情。
在諾貝爾一生的交際中，能夠稱得上朋友的為數很少。他在早期所交的朋友有西奧多·溫克勒、阿拉裏克·利德伯克、卡爾·奧伯格、阿道夫·阿爾塞爾、諾登舍爾德和索爾斯頓·諾登費爾特等人，後期所交的朋友，除了前邊所提到的貝爾塔之外，還有他侄兒愛默紐爾、裏揚斯特羅姆兄弟、拉格納·索爾曼等人。他所交的朋友不多，可能與他那不喜歡交際，不願出頭露麵，不願惹人注意，喜歡平靜的生活，願意一個人沉思的性格有關。孤獨的生活，從幼年一直伴隨他到老年，他既給人留下了懷有無限熱情、永不知疲倦的形象，也給人留下了憂鬱、孤寂的印象。他的孤寂是多方麵造成的，童年的多病使他形成了憂鬱、內向的性格；強烈的工作熱情和那不願交際的性格，又使他在成年失去了不少交友的機會；他沒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使他得不到精神與生活上的安慰；逆境的傷害和多病的折磨，又不斷地增添著他的煩惱，尤其是在晚年，他的這種感受更加突出。他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無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於世”。他感到十分孤寂。每當這時，實驗室就是他的避難所，他在這裏為崇高的理想而獻身，他在這裏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從中感受到人生的最大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