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二百多年曆史中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好的曆史時期之一，史稱“康乾盛世”。這一時期，三位帝王在繼承、總結前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奮發圖強，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康乾盛世”猶如落日餘輝，自乾隆以後，便暗淡無光，大清王朝也進入了離亂之秋。盛極一時的“康乾盛世”何以衰落下去，值得後人思之。
“盛世”輝煌
在我國漫長的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盛世”景象並不多見。所謂“盛世”乃“最好的曆史時期”之謂。綜觀中國曆朝曆代，“盛世”的內涵應包括：國家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政局穩固、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等。在清以前，為史家所共識的“盛世”有：西漢的“文景之治”、東漢的“光武中興”、唐初的“貞觀之治”、盛唐的“開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康乾盛世”，是清朝近三百年曆史中最輝煌的時期之一，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好的曆史時期之一，它以一係列的成就顯示了自己的輝煌。
從政治上來看，在康熙即位時，國家形勢非常嚴峻，動蕩不安，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愈演愈烈，外有沙俄侵略者和西方殖民勢力染指我國領土，對我國的安全構成威脅。鞏固國家統一，抗擊外國侵略，實現社會穩定，恢複和發展經濟，成為時代發展的要求。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康熙、雍正、乾隆順應了這一曆史趨勢，采取堅決措施，戰勝了一係列困難和挑戰，平定了三藩之亂，消滅了鄭氏分裂政權，實現了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三次擊敗準噶爾叛亂，統一漠北；進軍西藏，驅逐了準噶爾的勢力，重新統一西藏地區；從1690年到1760年的70年時間裏，徹底平定了喀爾喀部落的叛亂，統一了西北地區。與此同時，還征討平定了大小金川，統一琉球，威服緬甸、安南、廓爾喀等，賓服中亞諸國；多次打敗入侵中國東北的沙俄侵略者，與俄國政府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了邊界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通過一係列平定國內叛亂、鞏固國家統一、反抗外來侵略和幹涉的鬥爭，我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和西南各國建立了和平友好的關係。一個東到大海，西越巴爾喀什湖，北越外興安嶺、貝加爾湖，南到南海諸島的中華帝國，橫空出世，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一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國版圖的基礎。
清軍入關定主中原後，把新興的滿族貴族的那種崇尚武功、選賢任能、治政務實的優良政風帶入中原，又吸收了漢族王朝曆代統治的經驗，采取了加強君權的種種積極措施，使全國權力牢牢地集中在皇帝手裏。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勤於政事、治政務實，既使我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度達到了頂峰，又在綜合滿族統治習慣和曆代漢族統治經驗的基礎上，使這一製度達到了非常完備的程度。這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統治者非常注意爭取以大漢民族為主的其他民族的合作。清軍聯合吳三桂入關，即打著“與爾等複君父仇”的旗號；多爾袞的大軍到達北京時，為崇禎皇帝穿著孝服，感動了北京人，受到群眾歡迎；接著，清王朝諭令廢除明朝的“三餉加派”及一切苛捐雜稅，得到各界人士的擁護。因此，盡管有對於清朝野蠻的“雉發令”的不斷反抗，新生的清王朝還是很快從飽經戰亂的人群中爭取了人心，在政治上取得了鞏固政權的有利條件，特別是平定三藩之亂後，把自己的統治迅速推及到全國。由於康雍乾時期實行了開明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共同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開發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社會經濟方麵看，康雍乾時期我國的農業生產發展達到了新的水平。無論從耕地麵積之廣、農作物種類之多、產量之豐來講都超過了過去任何朝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國家正式記載的墾地數字達到741萬多頃，而且由於沒有登記，邊遠民族地區的草原、山穀、荒漠地帶很多也變成為農莊，實際耕地麵積遠不止此數。糧食的單位麵積產量，在江浙、湖廣、四川的某些地區，上田產量每畝可達五六石至六七石。江浙繁富地區生產的大批漕糧，沿著大運河源源北上，國庫的糧食貯備始終十分充足。由於糧食的增多和工商業發展的需要，經濟發達地區更多地種植了經濟作物，桑、茶、棉花、藍靛、甘蔗、苧麻、煙草、紅花等成為重要的商品化的農產品，棉花、煙草的種植從嶺南遍及北方，台灣在統一後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甘蔗生產中心。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伴隨耕地麵積的增加是人口的增長。清代人口總數從1661年左右的9000萬，到17世紀90年代接近1億人。1761年達到近2億人，30年後達到3億人，再經過40年，到1831年左右達到4億人。清代前期人口的持續增長，奠定了中國人口大國的地位。
人口增長是清代社會經濟發展乃至昌盛的重要標誌。隨著耕地麵積和人口的增長，糧食產量也大幅上升。據有關學者估計，到18世紀末，中國糧食產量已超過2000億斤，基本可保持人均口糧約600斤的水平。中國的糧食產量能養活數億人，這一成就，是曆代無法與之相比的。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產量和人口數量的大幅上升，國內手工業和商業貿易也漸趨活躍。我國的紡織、瓷器、鑄鐵、製糖、製茶、造紙、玉、金、銅、編織、工藝品等等的製造技術和生產量都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曆史上的高峰，有的技術如瓷器、絲織、棉織業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遍及全國的家庭手工業更加發達。在江南的蘇州、江寧（南京）等大紡織業中心，產生了大包買商，他們擁有雄厚的資本、原料和織機，直接雇傭工人或機戶進行生產，成為大包買商兼大手工業主，在各地的紡織、造紙、鑄鐵、製糖等部門中，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作坊和工廠普遍增多，商業進一步繁榮起來。北方的陸路商隊頻繁地從北京運貨去東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大運河、長江、珠江等河流中商船往來絡繹不絕。北京、蘇州、揚州、杭州、廣州成為當時全國較大的工商業中心。大批工商業城鎮在江南地區崛起，民族地區的工商業城市迅速發展。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也發展起來，茶葉、蠶絲、綢緞、瓷器、棉花、各種手工藝品大量輸出國外，而從國外進口數量極少的棉花、毛織品、香料、奢侈品，在對外貿易中保持著大量的出超地位。通過對外貿易，大量的白銀流入我國，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使我國的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
