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一生，是充滿曲折而卓越、多事而不平凡、壯麗而悲涼的一生。有人說他是個充滿矛盾的人：他體弱多病，卻能在工作與事業中取得驚人的建樹；他沒有任何真正的學曆，卻能依靠自己的勤奮與聰穎解決一個個複雜的科學問題；他一向對陌生人采取緘默和回避的態度，卻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影響，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曾在全世界引起過強烈的共鳴；他一生致力於炸藥的研究與發明，卻是位和平主義者；如此等等。分析這複雜而充滿矛盾的人生，就不難發現，這樣的人生展現，來自一個偉大的胸懷和一個崇高的理想，那就是對世界和平的向往和對人類進步的追求，而這種理想與追求是在他那特殊的經曆中形成的，繼而又在複雜的社會環境和曲折的人生奮鬥中展示出來。
諾貝爾充滿了對和平的渴望。他渴望和平，不僅僅是由於他逝世後設立了和平獎，鼓勵世人去為和平而奮鬥才表現出來的，這種渴望在他逝世前的許多方麵都有所表露。而這種思想的形成是在幼年就開始了的。童年時期，他長期有病，身體虛弱，與人接觸少，養成了內向、沉思的性格。他願意觀察生活的奧秘和大自然的現象，他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對人間的罪惡表現出了強烈的憤慨，這種思想在他青年時期的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他有一種勇敢的開拓精神，卻絲毫沒有爭奪權利的欲望；他有一種奮力攀登科學與發明高峰的極大興趣，卻沒有一點掠奪別人財產的願望。他反對人與人之間的爭鬥與欺詐，就是同個人爭吵，在他一生中也是沒有過的事。他寫道：“我避免爭吵，就像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對那些給我充分理由與之吵架的人，也是這樣。”他始終都堅持了與人為善和和平相處的人生原則。雖然他從事著商品生產與交易，但在那個充滿爾虞我詐的競爭時代，他卻靠著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對趨勢的敏感、對未來的籌劃能力取勝，而不是靠巧取豪奪。商業生活中的欺詐，政治生活中的黑暗交易，對他來說都是格格不入的。他憎惡戰爭，反對戰爭，認為戰爭是“恐怖中的恐怖，各種罪惡中的魁首”。他對當時發生的一些戰爭的動機感到無法理解，認為這種戰爭不過是個人之間的爭權鬥毆被擴大為集體的舞台表演罷了。可惜的是，他的這些思想與態度，並沒有引起當時人們的注意與重視，因為那時人們都將他與炸藥、與武器聯係在一起，認為“他是一位靠製造殺人武器而發家的人”。
在1888年的一天，諾貝爾清晨醒來拿起報紙，卻見到了關於他逝世的訃告。這條訃告將他說成了“甘油炸藥大王”“靠製造毀滅性武器發大財的實業家”。原來二哥路德維格逝世，一位粗心大意的法國記者竟將路德維格當成了他。這條弄錯了人的訃告和由此引來的對他的一些評價，使他感到震驚和難以忍受。他感到世人對他的理想與追求並不理解，他氣憤地寫道：“世界上沒有任何能夠不被人誤解或不被人講壞話的事情。”他研究和發明炸藥，目的是為了用於生產和征服自然，對可能會被用作戰爭的武器曾表示過憂慮，但他更堅信炸藥將會在人類生產和征服自然中起到巨大作用。他感到自己的發明僅是應生產的需要而產生的，它的應用，肯定會造福人類，但如果用來危害人類，這不是他的本意。就像武器，它既可以保衛和平，又可以用作屠殺人民的工具，這個責任，是應由應用者還是應由發明者來負呢？他堅信自己的追求總有一天能被人們理解。而今天，他發明的炸藥和對人類所作出的貢獻，也同先此的我國的黑火藥和後此的核能、激光、火箭的發明一樣，終於得到了人們的公正評價。
諾貝爾追求並維護和平，在許多場合和給許多朋友的信件中都有所表露。1886年1月他寫道，他對於“在這個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夠看到開放得像玫瑰花那樣鮮紅的和平之花，抱著越來越真誠的希望”。1896年2月他寫道，相信“任何走向和平的有價值的一步，都將結出果實來”，對和平事業充滿了信心。他與後來倡導和平運動的貝爾塔（出嫁後叫伯莎·馮蘇特納）保持了很深的友誼，雙方就維護世界和平問題交換過不少意見。他在給貝爾塔的一封信中曾寫道：“我若能協助和平大會把工作推向深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我將會感到莫大的幸福。”表達了他對和平事業的心情。他參加了1892年8月在瑞士伯爾尼召開的國際和平大會，並為世界和平大會的籌備提供了資金援助，盡到了一個發明家、實業家的努力。
