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國智庫
政策
作者：王文
2013年4月，習近平就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重要批示，將智庫發展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這是迄今為止中央最高領導專門就智庫建設做出的最為明確、內涵最為豐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繼十八大報告裏明確提出“發揮思想庫作用”後中央對智庫建設更深層次的闡釋和表態。
一年來，中國智庫發展步伐明顯加快，逐漸呈現了產業化的趨勢：智庫數量越來越多，傳統智庫的內部改革不斷加強，一些智庫的經費支撐實現良性運作，這些積極跡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麵，許多人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理解還不夠完整。相比中國遍及全球的國家影響力，中國智庫發展嚴重滯後，遠未形成與國家發展相匹配的決策谘詢力和國際影響力。數月前，筆者走訪了美國20多家智庫與機構，結合日常的智庫運營經驗，談談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切身感受，或許會有助於中央、地方、社會以及知識界推進智庫的下一步發展。
中美智庫差距為何大
中國古代早有“門客”、“軍師”、“師爺”、“幕僚”、“謀士”等與智庫相似的職業，但現代智庫在中國的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198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兩家目前中國最大智庫的創建史，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府決策機製改革的進程。但兩家均屬於行政編製內的機構，很難擺脫“官方”印跡，“謀”與“斷”之間未能分離，即參謀體係與決策體係之間相對獨立，這為民間智庫的萌生與發展提供了政治與曆史土壤。
1990年代初，隨著中國社會“下海潮”，有一批體製內的官員和學者毅然走出體製，創辦了依靠市場、專注於政策分析、企業谘詢的民間智庫，比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等等。據報道，當時中國智庫一度達到2500多家。然而，由於蘇東劇變對中國持續產生的意識形態壓力，以及商業運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間智庫被注銷或夭折，有的則轉為商業谘詢公司。整體上看，第一代中國智庫以官方智庫為絕對重心，民間對決策谘詢的參與度相當低。
北京奧運後，政治大環境轉暖，行政體製的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國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有的效仿國外智庫模式，邀請了大量政府前高官為智庫管理者，如成立於2009年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有的靠民營慈善基金投資，如成立於2011年的新華都研究院；有的則依賴於各地政府或企業，專為地方決策服務；有的則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體。人大重陽就是在這個曆史背景下，由中國人民大學與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聯合創辦的現代化智庫，並取得了顯著進展。
相較於第一代，第二代中國智庫呈現了許多新特征：機製相對靈活，不再尋求行政編製；經費預算大多源於社會捐贈，而非行政撥款；觀點與立場更加多元，有的幹脆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國智庫由於成立時間尚短，運作模式還未成熟，且規模相對較小，全職人員多數不超過100人，年均預算一般都隻有數百萬至上千萬元人民幣不等，超過1億元預算的中國智庫寥寥無幾。據筆者所知，美國前十大智庫的年均經費支出均超過3000萬美元。著名智庫蘭德公司2012年預算約2.6億美元，雇員達到1700人，分布在47個國家。從這個角度看，中美智庫的差距仍然較大。無論從規模功能，還是運營機製，中國智庫仍處於萌芽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這正是推進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潛力所在。
中國智庫發展的幾點不足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智庫正迎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機遇，但也麵臨著巨大挑戰，且存在著不少發展缺失與認識不足。
從屬性定位上看，智庫對谘詢公司、學術機構與自身的概念差異仍然認識不清。谘詢公司受雇於委任方，絕對為後者效力，運作模式完全商業化，而智庫則應是社會公器，為決策者提供谘詢，但未必與決策者想要的結果一致；學術機構注重學理創新，偏於基礎研究，而智庫注重政策研判，長於應用研究。在中國，名稱帶“研究”字樣如“研究院”、“研究中心”等至少有20萬家以上，大多屬於由財政撥款、有人事編製、以學術特質運營的學術研究機構，但智庫本質上是“思想工廠”，需要有基於現實議題的思想生產、組裝、銷售與反饋的複合功能以及相關架構。在這個架構中，引入市場競爭機製、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顯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產機製相對發達的國家，“為了商業”、“為了學術”與“為了政策”是谘詢公司、學術機構、現代智庫相對清晰的三類功能，中國切不可混為一談。
從價值立場上看，智庫對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國家忠誠度仍然不夠。國內研究通常認為，智庫必須獨立。這有一定道理。但一些人將“獨立”引申為，智庫必須批判，甚至反對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當下政府。那就理解錯了“智庫”本意。歐美智庫提倡的“獨立性”，指的是基本立場相對於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獨立”，學理邏輯與論證的客觀，以及他們在出台政策報告過程中保持一定的獨到觀點。歐美智庫不會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反而時刻展示自己與政府具有如何緊密的關係，甚至“炫耀”其成員通過“旋轉門”進入或來自政府，有的資金大量來自政府，如知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12年度預算中21%來自政府。實際上，美國智庫的研究產品最終指向是希望影響政府與改變政策。可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既要防止“獨立性”的誤解而出現與政府“對立化”趨勢，也要避免僅為政策出台做注腳的“迎合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