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門稅關還負責監督對京外獲罪官員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動產的變賣。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級官員犯罪，其家產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為對官吏犯罪的一種附加刑，被廣泛采用，目的是剝奪財產以抵贓或抵賠過失，所謂“不令其子孫坐享富厚之資”。查抄家產還作為收集罪證的手段，用以擴大株連。交崇文門稅關變賣的最大宗是獲罪官員在京置買的房屋、所開設的商號、銀號、當鋪等。官員獲罪，這些不動產均被查封，勘估後“交崇文門召商交價認領開設”，價銀交內務府廣儲司。
貪財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門稅關正監督任上供職八年，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在處理稅務、經手罰沒款、變賣罪官不動產等過程中，貪汙受賄，斂財不計其數。
此外，和珅還在罰繳“議罪銀”中中飽私囊。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罰銀”、“罰款”，是乾隆中葉逐漸形成的。重要官員（多為總督、巡撫）或因犯瀆職、違例、徇庇、侵貪、奏事等“過誤”，自議繳銀；或有過失需要“開複處分”；或根本無過失卻被怪罪，認繳巨額銀兩，以“賄買平安”。為免革職、參處，督撫們繳納的“議罪銀”，少則萬兩，多則幾十萬兩。議罪銀一般解交內務府廣儲司。也有一些作為乾隆南巡差務的開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軍需之用。
“議罪銀”的議罰權柄由乾隆獨掌，但多由和珅從中“據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間斡旋，並掌握“議罪銀”收繳的具體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議罪銀”的收繳，使內務府的進項大增，入不敷出的內務府，在和珅的管理下“歲為充盈積，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為朝廷理財、斂財的同時，巧取豪奪，也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錢財。
由於和珅貪得無厭，其斂財之多，可謂富可敵國。故他被誅後，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
結黨納權排斥異己
和珅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到處拉幫結夥，大搞裙帶關係，網羅死黨，結成一個龐大的關係網。在這個關係網中，親弟弟和琳理所當然地排在第一位。和琳也是官學生出身。他最初以滿洲文生員補為吏部筆帖式，後又升遷為郎中、巡漕禦史、杭州織造、湖廣道禦史、內閣學士、工部左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鑲白旗漢軍都統、工部尚書、駐藏大臣、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察使、四川總督等，並賞用黃帶、紫韁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雲騎尉世職。和珅在起初無人可以信賴的情況下，更是依賴和琳來完成自己的計劃。起初和珅自己孤身一人在朝廷廝混，人又年輕，滿朝文武皆不把他放在眼裏，時而有人彈劾他或借機試探他，和珅深感自己必須有人支持才行，他想到了自己的親弟弟和琳，首先，他讓和琳當上了杭州織造，因為乾隆經常下江南，所以他把弟弟安置在那裏接待，待乾隆對和琳有印象之後，和琳便抓住時機，在乾隆麵前展示才能。乾隆五十四年，和琳發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用官船私運貨物給福康安。於是向乾隆彈劾之。在和珅的巧妙安排下，乾隆認為和琳乃一時才俊遂加以擢用。
由於有和珅在朝中照應，經常在乾隆帝麵前說和琳的好話，和琳在軍中地位日漸提升，而且，苗民起義給了和琳表現的契機，在鎮壓苗民起義的戰鬥中，和琳身先士卒，多次擊敗義軍立下赫赫戰功。嘉慶元年（1796）四月，福康安積勞成疾，卒於軍中，和琳的機會到了，和珅也在朝中四處活動，果然，乾隆命和琳代替福康安督辦軍務。從此，兄弟二人一將一相，並世無雙，可惜好景不長，三個月後，和琳在圍攻平隴的戰役中染病身亡。死後乾隆帝親自到其家靈堂吊唁，並賜白銀5000兩和陀羅經被祭葬，命配享太廟，祀昭忠祠與賢良祠，並特準其家建專祠祭奠，足見和琳受皇上之重視。
