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來，“大散文”成為一個頗為熱絡的語詞。何謂大散文？如何理解大散文的“大”？顯然，僅僅注重長度和鋪排不是大散文。本真意義上的大散文，應該富於內在的風骨、精神、穿透力，具備壯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氣象與質地，能夠彰顯創作主體的現代人格，思想啟迪與審美衝擊並重。“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這話指涉的正是一種大散文特質；“大塊鑄人，縮七尺精神於寸眸之內，嗚呼盡之矣。文非以小為尚，以短為尚，顧小者大之樞，短者長之藏也……照乘粒珠耳，而燭物更遠，予取其遠而已。匕首寸鐵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廖柴舟：《選古文小品序》）這話指涉的也是一種大散文特質。某種意義上，魯迅那些寸鐵殺人一刀斃命式的隨筆雜感，無疑更為接近大散文的藝術精神。要之，大散文須秉持大人格、大風骨與大氣度，它與頹廢的精神、蒼白的靈魂和委瑣的器局絕緣。
這些年，散文創作掙脫“短平快”的輕量級文體的拘囿，完成了從寫什麼到怎麼寫的本體性嬗變，但在擴容和加密的過程中，又不免出現新的問題。今天的大散文，可謂雄心與浮躁並存，放縱與迷失同在，開疆擴土與好大喜功兼備；它們多以曆史文化為表現對象，突破了以往情、景、理、趣的格局模式，卻又往往沉溺於史料的梳理辨析，少見主體的心性關照。自從餘秋雨的大散文閃亮登場，偌多的寫手蜂起踵武，不少文學刊物競相開辟大散文版麵，一些出版機構亦有計劃地推出大散文作品，其勢堪稱熱火朝天波瀾壯闊。問題是許多大散文作者的創作不是從心靈、感悟和思想出發，不是著意於散文的力度、高度、深度、寬度，而似乎僅僅是為了比賽長度，這使得他們打造出的文化大散文，某種程度上淪為抻麵的活計、勾兌的手藝，成為一種流水線操作下的文字填鴨把戲。如果說早期餘秋雨、夏堅勇等人的大散文尚能慘淡經營，文氣充沛，努力突出散文強大恣肆的本體，做到宏大氣象與審美靈性的融合，後來越來越多的大散文則流於為賦新辭強說愁。尤其部分作者在貪大求全心態的導引下，仿佛患上了魯迅指摘過的“十景病”，把散文當成了一隻可以胡塞海填的大筐，不是短話長說，裏嗦，就是沒話找話，東拉西扯；於是，從數萬言一篇，到十幾萬言一篇，再到二十幾萬言一篇，可謂豪情滔滔，欲與長篇小說試比高。如此胡塗亂抹肆意膨脹的做派，必然導致病態的浮腫，導致白開水式的乏味和裹腳布式的冗長，令大散文本應具備的雄健、陽剛、渾闊、簡約等美學特質蕩然無存。
我認為，當今散文特別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書寫而非文人化書寫，是知識分子書寫而非士大夫書寫，是思想者書寫而非名士書寫；但綜覽餘秋雨、賈平凹等人的創作，甚至包括老一輩的張中行、汪曾祺、孫犁在內，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文人書寫、士大夫書寫、名士書寫的特點，而鮮有文化書寫、知識分子書寫、思想者書寫的特征。幸而在韓少功、史鐵生、張承誌、朱學勤、潘旭瀾、筱敏等人的作品中，我們尚可感受到某種天問式的高貴情懷，感受到麵對世界和現實的非凡勇氣，感受到拷打一己靈魂的慘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標準，即是否具備現代意識和現代情懷。遺憾的是，當下偌多身份顯赫的名家，縱然文采風流，筆燦蓮花，終因了骨子裏的庸常守舊，與大散文的現代精神擦肩而過。譬如首倡“大散文”的賈平凹，其近年散文呈現出的造作的口吻，拿捏的風情，畸形的審美，齷齪的性意識，恰恰對其原本不失閎深可觀的散文主張形成一種逆向解構。餘秋雨則缺乏對人、時代、現實的深入體察和永恒關注，行文姿態優越，在對大眾的刻意迎合中回避批判，漠視民生，亮麗的現代包裝，掩不住才子佳人的陳腐氣。
近年致力於長篇散文的新銳作者為數尤多。其中，祝勇的《舊宮殿》一書，文字結實華麗，格調熱烈蒼涼，再兼體式的開放與靈動，輔以感同身受的悲憫情懷，允稱翹楚。能把長篇散文調弄到這般耐品耐讀的火候，不辱“大散文”名號。另一新銳散文家張銳鋒的作品，則在傾力顛覆傳統模式的虔誠探索中，常常罔顧公眾審美趣味而偏師遠征，以至耽於哲理，溺於玄思，蹈向自說自話的晦澀的個人主義之泥淖。由此可見，長篇散文不一定就是大散文，而“大散文”難為，誠非妄語。
小說家散文的末路
1990年代以降，小說家構成蔚為可觀的散文創作群體，這支龐大的散文異軍，一般被稱作小說家散文。該群體的寫作大多呈現為“玩票”性質，如王蒙、莫言、餘華、蘇童、葉兆言、朱蘇進、林白等；也有一部分是雙棲並重的，如劉心武、李國文、賈平凹、韓少功、史鐵生、張煒、張承誌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為專職的作家，這批由小說家轉化而來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夠典雅穩妥，氣定神閑，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傳統散文所不具備的放蕩靈動的物質。小說家的身份，使得他們長於形象思維，下筆活色生香，行文跳脫飛揚，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某種程度上對傳統散文創作構成良性衝擊，促進了散文的擴容。但也因此出現了兩方麵的問題：首先是利益驅使下的商業性寫作，導致作品數量泛濫，質量滑坡。尤其某些在1980年代即輕易掘得第一桶金的中老年作家，一俟功成名就，遂誌得意滿，以時代偶像自居，充分利用已有聲望，漫不經心地大舉炮製垃圾小品、噴嚏文字，以求名利雙贏。在這方麵，劉心武是典型的代表。近十餘年，劉心武平均每年都能推出數本散文隨筆集，可以同時在三四家乃至七八家報刊開設散文專欄，其內容從文學到藝術，從建築到足球，從吃喝玩樂到《紅樓夢》研究，無所不涉，出手快捷；急就章的風格，注定了劉心武散文追風逐時、媚俗獵奇的寫作傾向，久而久之，作者淪為一架淺薄機械的寫作機器，行文往往東拉西扯，不痛不癢，立意、結構、語言均流於平庸無聊。劉心武的做法，亦是當今不少文壇名家的做法（如王蒙就曾一度沉迷於休閑類小品文的寫作；早年以報告文學名世的某女士，則不時會在報章趕製某類以“假天真”和“裝嫩”為特征的肉麻型小品文）。這樣不加約束的寫作，必然敗壞了散文的口碑，也損害了名家的形象。然而不少作家對此竟茫然無覺，良好的名人意識，使得他們在自我膨脹中漸漸生成某種誰與爭鋒、其奈我何的霸道心理和特權意識，自以為握有文學的“丹書鐵券”，可以享受批評的赦免權，全然忘記了文學麵前人人平等這一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