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務運動期間，西方的軍事理論與著作被翻譯與介紹到中國，主要有日本的《戰法學》，德國的《借箸籌防論略》、《炮概淺說》、《練兵新書》。據統計，自1868年到清末，江南製造局翻譯的兵政與兵學類的書就有47種。西方軍事著作的翻譯，傳播了西方國家近代的軍事思想。在此基礎上洋務派的一些有識之士逐步形成了具有當時曆史特征的近代國防思想。第一，中國傳統的“重陸輕海”的戰略方針發生改變，近代海軍和海防體係得以初步確立。“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傳統的中國以陸地為主要防線。1874年日本進攻台灣，使清政府認識到日本將“為中國永久大患”。洋務派趁此機會，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具體措施的“海防議”。李鴻章堅決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汝昌關於建立新式海軍和配備近代化槍炮武器充實海防，還建議將沿江、沿海各省陸軍“認真選汰，一律改為洋槍炮隊”，並建議采用西法設立新式學校等一係列措施。清政府分別任命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和南洋海防，是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開端。1885年，為了加強對海軍的統一管理，清政府設立海軍衙門，決定“大治水師”。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共有大小軍艦共20多艘；南洋艦隊、廣東艦隊、福建艦隊亦有一定的規模。4支艦隊共計大小艦船80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亦有第八位之說）。19世紀80年代開始，清政府還以巨資修築了旅順、威海、煙台、吳淞、馬尾、黃埔等海防基地，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回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等配套設施，使中國擁有了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軍港、船塢、炮台防禦體係。第二，軍事思想由“製內”到“禦外辱”轉變。在19世紀60年代，奕分析當時的形勢時指出：國內的農民起義是“心腹之患”，而外國列強侵略是“肘腋之禍”，“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出現中外反動力量共同鎮壓農民起義的局麵，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後期，太平天國、撚軍起義先後被鎮壓，階級矛盾相對緩和，中國邊疆出現新的危機，民族矛盾日益嚴重。列強的侵略已經危及清政府的統治權威。抵禦外國侵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清政府的統治，成為新的時代任務。曾國藩在《複陳購買外國輪船折》中稱仿造輪船“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李鴻章也指出：“機器製造之事，為今禦辱之資，自強之本”。可見，洋務派發展近代軍事有抵抗外國侵略的一麵。
此外，在洋務派的努力下，西方近代軍事訓練與管理方法不斷被引進，使清政府的軍事編製與職能出現向近代轉化的趨向，為清政府的軍事近代化打下了製度基礎。
第二，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第一步。近代科技的引進，機器工業的興起，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誌之一。洋務派始終把創建中國近代工業作為“自強”新政的中心內容，並對此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先後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天津製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槍炮廠等十多個軍事工業。但他們還是感到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重要性。於是，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洋務派又提出了“寓強於富”的口號，開始創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從“自強”新政到“寓強於富”，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進步。這是因為其一，它把中國的產業近代化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即興辦發展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實業，有利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二，它打破了帝國主義對中國近代工業壟斷的一統天下，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挽回了競爭利權，這無疑有其進步的一麵。
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官督商辦的航運業，其目的是“稍分洋商之利”。它打破了英國對中國內河航運的壟斷地位，對振興民族經濟具有推動作用。
1876年，左宗棠在蘭州籌建了織呢總局，這是我國第一個毛紡織工業，它打破了毛紡織業完全依賴英國的局麵。1877年，李鴻章籌辦了開平礦務局，這是我國最早使用機器采煤的一個大礦，成為今天開灤煤礦的前身。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開設電報總局，架設了天津到大沽的電線，後來又接通了京滬電線，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電訊業。此外，李鴻章還籌建了一條從唐山到胥各莊達十多公裏的鐵路，這是我國官督商辦自建鐵路的開端，1888年鐵路延長到天津，稱“北洋鐵路”，它結束了帝國主義壟斷中國鐵路的曆史。在張之洞主持下建成的湖北漢陽鐵廠是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鋼鐵企業，這在東方各國是一個創舉，它奠定了今天武漢鋼鐵工業的基礎。
