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利
那時上小學。
教我們語文的老師姓劉，是個顴骨微隆、臉頰稍寬的女人。平時戴一副厚底嵌薄金邊的眼鏡，將眼睛嚴嚴實實擋在鏡片後麵，濃密且黑的睫毛襯得眼珠很分明。她偶爾將眼鏡摘下來，會看到深凹進去的顏色青黑的眼窩。她額際頗高，印堂飽滿。留短發，剪斜劉海，總愛穿有領子的衣服。
她的家在鎮郊區的老街上，那條老街有砌得整整齊齊的房子，形狀方正，略顯板滯。但因為樓型一致，高矮均勻，因此站在街頭望街尾毫無阻力。底樓一般用作鋪子，出售瓜果。簷下很窄，二樓陽台上，種滿了各色花草。早春季節，各色花開，這條老街的二樓拉成一條綴滿了各色花朵的簾子，從街頭一直拉到街尾去。劉老師住在街尾倒數第二個鋪麵的二樓，養著一盆吊蘭。那盆吊蘭葉子細長，脈絡僵硬，老遠便被太陽在葉麵上的反光刺到眼。她有一個兒子在鎮中心的幼兒園上學，老公好像在市裏做生意。
那會兒班上有四五十個人。男女同桌（兩個人共用一個桌子）。我是班裏的學習委員，和我同桌的男生是我們班的班長，大約是家裏的夥食開得好，營養很充足，長得有些胖。桌上畫著“三八線”，寫著“越線者死”。“三八線”是劉老師把我和他安排坐一起的頭一天，我和他一起商量過後畫的。那男生倒是對越線的事情顯得滿不在乎，不管我越不越線，他都不理不睬。但是，他若是越線，我就會不依不饒。我並不是小肚雞腸，使小女生的性子。因為他實在是太胖，隻要他的手腳稍微灑拉開，便能輕鬆地搶占我的地盤。再況且，我身子小胳膊細，在他強大的體積的阻擋之下，我越線的可能幾乎是不可能。由此，我幾乎是以守護神的姿態保護著我的地盤。盡管他管高我一級，但是在私人地盤的維護上，我並不領他“領導”的麵子。
在班上，我的語文成績很好，劉老師常常在課上表揚我。在語文課上我學得認真，也很好強，遇到考試，別人比我多一分，我也要認認真真找原因，並且發誓下一次一定要考最高分。
那時，劉老師經常從別的書上選一些題，在題號前用鉛筆打上勾，然後讓我抄在黑板上。我字寫得不好看，但是寫字時很認真。橫是橫，豎是豎，筆畫之間一點也不敢粘連，就是要寫得工整，因此也從老師那裏領了一些事情來做。那時候語文課大多在下午。中午我進劉老師的辦公室拿書，吃了飯回到教室，稍微休息幾分鍾便捏了幾支粉筆到手裏，搬一個凳子踩上去，扒著黑板抄。抄完以後回座位午睡。偶爾午休課已經結束，我還沒有抄完，其他同學便開始在下麵做，我抄完以後才下去。盡管如此，也是讓我格外開心的是，我經常還是第一個交，而且幾乎沒有什麼錯。
因為在辦公室來往得勤，除了幫老師抄黑板的事外，還經常幫老師守著一些成績差的同學做作業。
那時我的記憶特別好，劉老師每講一篇新課文或是交我們一些新字，我一堂課下來就能全部記住。為了跟進我們的學習情況，劉老師有今天學的知識，三天以後考察的慣例。在考察之前，她會事先提醒我們——比如說，偶爾布置功課下來，讓我們回去複習哪幾個單元的字，說是哪天哪天她要聽寫——隻是，她話一說完，我便“左耳進，右耳出”，忘了個七七八八。等她在課堂上臨時說要聽寫，我才猛然想起還有那麼一會事還沒有做。但是不要緊，我隻要抓緊在書本上掃個兩三分鍾，聽寫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而且即使是要錯，也隻錯得了一兩個。
那時候，班上的第一名幾乎都是由我“獨攬”，話說來還多虧我超強的記憶力。即使平時不怎麼用功，一到考試臨時抱一天的佛腳，也能考得很好。綜合所有，我由此生出了一些優越心理。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下午放學回家我隻顧著玩耍，也不做作業。家裏的長輩督促著還好，我還趕個緊，認認真真把作業做完。若是沒了家裏長輩的督促，我便丟了書包，去找夥伴們玩，家裏叫吃飯也不應。不到天黑盡是不會回家的。作業呢？等睡好了覺，留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才做。碰到禮拜六禮拜天作業稍微多一些，我也照樣。如果第二天早上做不完，我還耍一些小把戲，在裏麵“摻點水”——比如說故意把字寫得大一些，或是老師明明要求一個字寫五遍的字，我隻寫四個，反正老師也不會數。我是摸準了這個，所以才會這樣——如此種種，我越發懶得肆無忌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