和珅的第二大親信是福長安。福長安是乾隆帝孝賢皇後的親侄兒，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他與和珅一樣，起初也是一名侍衛，由於人較機靈，很快升為正紅旗副都統，兼管內務府事。起初，他本想憑自己的努力去討乾隆的歡心，但在與和珅共事後發現自己事事皆落在和珅背後，自己剛想到應如何討好皇上時，和珅已經那樣做了。與和珅爭寵不過，福長安見狀，馬上轉投和珅集團，和珅見福長安成長經曆與自己相似，而且能很好領會自己的意圖，便也極力拉攏、培植他。後來，和珅向乾隆啟奏讓福長安在軍機處行走，兩人更沆瀣一氣、互相關照，一起在軍機處對付以阿桂為首的不與自己合作的軍機大臣，兩人都是奴才本性，因此，都圍著乾隆皇帝轉圈，且福長安兄弟幾人都在朝為高官，是乾隆皇帝的侄子，福長安的妻子也是皇族，父親傅恒又是前朝名臣，這些條件一加起來，滿朝文武都要讓他三分。但他依然死心塌地地追隨和珅。嘉慶帝很看重他的特殊身份，希望能把他從和珅陣營中爭取過來，但他在嘉慶與其談話時滴水不漏，不提供和珅的罪行，嘉慶對他萬分痛恨，所以親政後連他一起治罪。
和琳與福長安可說是和珅的左右手，但還有其他死黨。如蘇淩阿，滿洲正白旗人。舉人出身，曾任戶部尚書、兩江總督、刑部尚書和東閣大學士等職。他看到和珅權勢蓋天，便主動巴結和珅，也采取和珅與皇上聯姻的辦法來與和珅聯姻。後與和琳結成兒女親家，和珅也對其萬分照顧。他雖然年邁體弱，兩耳重聽，且昏庸無能，隻知愛財、營私舞弊、貪汙受賄、誣良為盜，無所不為，聲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慚地說：“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但和珅還是千方百計推舉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
和珅的另一死黨伊江阿是永貴之子，盡管永貴曾彈劾過和珅，可其子伊江阿卻對和珅死心塌地，兩人常常以詩歌相和，溝通情感。伊江阿巴結和珅，和紳也極力培植伊江阿，推舉他做了山東巡撫。嘉慶四年，乾隆病逝，伊江阿寫信慰問和珅而不唁嘉慶，可見其對和珅的一片忠心。
此外，國泰、景安、明保、吳省蘭、吳省欽、征瑞、孫士毅、秦承恩、孫綬、諶露、李潢、李光雲、胡長齡等皆是和珅的死黨，其中不乏總督、巡撫、鹽政和知府等高官。這些人以和珅為核心，在朝中和地方掌握一定的實權。他們拉幫結派，沆瀣一氣，形成一股惡勢力。
和珅滿以為有這麼多人向其靠攏，他的關係網從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國各地，構成了“和家鋪子”的班底，一旦有風吹草動，總可抵擋一陣子。可是他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其實這些人聚集在他周圍，並不都出於真心，而他們與和珅是彼此利用的關係。因為當時和珅身處高位，不少人為了向上爬，屈服於和珅的淫威，心甘情願者寥寥無幾。一旦和珅垮台，這些人便樹倒猢猻散了。
與此同時，對待異己者，和珅從來不手下留情，而是想盡辦法進行排斥、打擊、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和珅雖然權勢顯赫，地位直線上升，但還是有一個人擋在他前麵，這個人就是軍機處首輔阿桂。阿桂出身名門，也得乾隆寵幸，乃乾隆朝重臣。因此，和珅為鞏固自己地位，必欲除阿桂而後快，一有機會就把罪名往阿桂頭上栽。由於乾隆經常派阿桂處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請李天培代買植木私交糧船帶運案和審理富勒渾貪汙案等等，在他處理這些案件時，和珅總會誘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給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可惜阿桂清正廉明，政績、戰績均很卓著，頗得人心，可以說“德高望重”，故和珅奈何他不得。阿桂多次受到和珅暗算，本就鄙視和珅的他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裏。他們兩人雖同為軍機大臣，卻很少在一處辦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離和珅數步之遠，平時很少理他。於是和珅更加惱恨阿桂，無奈其乃首輔，而且在群臣中威望素高，和珅扳不動他，隻好笑麵相迎，並主動與之修好，可阿桂不理不睬。