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二十多個民用企業，其產品不是無償地調撥給軍隊，而是主要銷售於市場，其經營管理方法不是采用封建衙門的一套規章製度，而是依據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原則，其經營目的是為了贏利，它的企業形式除官辦外，還有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等形式，因而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若確切地說，洋務派興辦的民用企業是中國早期官僚資本企業或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僅如此，洋務派還推動了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在洋務運動的刺激下，從19世紀70年代起，中國開始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近代工業，城市一些手工業作坊主也開始采用外國機器生產。比如，1869年方舉讚在上海發昌機器廠開始使用車床，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開辦繼昌隆繅絲廠。從1872年到1894年，商辦企業在百餘家。正是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得以逐步確立並緩慢地獲得發展。
在創辦近代企業的過程中，西方的蒸汽機、紡紗織布機、各種機床、先進的造船技術、新式的平爐、轉爐冶煉技術，以及火車，電報、電話等近代交通運輸和通訊工具都被引入中國，不僅推動了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也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
第三，洋務運動在中國文化教育近代化方麵也邁出了第一步。洋務派通過興辦近代文化教育事業，傳播了科技知識，培養了人才，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洋務派認為：今欲使中國富強，“則不得不講西學”。因此，洋務派一開始就把引進西方科技作為主要手段。但隨著科技和機器的輸入，對掌握這些技術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最初洋務派是聘請洋顧問、洋技師、洋工匠，但這樣做弊端很多。由於洋人壟斷技術，處處刁難，不懂洋文的中國人與他們接觸時常常被愚弄和欺騙，加上《天津條約》規定三年之後一切中外條約隻用英文而不用中文。於是，為了培養外語人才，輸入科技理論，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外語學校，教學外語。為了培養科技人才和應用人才，授以機器工程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不必需用外國機器及外國工程師，洋務派創辦了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廣東陸軍學堂、天津軍醫學堂等學校，這些學校以學西學為主，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麵的教育，直接為軍事企業和工礦企業輸送人才。新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由於學習了外語、自然科學知識及專業理論和技能，成為具有近代化知識結構的應用型人才。洋務派很重視留學教育，認為要培養足夠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須派人到外國學習“使西人擅長之計，中國皆能因習。然後漸圖自強”。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從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國留學。從此以後，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斷向海外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識，親身感受到資本主義文明，文化知識結構和思想意識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回國後，倡導西學，成為新式知識分子。在他們當中湧現出許多科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為中國近代化事業的棟梁。如嚴複回國後翻譯了《天演論》西方著作，把資產階級進化論、天賦民權理論介紹到中國，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骨幹大部分是留學生出身。洋務運動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許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國有了西方的技術設備和生產方式，有了輪船、鐵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郵政、電報等新式通訊手段，有了新式學堂和翻譯、刊印西方書報的機構。
洋務運動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進步，推動了近代文化特別是科技文化的發展。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學類和社會科學類的書籍被介紹到中國。據資料統計，二十年間，同文館譯著近200種，江南製造局譯書163種，另附刊32種，《西國近事彙編》季刊出了108期。新思想、新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越來越多的人客觀地麵對現實，不再反對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盲目自大的觀念日見萎縮。李善蘭、徐壽父子、華蘅芳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貢獻。
隨著三十多年開辦工廠、發展貿易等各種經濟活動的開展，以及以介紹和傳播西學為主要內容的譯書、辦報、興學及派遣留學生等各項文化事業的發展，一批通過親身經曆或媒介手段而全麵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狀況的新型知識分子明白了靠洋務事業不可能解決國家民族危機之後，產生了維新思想。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思想家主張不僅在經濟上向西方學習，更重要是學習西方的政治體製，為後來的維新變法運動奠定了基礎。正是這些新型知識分子認識到洋務運動的缺陷後，才逐漸有了早期維新思想、維新變法思想，以至民主革命思想。
