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論都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同時也無不打上創立者個人的主觀烙印。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過程中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也凝結著鄧小平的卓越貢獻。它所具有的理論特色、方法論特色以及語言特色，與鄧小平的獨特經曆、思維方式和領導風格密切相關。
（一）長遠的戰略性
鄧小平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具有高瞻遠矚的非凡才能，他所看到的未來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曆任野戰軍政委、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是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改革開放以來，他又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總設計師。他曾說：“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誌，弼時同誌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同誌。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後來又加了個林彪。”長期身居高層領導崗位，使鄧小平習慣於從戰略角度和高度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形成了高屋建瓴、舉重若輕的領導風格和工作方法。對此，1950年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周恩來在和薄一波談及鄧小平與劉伯承的不同領導風格時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誌是“舉重若輕”，伯承同誌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薄一波說：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鄧小平的女兒鄧琳也說過：“在工作上，他完全是個大手筆”，“他的工作方法好，不是權在手，事無巨細全包攬，而是提得起，放得下，肯放手讓別人去做。”
作為一個戰略家，鄧小平也往往從宏觀戰略角度和高度談論中國發展問題。諸如，他把和平與發展問題看做是“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把我國經濟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目標”；把改革開放看做發展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如果放棄改革開放就等於放棄了我國的“發展戰略”；把發展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作為整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他在談到關於教育、科技、知識分子問題時說，這是“作為一個戰略方針、戰略措施來說的。從長遠看，這個問題到了著手解決的時候了”。在談到擴大開放時他又說：“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他在談到產品數量和質量問題時說：“產品不能隻講數量，首先要講質量。要打開出口銷路，關鍵是提高質量，質量不高，就沒有競爭力。逐年減少外貿逆差是個戰略問題。”在談到關於台灣問題的方針時，他說：堅持“一國兩製”，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是一個戰略考慮。
所謂戰略性，是指從長遠利益出發，著重對事物發展整體的宏觀把握。鄧小平理論的戰略性特色，首先體現在他的大局觀上。他認為，考慮問題，必須從大局出發，以大局為重，小局利益必須服從大局利益。他指出：“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這就是鄧小平大局觀的哲學基礎。從這個道理出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早在1975年3月，他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四個現代化，“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又多次強調“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現在就是要硬著頭皮把經濟搞上去，就這麼一個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發展是硬道理。在他的理論中，發展問題具有極端重要的戰略地位。他指出：“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後，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為此，他反複強調，“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自己的發展”，“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要善於把握時機來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總之，“我們所做的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要發展自己”。他還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稱之為“中國的發展路線”。他始終把發展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作為我國的“中心任務”、“基本路線”，對此要“死扭住不放”，排除一切幹擾。
在經濟建設中也有大局，例如“穩定壓倒一切”，“這是從大局來看問題”，因為“隻有穩定，才能發展”。又如“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從政治角度談經濟，是鄧小平理論的又一戰略特色。1984年10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的談話中曾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又說，經濟發展不發展，發展快不快，“這不隻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經濟與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從政治角度談經濟，是鄧小平經濟發展思想的突出特點。當然，這與毛澤東所說的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是不相同的。鄧小平把發展經濟提到政治路線的高度，我黨製定的一切路線、方針、政策都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此外，鄧小平認為，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治保障，例如，中國經濟要發展，關鍵的條件是穩定，不僅政局要穩定，政策也要穩定，不穩定，一切建設都無從談起。經濟體製改革也離不開政治體製改革的配套進行，否則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
此外，鄧小平經濟發展思想還體現在它基本上是一種宏觀經濟學，可稱作是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成了我黨的領導核心，但他盡量不在具體決策部門擔任職務，對他來說，高瞻遠矚，統籌全局，尋求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才是他責任範圍以內的事。在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上，他不被具體經濟事務所纏繞，而把更多精力放在經濟發展目標、戰略、方針、政策的宏觀思考和把握上。對此，鄧小平曾說：“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事實上，鄧小平提出的一係列發展我國經濟的方針、政策、措施都帶有宏觀經濟管理性質，例如，把發展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屬宏觀經濟管理範圍；他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先富起來，產生示範效應，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隻是個“大政策”；他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也是個大原則。
（二）強烈的務實性
鄧小平是個現實主義型的政治家，素以務實著稱。長期的革命生涯，使他養成了實事求是、務實苦幹的作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率先倡導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認為，實事求是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與根本點，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它是我黨“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進行科學決策的首要原則。鄧小平理論充分表現了這種強烈的務實精神。
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理論中務實性的根本體現。在鄧小平看來，中國既是大國，又是小國，人口多（其中80%是農民），耕地少，麵積大，經濟落後，科技文化不夠發達，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我國目前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實際。製定我國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