在農業生產發展和工商業繁榮的基礎上，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逐年增加，國庫存儲豐厚。康熙年間，封建國家每年的收入從白銀三千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了乾隆中期增至七千多萬兩。當時國庫的富裕，財力的雄厚，成為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發展和繁榮興盛的有力見證，正是封建社會處於“盛世”的寫照。
從康熙到乾隆，經過100多年的勵精圖治和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耕地麵積和人口成倍增長，中國曆史自漢唐以來發展到一個新的鼎盛高峰。
從科學文化上來看，康雍乾時期是我國科學文化空前發展時期。在文學藝術、史學、哲學、數學、天文學、醫學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異彩紛呈。康乾時期，編纂出版了我國現存的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編纂了我國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整理、編纂、出版了難以數計的大量學術著作和圖書資料，這是過去任何朝代也比不上的。由於當時政府提倡和鼓勵知識分子少問政治，鑽研學術，減少了政治對學術的幹擾，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乾嘉學派，這是傳統文化發展的一個裏程碑。詩歌藝術，格調、性靈等門派紛立，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學術百家爭鳴，藝術爭奇鬥妍，構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榮昌盛的景觀。
“康乾盛世”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它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盛世”成因
綜觀中國曆史，“盛世”的出現，皆從大亂走向大治。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清承明末天下大亂，入關以來，經幾代人不間斷地奮鬥，最終將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順治元年（1644）進關，曆經18年統一戰爭，削平大順、大西及南明諸政權，除台灣外，全國歸於一統。以攝政王多爾袞、世祖順治帝為首的統治集團所作的一切努力，為清朝全麵實施大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玄燁即位後，又經20年進一步治亂，以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吳三桂八年之亂為契機，乘勝收回台灣，實現了全國的統一。此後經過康、雍、乾三代的努力，平定了各少數民族的叛亂，使皇權得到空前的鞏固和加強，消除了曆代經常存在的社會動亂的根源。早在順治時期，就定下了嚴禁宦官以及後妃外戚幹政的製度，一直到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時才被破壞；康熙少年時清除輔政大臣鼇拜的勝利，使貴族大臣擅權在剛剛開始時就被鏟除，康熙晚年，支持皇太子奪權的康熙皇後的叔父索額圖被處死，康熙的舅舅佟國維又因支持皇八子結黨受到康熙的嚴斥，通過進一步打擊皇親權臣貴族的勢力，鞏固了皇權；雍正以巨大的魄力，懲處了權勢極大的年羹堯和隆科多這兩個重臣勳戚，控製了全國的權力；乾隆六十年間，一直乾綱獨斷，後妃外戚宦官文臣武將均未能幹政。他晚年雖寵信貪官和珅，但也從未讓他操縱國家大政，凡有關國家大事，必由乾隆拍板決定。由此可見，從康熙親政到乾隆去世的一百三十年中，國家大事一直牢牢地控製在康、雍、乾三皇帝手中，皇權如此鞏固和集中，是過去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沒有過的。
皇權的加強固然有其負麵的影響，但康、雍、乾三皇帝加強皇權的結果，使自商代開始以迄明末三千年曆史上經常存在的後妃幹政、外戚專權、宦官亂政、藩鎮割據、名相主宰朝綱、奸相欺君禍國、武將廢立國君、民族分裂政權並立而造成的社會動亂和戰禍得以避免。國家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裏，政令一致、軍令一統，這樣就會實現社會的長期安定和平，為人民群眾得到長期的休養生息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為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文化、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提供了可能，這是“康乾盛世”局麵得以出現的重要原因。
清朝入關，首要治吏，從嚴整頓，大得民心。明末吏治腐敗，是其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朝統治集團，時時以明亡為戒，大力整頓吏治，掃除明末以來的貪風和頹風。攝政王多爾袞下令：貪官必誅……何必論贓多少！順治親政後也說：“安民之本，首在嚴懲貪官。”康熙朝吏治的中心是懲貪獎廉，主要措施如下。
首先，對官吏慎重選擇、嚴格考核，多加約束，在選官上，康熙帝重視作為封疆大吏的各省督撫的作用，認為“如果督撫居官清廉，那麼下屬才能夠交相效法成為良吏”，所以他在簡任督撫時必詳加察訪。每當督撫赴任，他都諄諄告誡。對通過捐納、蔭襲等方式進入官場者加以限製。在對官吏的考核方麵，一改以往流於形式的弊端，嚴格考核。考評等次的確定必須確有實證，反對評語空泛抽象。如地方官在考核時要具體總結任期內所治區域有無加派、濫刑，賦稅、倉儲有無拖欠、虧空，地方經濟、百姓溫飽有無起色，所屬官吏賢否等。還製定了詳細的官吏回避製度、賦稅征收製度、司法審理製度。恢複了禦史可據“風聞”糾彈的製度。為防止官吏結黨營私，製定了嚴格的保舉製度，被保舉者一旦有“貪婪事發”，要追究“舉主”的責任。康熙朝還確立了後來被史家毀譽參半的督撫互相監督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