上述的幾個方麵，說明了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把中國推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在國防、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的第一步。
洋務新政流弊叢生不能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之路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是中國引進西方技藝、嚐試用資本主義方式挽救中國危機的大規模實踐活動，有積極作用。但也必須看到，洋務運動是封建統治階級從維護其自身統治的需要出發而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相妥協的產物，它存在著諸多流弊，不能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之路。
其一，維護清廷統治的改革目的和“中體西用”的改革宗旨，導致洋務派改革停留在物質文化層麵上，不能深入到製度文化、思想文化的層麵上。從洋務派改革目的來看，雖然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以“平內寇、禦外侮”為目的，但其終極目的是維護清廷統治。這決定了洋務派沒有也不可能變革封建專製及其賴以生存的封建經濟以及為之服務的封建思想文化。再從洋務派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來看，洋務派接受了早期維新派的代表人物馮桂芬提出的“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中體西用”思想。作為對西方技術挑戰的一種回應，盡管洋務派所奉行的“中體西用”思想較之那些頑固守舊派完全拒絕西方的文化，反對引進或接受西方的先進技術，並視之為“奇技淫巧”來說，無疑是一種積極的態度，然而其畢竟還隻是涉及到一些表層文化中的科技應用問題，僅僅是為了某種純粹功利的目的從表層結構上對西學的認可和同化，對居於核心地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卻絲毫不敢觸及，而對社會政治製度以及倫理道德規範等等最多隻是做一些微弱的變動。所以它的消極意義又很明顯地體現出來。總之，洋務派所要求實現的是盡力維護封建文化為主體，但又要求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可以接受的東西——主要是以製船造炮等工業技術為輔助，並以前者來包容後者。更具體說來，就是主張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倫理綱常加上西方的近代工業技術。這就使“中體西用”這個曆史的命題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麵，它對於突破“夷夏”之大防，衝破“天朝上國”傳統的深閉固拒的文化優越論之網羅，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西方先進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另一方麵，它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對於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起著不可忽略的消極作用。
洋務新政在“中體西用”論指導下進行了30餘年，但它的成效不大。他們對西學缺乏全麵係統的認識，誤以為西方隻是先進的科技，至於人文科學、社會政治製度等更深刻層麵而核心的東西，他們不了解也不願意接受，乃至將其拒之於門外。同時他們把中國的近代化與維護封建統治看成是並行不悖的，幻想著借西方的科學技術就可以恢複封建社會的盛世。他們不知道，要搞近代化，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學習西方國家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上層建築，而當時中國那套政治機構和管理體製，都是適應封建自然經濟而建立起來，必然嚴重地束縛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向近代發展的障礙。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若使中國富強起來，除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還要學習與之配套的社會製度，於是乎早期維新思想開始萌動。
所謂早期維新思想大體是指中日甲午戰爭以前的維新思想。起初，早期維新思想家是作為洋務思想理論家的姿態出現的，在思想上與洋務新政的主要倡導者們並無明顯的區別。在“求強”、“求富”的指導思想和官督商辦的經營方式等問題上，都同洋務派的主張一致。但是這些思想家們一則對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了解較多，對中國的封閉落後也更感痛切；再則他們的思想比較敏銳，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較快。隨著社會經濟和客觀形勢的變化，他們再不能滿足於洋務新政所能容納的範圍了，於是逐漸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他們從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出發，主張更多地向西方學習，不但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同時也要求實行某些政治、經濟方麵的改革，設立議院，發展民族工商業，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希望中國能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這些開明的士大夫們，以鄭觀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等為代表，逐漸形成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即早期維新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審視洋務新政，批評和抨擊其“僅習皮毛而即囂然自以為足”終不能“自強”的缺陷和不足，形成一股強大的早期維新思想。隨著早期維新思想的發展，其“師夷”的廣度和深度都較洋務派的洋務思想有很大的升華，洋務派的洋務思想逐漸失去了其往日一定程度上的進步意義，成為阻礙近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