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期，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國內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的衝擊下，近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認識到了中西方之間的差距以及封建統治所麵臨的危機，因而從自我封閉的“華夏中心論”的觀念中解脫出來，開始推行以“師夷之長技”“自強”、“求富”、“禦侮”為內容的洋務新政。洋務新政是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起到了篳路開山的作用。然而，洋務新政亦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它不能使中國真正走上近代化的軌道，為了民族的獨立和富強，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有戊戌變法的興起。
內外交困促成了洋務新政的萌發
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封建專製統治根深蒂固，任何有益於社會發展的改革都很難得以實行。然而，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的洋務新政之所以能夠衝破重重阻力在19世紀60年代興起，並不是偶然的，歸根結底是由當時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是這種環境迫使晚清封建統治集團所能做出的唯一選擇。其中，列強對華政策的改變固然起了重要刺激作用，而晚清統治集團的自身變化則是根本性的。
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使一部分開明的士大夫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開始麵對現實，經世致用，探索救國救亡的道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如何對待外國侵略者，成了擺在全國各階級、各階層麵前的新課題。廣大人民群眾始終英勇鬥爭，堅決抵抗，然而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則存在著投降和抵抗兩種主張的分歧。戰爭期間，投降派壓倒了抵抗派，導致戰爭的慘敗。在對待侵略者的態度上，以道光帝為首的統治集團，開始時虛驕昏聵，盲目自大；戰敗之後，則又被侵略者的洋艦洋炮嚇得心驚膽顫。他們雖然也為戰敗而感到懊喪，但他們又認為通過開埠通商、割地賠款滿足侵略者的貪欲，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的，與侵略者是可以維持相安無事的局麵的。這就是清統治者所奉行的所謂“羈縻”或“撫夷”政策，實質上就是投降政策。與此相反，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則不然，他們在戰爭失敗之後，痛定思痛，感到中國的形勢十分嚴峻，外國侵略者不容輕視，於是紛紛議論善後之策和禦夷之方。在這些封建士大夫中，對當時的世界形勢了解得比較清楚，觀察問題比較深刻、反抗侵略的態度相當堅決、提出的抵抗方案也比較切合實際的，就是林則徐、魏源等。魏源在摯友林則徐的《四洲誌》、《東粵奏稿》等材料的基礎上編撰成一百卷的《海國圖誌》，這是一部最早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介紹世界各國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方麵知識的巨著，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的影響，與其說是對海外各國知識的介紹，由此打開了中國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倒不如說是魏源在其中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主張，直接帶動了一場中國近代思想界的革命。“師夷長技”就是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包括軍事技術在內的長處，“製夷”就是抵抗侵略、克敵製勝。他在猛烈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的同時，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也開始有了一定的認識。他不像頑固派和投降派顢頇官僚那樣，要麼把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看成“化外之民”，對西方國家的情況茫然無知，認為“天朝無所不有”；要麼就把外國侵略者看得十分神聖，乞降求饒。魏源一方麵看到外國侵略者的性格是“惟利是圖，惟威是畏”，針對侵略者的這個性格，就必須使侵略者“有可畏懷，而後俯首從命”。另一方麵他也看到侵略者確有他們的“長技”，他們就是憑著“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這些“長技”來欺侮中國的。因此，他認為一定要把抵抗侵略者的立足點放在加強國防的力量上，不僅主張從西洋購買船炮，而且更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由自己製造船炮，嚴修武備，“使我無畏於彼，彼無可挾於我。”他一再警告清朝統治者，不要以為訂了所謂“和議”，就宴安昏睡，不要沉迷於飲鴆止渴的“羈縻”政策。在那個時代，雖然魏源還不可能從階級本性上認識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本質，但是由於他在鴉片戰爭中抵抗侵略的實踐，使他對於資本主義侵略者有了這樣的認識，也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他主張增強國防力量，對侵略者的進攻要有充分的武裝準備，這在當時是卓有見地的。魏源認為，對於以“洋艘洋炮”為“長技”的侵略者，既不要懼怕，也不要輕敵。而要抵抗外國侵略，首先要了解敵情，他批評清朝政府長期以來昧於世界大勢、固步自封的政策。他主張對英國侵略者要力持鴉片之禁，把外流的白銀，用來購買洋炮洋艘，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富國強兵，有效地抵抗侵略。
