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集小說名家、散文宗師、戲劇高手於一身，是一位工詩文、善書畫、充滿士大夫情調的妙才，其作品以無可替代的文體意義和曆久彌香的藝術魅力，引發了一番番“汪曾祺熱”。身為汪曾祺研究會會長，陸建華先生多年來一直孜孜於汪曾祺研究，1997年，陸建華即有傳記《汪曾祺傳》問世，成為汪曾祺研究領域的拓荒補白之作，但因當時資料不足，書稿未能完全放開手腳，在推敲打磨方麵尚欠火候，為此，作者一直心有戚戚焉。數年後，陸建華著手全麵收集整理汪曾祺研究資料，幾曆寒暑，又在《汪曾祺傳》基礎上拿出了這本《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其意不僅僅在於錦上添花，更在於回爐重鑄，以求脫胎換骨。比之舊作，新著從結構、體例到篇幅已有很大不同，傳者力求在一個宏大的曆史背景下，考察出生於蘇北小縣城的汪曾祺何以日後在中國文壇獨樹一幟，探討汪氏在變幻莫測的時代風浪裏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渦後的真實心態，展現汪氏率真本色的人與文，他在特定曆史時段裏作為常人的喜怒哀樂，等等；緣此獲得了一種思辨視角和現代意識，顯示出某種靈魂的深度。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攝取汪曾祺不同時期的影蹤，以諸多細節，勾勒出汪曾祺風雨人生路上行行重行行、載沉載浮的足跡。汪曾祺先後當過中學教員、曆史博物館館員、刊物編輯、下放右派、劇團編劇，往往窮愁潦倒，艱辛備嚐，深深領教過命運那隻翻雲覆雨手的力量。置身大時代，個人雖渺小如浮漚，但他牢記乃師沈從文教誨，永遠保持用筆的願望和信心。說到底，汪曾祺作品所寫，乃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健康的人性，是引人向上的美。對於他，文章之效，主要在於滋潤而非治療，他隻想用他那些平中見奇淡中有味的文字“人間送小溫”，極盡婉約陰柔，偶爾鋒芒閃現，間以不平之鳴。
汪曾祺散文聲名，不下於其小說。上世紀90年代迄今，在一派散文熱潮中，汪氏散文一版再版，暢銷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風度散淡，溫馨靜美，稱得上是地道的美文；而其人生態度與文化態度，則可看出儒釋道交融的影跡，體現出中國特色的隨遇而安。汪氏散文與明清小品文頗具淵源。某種意義上，他的文本可以視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應該說，汪曾祺那些化沉痛為跳脫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國特色的樂感文化的體現，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為主體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個安於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確，汪曾祺偏好中國特色的小橋流水，東方風格的風花雪月，寧取熱鬧，不喜冷清。如在《天山行色》一文，麵對荒涼的賽裏木湖那鐵灰色的水，灰黑色的巨浪，汪曾祺寫道：“賽裏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沒有人的氣息……湖邊很冷，不可久留。”表現了對崇高美的拒絕。這正是一種世代相襲的以中庸平和為審美風範的士大夫風習的熏染灌溉所致。毋庸諱言，汪曾祺的師承沈從文，已見精神的退縮：沈氏文本中固有的野蠻之力，傳至汪曾祺則少之又少，幾至於無；後世寫手學汪曾祺，隻怕得其皮毛者多，得其骨血者少。汪氏散文客觀上表現為一種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氣象的格局。“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杜甫：《戲為六絕句》），盡管汪曾祺不乏現世情懷，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義和中庸文化要旨，總體上缺了金剛怒目、刑天舞幹戚式的張揚，缺了那種不平則鳴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獨行的崢嶸、呼天搶地奮不顧身的文化情懷，終究難以構成火山噴發式的強悍衝擊力——這正是大師與寫手的分水嶺。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齊放之一枝，卻在一輪輪的推崇熱浪中，幾欲被尊為牡丹式的“國花”，某種意義上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了一個民族對宏大敘事的疲憊與拒絕。中國文學不僅需要曲徑通幽的蘇州園林，需要美輪美奐的鼻煙壺、景泰藍，更需要金字塔、兵馬俑、萬裏長城，需要商彝夏鼎、漢柏秦鬆。和張中行的文字一樣，汪曾祺文本中那種隨處流露的名士風度，讀得多了，難免引人生出乘風逸去之念。究其實，汪曾祺骨子裏還是未能真正承襲“五四”知識精英的啟蒙重任和使命意識。盡管我們今天處在一個不再價值定於一尊的多元化時代，但汪氏以其絕高的才情天賦，作出如許退縮性的文化選擇，終不免令人略略遺憾。