在這時，軍機章京、員外郎海升毆殺其妻子，上報其妻子“自縊身亡”，其妻弟貴寧不服，上告乾隆說阿桂袒護海升。和珅一見機會來了，便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暗地教導貴寧一定要告狀，而且盡量往阿桂身上引，那麼自己必定為其撐腰，報其姐被殺之仇，貴寧心想有和珅撐腰，必可誅殺海升，為己姊報仇。於是欣然同意。他告訴和珅，曹文植可以作證阿桂袒護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並許以重金高官，曹文植不願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隻好以“母老”為辭，辭官歸隱，一走了之。和珅無憑無據，也不能奈何阿桂，隻好繼續與阿桂妥協。
在軍機處中，與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傑、董浩二人。當和珅專權之時，惟董浩與王傑“楮柱其間，獨居深念”，不與和珅同流合汙。和珅也總想借機把王傑與董浩逐出軍機處，讓阿桂少兩個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歡王傑的學問和為人，董浩亦為乾隆所重，和珅百計而不得施。
在和珅的官宦生涯中，雖然他隻手遮天，但依然有個別正直之士敢於舍棄身家性命，與和珅鬥爭到底。和珅也沒有因為自己權傾一時而放鬆對對手的警惕，當有人告狀時，他往往都是先發製人，搶在對手的前麵消除不利於自己的證據或者先罷除對手官職，不給對手留下任何機會。
曹錫寶就是這樣被和珅陷害的。曹錫寶，字鴻書，乃乾隆年間進士，曆任軍機處章京、監察禦史等職。據《清史稿》記載，他生性坦率，剛直不阿。他很不滿和珅的所作所為，和珅貪汙腐化，權傾一時，且有乾隆這把大的保護傘，一時誰也不敢輕易動其鋒芒，他便從和珅的手下著手，經過詳細、周密的調查，他發現和珅的忠實奴仆劉全的車馬、衣服等均超過了清製的規定，和珅他扳不動，曹錫寶便想借彈劾劉全之際來引出劉全背後的巨蠹——和珅。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錫寶以監察禦史的身份，上奏彈劾劉全“持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製”，請求嚴懲劉全。劉全是和家的世仆，從小就在和家趕車、跑腿，跟著和珅受了不少苦，從而也得到了和珅的信任，和珅得勢後，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間事務，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門稅關的稅收，以及和家所經營的店鋪等，故人稱“外劉”。平日他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現，結交官府、士紳、商賈，狐假虎威，貪汙受賄，無所不為。劉全也頗善於斂財，廣置房地產，經營當鋪和其他各種店鋪、作坊，一生積攢了20多萬兩白銀的家產，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興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築規模大大超過了一個管家的規製，而且他家使用的馬車、衣物也都逾製。曹錫寶就以這些為突破點，寫了一道奏折，準備參奏劉全。奏折寫好後，他首先拿給同鄉吳省欽閱看，想讓他幫助提點意見。不料，吳省欽為了討好主子和珅，竟不惜出賣朋友，偷偷地捅給和珅了。和珅與劉全密謀後，劉全迅速拆除了逾製的房屋，毀掉了不應該配置的車馬；隱藏、轉移了不應穿戴的衣物。然後和珅給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折，述說自己平時管教下人很嚴，不許他們在外惹是生非，且劉全是個“安分樸實”的人，不會“招搖是非”。並假惺惺地請皇上派人嚴查，出麵幹預此事，以使劉全解脫困境，井進一步使曹錫寶處於被動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麵為和珅、劉全解脫，並懷疑曹錫寶彈劾劉全的動機不純，是其“假公濟私”，進行報複；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擊和珅。因此指令曹錫寶必須“逐條指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