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有衝突，文明與文明也有衝突，東西兩大文明體係之間就確有衝突存在。
中西文明的大規模交流與撞擊肇始於清朝中葉的鴉片戰爭。而於此前中西文明的衝突就已漸露倪端，那就是清朝中葉中英兩次禮儀之爭。一次是乾隆朝馬戛爾尼訪華，第二次是嘉慶朝阿美士德訪華。對於這兩次中英外交禮儀衝突事件，有的站在“現代化”的角度扼腕興歎，認為錯失了兩次極好的中外交流的契機，還有的站在“階級對立”的立場上，認為禁的好，等等。其實，中英外交禮儀之爭，實質上是東西兩種文明的撞擊和衝突。兩種異質文化相遇，交流與衝突在所難免。
馬戛爾尼訪華未敲開中國的大門
公元1788年即乾隆五十三年，英國政府決定派一支使團前往中國進行商務談判，對於這次派團使華，英國政府極為重視，這在使臣的選派上就明顯地反映出來。英國外交大臣仔細考慮後決定選派喬治·馬戛爾尼為1792年英國使華團長。
正使馬戛爾尼（1737-1806）是英國“國王的親戚，議國事的大臣”，是英國政府“從許多博學的人那裏挑出來的一個大博學的人，他從前辦過許多大事，到俄羅斯國出過差，又管過許多地方的事”，並且還在英國的一些“屬國地方料理國事”。這裏提到的在俄羅斯當過差，管過許多地方的事情，指的是馬戛爾尼曾出任俄國公使（1764-1767），當時他就憑借自己的機智與俄國政府簽訂過一個為期二十年的商務條約，以後又曆任愛爾蘭事務大臣、西印度石榴島和托貝哥島的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總督（1780-1786）。由此可見，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遴選出來的合適代表。
副使斯當敦“也是個體麵的人，他的博學和會辦事與正使一樣”，“從前他在海地平服過許多的事情”，並且出任過同小西洋國家“講和”的談判專使。
經過充分的前期準備後，公元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補祝八十壽辰為名派出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來華，乾隆皇帝生於1711年9月25日（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八十歲壽辰早在三年前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過完了，英國人是來“補”壽。這是英國政府派出的第一個正式訪華使團，是中英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
對於此次來華的目的，英王在給乾隆皇帝的國書裏說：英國遣使前來中國，“並不想添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國土也夠了；也不是為貪圖買賣便宜；但為著要見識普天下各地方又多少處，各處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別國的好處我們能看得著，我們的好處別國也能得著”。英國的初衷隻是想“要把西方世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
官方文書有時是在做表麵文章，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英國女王在給馬戛爾尼的訓令中說：“在中國經商的英國臣民很久以來就多於其他歐洲各國。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裏，每每被人誤解而得不到尊重……在這等情形下，我對於自己的遠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應有的關懷，並以一個大國君主的身份有力地要求中國皇帝對於他們的利益予以應有的保護。”
馬戛爾尼在接受使命時，他曾給英國外交大臣寫去書麵報告，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他認為：“對付一個如此驕傲的朝廷，它對西方國家的力量與重要性無知，而堅持東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須給予皇帝及其大臣以莊嚴華麗的印象。”
此時的英國，已經準備好了要與中國進行一場較量。然而，此時的清朝對西方資本主義迅速崛起後的變化卻茫然無知。作為慣例，外交回合是第一個步驟。在首次較量中，雙方價值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凸顯了出來。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54-257頁）中，認為“兩個傲慢者互相頂撞，雙方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把對方推到野蠻人的邊緣”。又說：“中國拒絕對世界開放，而英國人則不管別人願意與否，想讓世界對所有的交流開放。”雖然，清王朝對於英國明顯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開放”要求理應嚴詞拒絕，但問題在於它拒絕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貢體製。這就注定了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敗而告終。不僅僅是禮儀和文化的衝突，更是清朝政府對外政策的失誤。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與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於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閉關自守的性質在此暴露無遺。