汪曾祺是豐富多彩的生命個體，而非缺乏生氣的寫作機器；謙抑，平和，豁達，狂狷，正是他性格的寫照。遙想當年，在思想自由的西南聯大，汪曾祺接受了全麵係統的大學教育，但他信心而行，擇善固執，寧可不要文憑，也決不讓功課與學業扭曲天性，表現出不同流俗的文化選擇。《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如是分析汪曾祺：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不乏愛國熱情卻懶於過問政治，一心隻想做瀟灑的文人。切中肯綮地道出了汪氏性情的本真。《禍福相倚＜沙家浜＞》一章在該書中最具分量。此章講述汪曾祺幾經周折，從張家口回北京京劇團當了專職編劇，成為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主要執筆者，並因此與當時的“文藝旗手”江青有過密切接觸。傳者在涉及一些具體的曆史問題時，力求秉承良史筆法，不虛美，不隱惡；很難說書中觀點就是陸建華的獨創，實際上，一些汪曾祺研究者的出色成果，比如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等文中揭示的資料，陸建華從善如流，多有鏡鑒，但畢竟，陸氏傳記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觀照視角。書中指出，那種認為“樣板戲”隻是江青剽竊了群眾的創作成果的看法，有違實事求是原則，因為江青在“樣板戲”的唱腔、舞美等方麵還是花了心血的。這種入情入理的評判，顯示出某種超越意識。細細想來，江青既是“文藝旗手”，絕非浪得虛名的革命草包，一兩把刷子總還是有的，豈能率爾將其歸入土雞瓦犬之屬？畢竟，對於文學藝術，她還有著自己不算太外行的審美趣味。至於當時的江青對汪曾祺屢屢青眼相顧，“文革”期間還親自下令“解放”他，並點名讓他登上天安門參加群眾大會，不明真相的外人自然會認為這是汪曾祺投靠江青的顯在標誌。對此，書中坦然分析，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汪曾祺，潛意識中並非沒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江青因為欣賞他的才華對他客氣有加，汪曾祺不免心存感激，偶爾還會流露出知識分子的一點傲氣，幾分自得。但如因此斷言汪曾祺投靠江青則是荒唐的，汪曾祺本質上絕非進退裕如長袖善舞之徒，在江青麵前，狂狷閑散的汪曾祺是敢於蹺著二郎腿抽煙的，全無奴才形狀。事實上，汪曾祺與江青根本不是同一條河裏的魚。鑒於汪曾祺的非黨員及摘帽右派身份，江青曾明確指示：“此人控製使用。”可見她對汪曾祺是重視而不重用。對此，汪曾祺自己也是有著清醒認識的：“我搞了一個時期的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製使用’，這主要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控製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隨遇而安》）這段辯解性話語，寄寓著汪曾祺的沉痛。現實是冷酷的，清查四人幫”分子運動開始後，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組正式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於會泳的關係。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竇娥”，那段時間他天天在家裏喝悶酒，喝罷就喊著要“剁指”明誌。這次審查拖了兩年多，汪曾祺先後寫了十幾萬字的材料。他心中的窩囊與委屈，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可想而知。誰讓他上過天安門，誰讓他還在一次會上建議為江青喊三聲“烏拉”呢？不諳政治的汪曾祺，遇事怎曉得權衡個中利害？！畢竟是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