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重要思想，是他的思想中最具新時代因素的精粹所在，是對後世最具啟迪意義的地方。魏源的這一思想，反映了曆史前進的趨勢，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從而達到了他思想境界的最高峰。
由於曆史的種種原因，魏源的這一思想被淹沒在封建統治階級閉關自守、虛驕自大的汪洋大海之中，隻停留在理論層麵上，從而白白葬送了近二十年大好時光，繼續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從而造成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更加慘重的失敗。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使晚清統治集團開始發生急劇變化，分化出一批注意正視現實，企圖通過學習西方實現自強的洋務派，他們接過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旗幟，為洋務新政的興起開辟了道路。第二次鴉片戰爭使晚清統治集團遭到了致命打擊，動搖了其統治地位，威脅到他們的生存。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可謂“瘡巨痛深”。其間，英、法聯軍攻陷京師、焚毀圓明園，使鹹豐帝倉皇出逃，最後病死熱河。沙俄則乘機攫取我國東北、西北大片領土。這一係列災難，大大超過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為清王朝開國以來所僅見，給晚清統治集團以最強烈的刺激。國內，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大起義風起雲湧，沉重打擊了清王朝在各地的反動統治，大大削弱了它的統治力量。“內憂外患”使清王朝處於生死存亡的境地。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晚清統治集團不能不正視現實、痛定思痛，尋求新對策。洋務派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出現的政治派別。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對外和談的恭親王奕、文祥及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主要將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他們西法自強的主張開始受到清廷的重視和支持。當然反對和不理解變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堅力量則為頑固派。這是晚清統治集團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政治上出現的重大分野。清廷出於維護自身專製統治的需要，在當時比較堅定地支持了洋務派的主張，從而為洋務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洋務派對外不惜以最大代價盡快結束戰爭，換取暫時的和平。麵對殘暴的侵略者，晚清統治集團深感無力抗衡，不得不屈從於列強的無理要求，不惜出賣大量權益進行妥協，於是迅速簽訂《北京條約》，以結束戰爭狀態。中外《北京條約》的簽訂，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同時也以此為代價換取了中外關係的暫時緩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後，列強從自身利益出發，改變對華策略，由“打”變“拉”，反複強調西方“並不需要領土，我們渴望與中國政府（清政府）友善相處，隻要中國政府不把我們當做仇敵而當做朋友，就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困難問題”，以此來解除奕“等人對他們存在的疑慮，以便盡早地投入他們的懷抱；同時他們還表示願為中國助剿太平軍和撚軍，並願意派數人到北京，幫助鑄造槍炮。在外國侵略者的誘導之下，以奕”為核心的官僚集團與外國侵略者逐漸由敵對、疑慮轉而溫和，主張對外采取“羈縻”政策，安撫夷人。
在奕“督辦和局的過程中，外國侵略者很快便發現他可以成為馴服的工具，成為他們在中國的代言人。正如額爾金向英國政府報告的那樣，以後‘如果外交繼續由親王主持，可以希望，新條約將被忠實地執行’。正因如此，英法等侵略者竭力扶植奕”勢力，“希望遲早總會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指奕‘等人）手裏去’。然而在封建專製主義非常完善的時代，那是不可能的。但是，1861年鹹豐帝的離世，卻給外國支持的奕”攫取中央政權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鹹豐帝死後，年幼的載淳繼位，由載垣、端華、肅順等軍機大臣八人“讚襄政務”。這些人雖然也有很高的職位和權力，但與既有外國支持，又有堅實軍政財務基礎的奕“相比，實力上便顯得相形見絀。其實，在與外國交涉的過程中，他便以議和全權大臣的身份逐漸掌握外交和軍事上的大權。在他的奏請下於1861年設立的總理衙門，在體製上一切均仿造軍機處辦理，既處理軍事、外交，又管理通商、財政事宜，已不啻成為與熱河行營並立的聯支機構。而且總理衙門由奕”、桂良、文祥等專成其責。這表明以奕“為核心的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日益膨脹。特別是經常與外國交涉的奕”與那拉氏聯合發動辛酉政變，將“讚襄政務”八大臣趕下台從而掌握政權之後，清廷開始調整其內外政策，逐漸推行洋務新政。