充滿對人類的愛，是他的偉大胸懷。在他保存下來的大量信件中，也都能看出他的這種胸懷與追求。他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而不分貧富區別相待；他對人類各種事業都關心，對它們的現狀不倦地進行批評，並且經常提出一些改進建議；他願意自己在和平中活著，也希望別人在和平中活著，願望是“要存在，但不要受人注意”；他對自己所經營的工廠，特別注意公益和福利事業，他曾寫道，如果那些沒有幹好工作的部門被認為應予關閉，而這一步意味著解雇工人的話，“那麼，我們應該避免采取這種痛苦的措施”。曾在他的工廠工作過的職工後代們回憶說，19世紀七八十年代，諾貝爾公司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非常優越，很多年輕人常把他們的名字登記在招工的候補名冊上。它還實行一種製度：在那裏工作若幹年之後，每個工人就可以領到每月大約30個奧地利先令的獎金”。這在當時的資本主義企業裏是很難做到的。1879年，他還寫道：“當某一天世界真的變得文明時，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兒童和那些不能繼續工作的老人，將會毫無疑問地享受一種普遍的國家補助金。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實現這種計劃，肯定會比人們想的要容易得多。”盡管他是一位發明家而不是位政治家，但他對社會的進步卻充滿了信心。
諾貝爾一生的主要事業在於發明，在於科學，但他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實業家、最富有者之一。他的那些工廠都是在他的發明帶動下，為將他的發明變為人們可以利用的實際而建立起來的。
在他剛剛征服硝化甘油的時候，為了推動人們去運用它，他曾為建廠、為推銷到處奔走，反複多次地做示範表演，對這些與轉化發明成果有關聯的具體工作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當人們接受並運用了他的發明成果的時候，他則又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科學研究與發明之中，在一個個成功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個新的起步。對於那些商品交易，他說他是“認真地，但不是熱心地從事它們”，並常常為此而感到厭煩。他曾寫道：“我希望安靜地將我的時間用在科學研究方麵，而每天帶來的新憂慮，使得這種希望成為不可能的事……我希望完全擺脫商務；而各種各樣的商務……對我來說，就好像兀鷹窩裏的一位和解者那樣，簡直是一種格格不入的事情……沒有絲毫理由說明，為什麼我這個沒有受過商業訓練並且從心眼裏嫌棄它的人，應該被所有這些商業事務折磨；而我對這些商業事務，不比月球上的人更熟悉。”在1891年，他堅決辭去了所有黃色炸藥公司董事會成員的職務。他還說他“比那些競爭者有兩個長處：賺錢和讚揚都使我完全無動於衷”。在他那一生難以駕馭的工作熱情中，可以說絲毫沒有追求金錢與榮譽的目的，也沒有爭奪權勢的企求，也不希圖奢侈的生活方式，除了理想的追求和事業的成功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東西能誘惑他。他把巨大的精力都投入了科學研究與發明之中，直到逝世的前3天，還給助手索爾曼寫信：“你送來的樣品特別好，那純粹的硝酸纖維炸藥，我看好極了。不幸我的病勢又加重了。我寫了幾行字，就覺得很吃力，但願等到病情稍好一些，再跟你商量這件事。”這表現出了他對科學研究的熱心與眷戀。
諾貝爾在童年時非常貧窮，到晚年時卻非常富有，但他的一生奮鬥並不是為了錢。對於錢的運用，他都是努力把它用到有意義的地方。他對社會的慈善事業非常關心，經常進行捐贈；有實際困難的求援者，尤其是為了事業而遇到困難的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都會得到他的慷慨資助。例如：他曾幫助瑞典工程師魯道夫·利烈克維斯特在崩茨佛斯建立了一座電氣化學公司；曾資助過瑞典年輕工程師伯格爾·裏揚斯特羅姆兄弟一筆相當數量的款子，叫他們建廠去生產自己的發明成果；還資助過帶加快軸的斯維自行車（變速自行車）、大馬力蒸汽鍋爐的設計；資助過安德烈乘氣球到北極去探險；等等。1890年，他把年輕的科學家約翰森找到巴黎，讓他在塞夫蘭實驗裏進行了6個月的輸血實驗，諾貝爾認為“如果此事可行，將會取得很多預想不到的結果”。為此，他從母親卡羅萊娜留下的錢裏拿出5萬克朗，捐獻給卡羅琳醫院，建立了一項“卡羅萊娜·安德烈特·諾貝爾基金，以供研究出版上述成果及輔導這種研究成果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