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俊文
我高中念的是小城裏一所寄宿學校，每周隻有周日下午兩點半學校的大門才會打開放行，到了六點半班主任就開始在教室裏點人數。缺席的名字會寫在黑板的右側，遲到者則需站在門邊等待老師的訓話。每周日的這四個小時對我來說都太過寶貴了，以至於我常常在周六就盤算著要怎麼度過，到了周日的午休更是輾轉難眠，生怕自己睡過頭，一覺起來這四小時已耗去了一半。所以我常常躺在床上盯著枕邊的時鍾看，快到點兒了，就嗅的一聲跳起來——我發現我們整個寢室的動作都如此的一致，翻身、吸氣、掀被，難掩的興奮如出一轍——要趕在大門打開的時候踏出去，仿佛有一條黑白分明的界限，外頭是陽光，是新鮮的空氣，是自由，而裏麵，則是黑暗，是陳腐，是拘束。
但我常常在一躍而出後又不知所措失落地在小城裏兜兜轉轉。街市，那樣狹小，翻遍了水果攤和文具店；路人，都熟悉得不得了，三步兩步就是同學。於是我短短的四小時逐漸變得刻板而因循守舊起來，我讓三輪車夫把我拉到附近的書店，習題參考書買完後鬆一口氣，囫圇吞棗地把那些不務正業的書翻來翻去，遇到喜歡的就買下，不喜歡的就擱置一旁，直到熬過四點半，我才依依不舍地移步離開，往那條熟悉的舊街道走去。天色啊還是那麼明媚，行人卻都各自忙著自己，我仰頭想想為什麼這就是我的十六歲？灰頭土臉地回家洗澡吃飯，然後掐著表坐著顛簸的三輪車又回到學校。
學校小得那麼可憐，即使是天色暗了下來也尋覓不到藏身的地方。校警們像是無需充電的機器人，無時無刻不警覺地拿著手電筒，睜著那雙火眼金睛，逮著那些飯後在樹蔭下閑坐的少男少女，盤問那些晚自習憂鬱孤獨在操場上奔跑的人兒。而最令我惱羞成怒的，一定要數隔壁理科班多管閑事的班主任，我曾經幾度被他從寢室中揪出來，和舍友們並排穿著褲衩裸著上身站在大太陽底下曬，以及在寒冬的夜晚繞著球場瑟瑟發抖跑圈。
他總是赤裸裸地羞辱我，用他高傲的理科重點班班主任的下巴蔑視我。而理由又總是那麼的荒謬——午休晚休不能看書。
我們男生住的是十人寢，上下鋪，空了兩個床位騰出來放衣服，走道狹窄得甚至不能並排站兩個人，鎊跡斑斑的鐵床脆生生仿佛隨時都會壓彎了折斷一般，叫人躺在上麵如坐針氈心驚膽寒。重要的是門邊還有兩扇大開的窗子，巡視的老師走過，裏麵的情況看得一清二楚。學校中午十二點下課，十二點半午休，鈴聲一響整棟樓就像是中了邪一般從方才的歡騰聲中肅然休止。老師每日都孜孜不倦挨門挨戶地查房，他們掃視著床上床下，甚至連房間裏有幾隻蜘蛛幾隻蟑螂都熟稔於心，可唯獨有一個地方他們看不到，也管轄不了，那就是每間寢室的廁所。
這個陰暗潮濕逼仄而且味道並不怎麼好聞的空間成了我們寢室每天爭奪的戰場。每個人都手不釋卷地帶了書本蹲在這個小角落，從看第一行字開始就不停地有人在小聲催促著“你好了沒，輪到我啦！”“誒誒誒，怎麼輪到你了，我還沒進去呢！”大家像是不甘人後地你爭我搶唇槍舌戰，甚至每講一句話前都要仰頭視察窗邊門後是否隔牆有耳。
而我總是等到最後一個，他們都累了睡過去，我則靜悄悄抱著書蹲在那裏翻看。那個年紀看的書多而雜，有時候沉迷於故事的曲折，有時候感歎於文筆的精湛。十六歲的時候抱著王安憶的《長恨歌》斷斷續續在那間漏水滴答的廁所裏花了兩周才看完，看那上海漆黑的弄堂閣樓，看著王琦瑤跌宕起伏的人生，看到腳都麻了卻也舍不得停在某一頁，什麼《小鮑莊》什麼《發廊情話》什麼《天仙配》又接連著讓我著迷；而讀著王小波則叫我時常破涕為笑，《黃金時代》讀了好幾遍，《一隻特立獨行的豬》總讓我忍俊不禁，《東官西官》讓我頭皮發麻渾身起雞皮疙瘩甚至有一段時間對公共廁所都充滿陰影；那個時候最中意的作家是鬱達夫和太宰治，我不僅反複地閱讀他們的小說，還不由自主地模仿那種敘述的筆調，把人生過得昏天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