對內，清政府和洋務派全力爭取政治局勢的穩定。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不惜一切代價，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鎮壓太平軍和各地人民起義。為此，曾打破慣例，給予曾國藩等漢族官員以極大權力，企圖盡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換取晚清政權的穩固和長久。二是盡可能維護和加強封建君主專製體製，維係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鞏固和加強國家機器。這兩者相輔相成，目的在於形成在晚清朝廷控製下的穩定的政治局麵。1861年在清廷內部爆發的“辛酉政變”則為實現這種局麵提供了條件。
慈禧和與奕“執掌權柄之後，為鞏固到手的權力，對政敵采取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辦法：對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機構的官員則盡可能予以撫慰和利用；特別是對手握重兵活躍在鎮壓太平軍前線的漢族官員則予以更大的權力，千方百計維持統治集團的穩定；另一方麵則加速對太平軍的圍剿。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恭親王奕”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視與信任。他們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於1864年陷南京，鎮壓了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起義，穩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務運動得以興起的根本條件，在於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納了洋務派利用時機借法自強的主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人民起義的過程中，洋務派領教了沒有洋槍洋炮的苦頭和掌握洋槍洋炮的甜頭，並將武器裝備落後作為對外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對外戰爭一結束，他們立即主張利用“借師助剿”，利用鎮壓人民起義的機會開始學習使用和仿製西洋船炮。他們紛紛建議清廷仿製外國船炮以“自強”，並開始在地方設局仿製。
洋務派的主張和實踐適應了晚清統治集團在戰敗局麵下對西方列強還不那麼恭順，頗想禦侮自強、複仇雪恥的願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見臣下時表示：不忘此仇，主張將練兵、製械、加強海防、徐圖自強作為立國的一件大事。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則多次上疏呼籲亟籌自強之策。同治三年（1864）四月，他接受李鴻章等人的建議，提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的論斷。奕”等人的建議立即得到清廷批準。晚清中央和地方這種大體一致的認識和舉措，顯然為洋務運動的順利興起提供了較為適宜的政治條件。洋務派遂得以衝破阻力，承擔了他們從來沒有承擔過的責任，倡導和推動了以“自強”、“求富”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洋務新政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偉大航程
曆時30餘年的洋務新政，既是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潮流，又是晚清第一次變革運動。洋務派極力主張變法革新，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建立近代海軍；“以工商立國”，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用工業；興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等等。洋務派的上述變法主張，雖然遭到封建頑固派的反對和抵製，但得到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最高當局的認可和支持，因而其大多數改革主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施。它是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的轉折點，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第一，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國防近代化的第一步。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洋務派深感外國的“船堅炮利”，認識到中西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他們認為無論是禦外侮還是鎮壓農民起義，都必須向西方學習，發展近代國防事業。基於這種認識，洋務派主張中國謀求富強之道需從“練兵”、“製器”開始。於是，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先後在各地建立了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等19個軍工企業。洋務派軍事工廠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產業技術革命和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依托這些初具規模的軍工企業和現代化的機器生產方式，洋務派生產與仿製出了大量的洋槍、洋炮以及以蒸汽為動力的鐵甲輪船。近代火器使用的比例逐步提高，使清軍的兵器由原始的火器與冷兵器並用的時代過渡到近代先進的火器時代。洋務派還利用自己所造的與從外國所購之輪船逐漸建成南洋、北洋、福建、廣東四大海軍，奠定了中國近代海軍基礎。這些新式近代火器與輪船的生產和使用，改善了清軍的軍事裝備，提高了清軍的戰鬥力。軍事裝備近代化是軍事近代化的物質條件，因此，洋務運動為中國軍事初步奠定了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