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誇天下雙無絕，獨立人間第一香”。牡丹是我國特有的木本名貴花卉，花大色豔、雍容華貴、富麗端莊、芳香濃鬱，而且品種繁多，素有“國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稱，長期以來被人們當做富貴吉祥、繁榮興旺的象征。
中華民族是一個愛美的民族、愛花的民族，尤其鍾愛牡丹。我們的祖先愛牡丹、種牡丹的曆史幾乎和他們生息繁衍、發展壯大的曆史一樣深厚悠久。
牡丹，原為陝、川、魯、豫以及西藏、雲南等一帶山區的野生灌木，散生於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緣。我國牡丹的種植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1972年甘肅武威東漢壙墓中發現的醫簡中已有牡丹入藥的記載。
牡丹作為觀賞植物始自南北朝時期，文獻多有記載。劉賽客《嘉記錄》說：“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牡丹既已入畫，其作為觀賞的對象已確切無疑。謝康樂更具體指出種植的具體情況：“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太平禦覽》）近代生物學先驅達爾文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寫的《動植物在家養情況下的變異》一書中說，牡丹在中國已經栽培了一千四百年“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紀，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國牡丹的栽植曆史大體相屬。
隋代，隋煬帝（公元605～618）時“辟地周二百裏為西苑……，昭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今河南洛陽）。易州（今河北易縣）進二十箱牡丹”。《隋誌素問篇》中說道：“清明次五時牡丹華。”這又足以說明牡丹作觀賞植物則規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開始繁盛起來。開元中盛於長安。傳說當時洛陽有個叫宋單父的善於種花，應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驪山種了一萬多本，顏色不相同（《龍城錄》）。李白“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調”就是歌詠幾種不同顏色牡丹的。“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靜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劉禹錫：“賞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步束素。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買花”）從以上這些詩篇可以看出當時帝都長安裁培牡丹的盛況。這時，牡丹不但顏色種類多了，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奇變異和重瓣現象。“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紫白、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麵七、八寸。”（《酉陽雜俎》）“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杜陽雜俎》）。這也說明了，我國早在公元九世紀，便已經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國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長安而轉移到了洛陽，牡丹的品種更多，栽培技術更加係統、完善。並出現了一批理論專著，對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一時期的著作有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周師厚的《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洛陽花木記》；張峋的《洛陽花譜》等等。記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總結出一整套較為完整的成熟經驗。歐陽修說：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蓋其不接則不佳。
北宋末年，戰亂不斷，洛陽牡丹開始衰退，陳州牡丹取而代之，張邦基撰《陳州牡丹記》雲：“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圓戶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
南宋時，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陽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為蜀中第一，號稱“小西京”。詩人陸遊在蜀中做官，親往遊賞，並撰《天彭牡丹譜》（1178年）。宋室南渡後，洛陽花事衰微，杭州卻得到發展，出現一些新奇品種，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緣牡丹’等。
元代，是中國牡丹發展的低潮時期，長安、洛陽等地能見到的好品種已屈指可數，品種退化，重瓣品種難得一見，因有“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紀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歎！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轉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評亳州牡丹》雲：“吾亳州牡丹，年來浸盛，嬌容三變，尤在季孟之間。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紅，勝嬌容，宮紅袍，琉璃貫珠，新紅種種不一，雜紅最後出，品種難得。又有大黃一種，輕膩可愛，不減三變。佛頂青為白色第一。大抵紅花以花子紅，銀紅、桃紅為上。”又雲：“草堂數武之步，種蒔殆偏，率以兩色並作一叢，紅白異狀，錯綜其間，又以平頭紫，慶天香，先春紅三色插入其花叢，間集而成文章，他時盛開燦然若錦”。此時開中國插花技術之先河。
在明代，亳州牡丹雖有盛名，但曹州（今山東菏澤），國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漸繁盛起來。江南太湖周圍，西北的蘭州、臨夏也有所發展。
曹州與亳州皆於明代嘉靖（1522～1567）年間引入牡丹，也同於萬曆（1573～1620）年間達到繁盛。兩地之間相互交換品種，“曹花多移自亳”（清·餘鵬年《曹州牡丹譜》）；亳州也引進入不少曹州名品，如《亳州牡丹史》中記載一種“金玉交輝”的品種，說是：“曹州所出，為第一品。”又有“忍濟紅”“萍實紅”兩種，也產於曹州。《曹南牡丹譜》亦雲：“至明曹南牡丹甲於海內。”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種至四十畝者，……多到一、二千株，少者數百株。”（《五雜俎》）。由此可以看出，現今牡丹的主要產地菏澤，在明代就已開始繁盛了。
北京自遼、金建都於此，牡丹栽培日漸興盛。明代的《北京考》上記載遼聖宗（公元982～1031）在統和12年（995年）三月去長春宮觀賞牡丹。在明代，牡丹栽培極盛，“金殿內外盡植牡丹”。城外還有三大名園梁家園、清華園和惠安園。
在江南，明代以江陰牡丹為盛。此外杭州、蘇州、上海也有不少種植。廣西灌陽也產牡丹，據明代《廣西通誌》記載，在廣西“牡丹出靈川、灌陽，灌陽牡丹有高一丈者，其地名小洛陽。”
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曹州牡丹的栽培就更盛了，取亳州而代之。《曹縣誌》雲：“牡丹非土產也，初盛於雒下（今陝西省雒南縣），再盛於亳州，彼時已六、七百種，分五色排列，敘至於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歸曹州。”“曹州園戶種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蓋連畦接畛也。”（《曹州牡丹譜》）。蒲鬆齡在他寫的《聊齋誌異》一書中，也曾有“曹州牡丹甲齊魯”的記述。這時，曹州城東北各村栽培牡丹已很普遍。有以養花為業者，成園成圃者很多，其中尤以王李莊、洪廟、毛莊、趙樓各村為冠。道光年間趙玉田在村北建花園，專養牡丹、芍藥，集本村之大成，園之周圍樹之以桑為籬，名曰“桑籬園”。著有《桑籬園牡丹譜》，其中記述了151種，內稱：“山左十郡二州，語牡丹則曹州獨也。曹州十邑一州，語牡丹則菏澤獨也。”“菏澤為郡為裏者，不知其幾，語牡丹之出，惟有城北之一隅，魯山之陽，範堤之外，連延褒不能十裏。”其後，有《綺園牡丹譜》，核其名者百四十有奇。並雲：“穀雨後往觀，見姹紫嫣紅，含蕊皆放，交錯如錦，奪目如霞，灼灼似群玉之競集，煌煌若五色之相宣。”當時栽培麵積已達500多畝，每年輸出十餘萬株，運往廣州|、天津、北京、漢口、西安、濟南等地出售。其中運往廣州者為最多，收益亦大。當地農民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種果樹莫若木瓜、柿子，養花木還是牡丹、芍藥。”再加上社會上的愛好，菏澤人善於種花，以及牡丹根皮可供藥用，所以菏澤牡丹，常期發展，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