英國政府預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人告知兩廣總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並要求在天津登岸。兩廣總督立即報告朝廷，說英國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馬戛爾尼進貢，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聞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撫，如遇到英國貢船進口，“即委員照料護送進京”。
1793年7月底，由馬戛爾尼率領的外交使團分乘五艘船隻到達天津，上岸後先到北京，再到乾隆皇帝接見地承德避暑山莊。
外交禮儀問題，是使團到來後雙方即發生爭執的主要問題。清朝堅持執行朝貢禮儀，英國使節必須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但馬戛爾尼執意不肯行叩見禮，理由是：致敬外國君主，不能超過對本國君主禮節，因此隻能對中國皇帝行與英國國王相同的單腿跪禮。知道英使如此執拗使乾隆皇帝十分不悅。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在熱河萬樹園，乾隆接見了馬戛爾尼。但是，最後的禮節到底怎麼樣，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清朝檔案文獻中，都是記載英使行了叩禮。而在馬戛爾尼自己的記錄中則否認了這一點。
馬戛爾尼本人記載中，不僅未曾磕頭，而且還親自將禮物呈送皇帝手中，在禦前所行走路線也異於一般使節。而在朝廷記錄中，此事隻是輕描淡寫被一筆帶過，除了曾在皇帝麵前匍匐拜倒之外，什麼也沒有記載，不過，從《清實錄》記載中可得知，這種接見外國使臣的禮節上的變通，自康熙年間就已開始。
法國學者佩雷菲特在其《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專章敘及這位英國使者“在皇帝腳下”的情景。
事實上，大家看見的是同一場麵，隻是眼光不同罷了。讓我們再現一下當時現場情況吧！
為了想像一下英國人須解決的問題，請您在鏡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頭動作。您先站著，然後跪下，您彎下身來直到頭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彎下去，頭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後起身站直；再這樣重複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個頭。計算一下這套體操需占去您多少時間：不磨蹭，一分鍾，如果做得莊重些，就要兩分鍾……
再設想一下英國人的處境。當全體人員第一次跪下時，英國人也照樣做了，但隻是單腿。當大家在叩頭時，英國人隻是低下頭。就像在彌撒中揚聖體時，當別人下跪時，某些信徒站著，隻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國人為什麼還要低著腦袋呢？於是，他們也抬起了頭。當大家又重新趴下時，英國人低頭。大家站起來時，他們總不至於仍然跪著：他們就站了起來。依此類推……他們跟著大家做集體動作，隻是動作有些刪減，卻無法不做任何動作。在這兩分鍾內，中國人站起來三次，英國人總是跪著不覺得太卑躬屈膝了嗎？
馬戛爾尼提到的問題——單膝下跪，頭不著地——僅僅是動作的形式問題，而不是動作的重複問題。由於對形式提出異議，馬戛爾尼忘記了叩頭的一個主要方麵就在於這一奇特的重複動作。英國人遇到的第一次叩頭是集體性的，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國人跟上每個節拍。所以溫德說：“我們按當地方式施了禮”。不過，中國人區分得很好：英國人的頭沒有叩著中國地麵。這根本不是真正的當地方式。
在“得體”的禮節一節中這樣敘述道：
皇帝進入了覲見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彌撒可以開始了。鴉雀無聲。站在門外的溫德證實：“皇帝坐上龍椅，立即萬籟俱寂。時而有音樂聲打破這寂靜，鈴鐺發出的清脆悅耳的丁當聲更增添了儀式的莊嚴肅穆。”這鈴鐺的丁當聲與教士進入祭壇時輔理彌撒教士手搖的鈴鐺聲一樣。13世紀方濟各會修士們說蒙古人喜歡聽這個鈴鐺聲。溫德是唯一注意到這聲音的人。
讓我們和馬戛爾尼一起進入韃靼皇帝寬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個劇場。有三排台階可以上到放龍椅的台上。中間那排是專讓皇帝走的。左側那排供朝覲的人走，右側那排為跪著輔佐皇帝——就像他們跪著參加內閣會議一樣——大臣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