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7—29日在北京舉行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六方會談”對於開啟朝核問題的和平解決進程無疑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於美朝雙方的核心立場在會談中並沒有任何鬆動，彼此之間的敵意未能降低，朝核問題的前景仍然充斥著諸多不確定因素。會談能否真正為朝核危機納入政治和外交解決的軌道提供曆史契機，還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六方會談”的作用與意義
自2002年10月朝鮮核問題公開化之後，危機局勢不斷升級。由於朝鮮采取了一係列不冷靜的舉動以及美國堅持在處理朝核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通過對話解決朝核爭議的契機一再錯失。在中國政府“勸和、促談”的外交努力下，2003年4月23—25日，中、美、朝三方在北京舉行了“三方會談”。這是朝核危機發生以來，兩個最主要的當事國美國和朝鮮的官方代表在正式場合舉行的首次會晤。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彼此之間看法懸殊，對如何解決朝核危機的政策主張沒有絲毫改變，首次北京會談未能取得預期效果，但它還是為通過外交斡旋、促使朝鮮重返談判、開啟政治解決朝核危機的大門創造了成功先例。
由於美朝雙方都認為單純的對話無助於解決分歧，4月以來，朝核危機繼續呈現惡化趨勢。美國加大了應對朝核危機的軍事準備。2003年5月，駐韓美軍宣布將調整部署，逐步撤出漢江以北，向韓國南部新的軍事基地集中。此舉被認為駐韓美軍有意避開朝鮮的攻擊火力，避免成為日後美朝軍事衝突時朝鮮的“人質”。2003年7月31日，美軍全球三支“斯瑞克”快速作戰旅中的一支進駐韓國；美國還提出110億美元的加強韓國軍備的計劃。同時，美國組織多國部隊在公海強製攔截朝鮮船隻的計劃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1]朝鮮則於2003年4月2日宣布開始對核燃料棒進行再處理，5月12日宣布1992年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失效，7月1日、22日兩度威脅要退出1953年簽署的“軍事停戰協定”。
中國雖然不是朝核危機的當事國，但無法隻充當旁觀者。朝核危機如果失控，其悲劇性結果很可能殃及中國，損害中國經濟建設所需要的穩定的周邊環境，危及中國的國家利益，並將威脅到中國所在的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與繁榮。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既不能聽任朝核危機的消極發展，也有決心、有信心為解決朝核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促進有關國家的溝通、協調與合作，以保證朝核危機朝著外交與政治解決的方向發展。中國政府的立場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支持和讚賞。在行動上，本著“勸和、促談”的善意，自6月下旬以來，中國加大了對朝核危機的外交調解力度。戴秉國副外長和王毅副外長銜命出使，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穿梭外交”，努力勸說各方回到談判桌上來，實際推進解決朝核危機的政治和外交進程。“六方會談”如期舉行不僅凝聚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家們的心血與睿智，更展示了中國在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中創造性的能力和勇氣。“六方會談”前夕王毅副部長關於希望“談起來、談下去”，“談出結果、談出和平”的講話，代表了會談各方的共同願望，也為“六方會談”機製的發展確立了戰略性的基調。
盡管2003年8月27—29日在北京舉行的“六方會談”未能迅速取得實質性的突破，但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機製畢竟正式啟動，從而為今後繼續以多邊會晤的方式逐步凝聚共識、縮小分歧以及達成最後的解決方案開辟了道路。特別是會談中形成的六個“共同點”，代表了今後六方如何繼續磋商朝核問題外交解決方式的重要指導性原則，也是會談今後能夠曲折前進的基本條件。“六方會談”所形成的多邊架構包含了雙邊直接對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彌合了美國堅持多邊會談、朝鮮則堅持雙邊會談之間的差異。8月27日，參加北京會談的美朝與美日代表分別舉行了“非正式”的雙邊會談。美國迄今仍然強調在朝鮮不承諾取消核計劃的前提下拒絕與朝鮮進行直接雙邊會談，“六方會談”中的美朝接觸隻能是“非正式”的、有限的[2]，但“六方會談”能夠如期舉行，本身就是朝核危機在解決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步伐。
這次，“六方會談”的進程也反映了目前朝核問題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說明了美朝之間立場對立的嚴峻狀態。由於會談各方堅持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會談未能通過一項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共同聲明，也沒有就下一階段的“六方會談”製定出時間表。現有的六個“共同點”還存在著很大的脆弱性。例如，“各方都主張半島無核化，同時認識到需要考慮和解決朝方在安全等方麵提出的關切”[3]；但朝鮮強調如果得不到美國的安全保障以及美國不放棄敵視朝鮮的政策，那麼保持“核威懾力”是朝鮮不得不作出的選擇。[4]“朝鮮不謀求核武器”的提法客觀上具有兩麵性。另外，為解決核危機，“各方原則上讚同按照分階段、同步或者並行實施的方式，探討並確定公正、合理的整體設計”；但美國在會談中繼續強調，朝鮮必須無條件地放棄核計劃，開放國際核查，公布有關核設施與核材料的儲藏信息，才能啟動其他問題的實質性會談。[5]與此同時，會談原有的多邊與雙邊結合的程序設計還有改進的餘地。“六方會談”中的雙邊對話安排“份量”太弱，未能真正發揮美朝這兩個直接當事國在多邊架構下“麵對麵”對話的效用。[6]會談期間，朝鮮和美國以對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了約45分鍾的接觸[7]，客觀上抑製了“六方會談”機製中融合多邊與雙邊的創造性設計。
“六方會談”難以迅速形成實質性突破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自2003年7月末朝鮮同意參加多邊會談以來，美朝雙方在如何解決朝核問題上的對峙局麵並沒有實質性鬆動。美國政策盡管有一些調整，但與朝鮮所提朝美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要價仍然相距甚遠。美、朝雙方在朝鮮的安全保障、朝核計劃停止的方式以及國際對朝核查三個主要問題上的分歧在“六方會談”中沒有縮小。
其次，在臨近“六方會談”舉行之際，美朝、美韓及美日關係的基本氛圍也是起伏動蕩，敵對情緒依然嚴峻，缺乏配合會談的良好氣氛。相反，會談前美國拒絕朝鮮所提出的取消前者定於8月中旬的軍事演習的要求、美國主辦11國珊瑚海軍事演習等一係列事件繼續增加了“六方會談”中雙方的對立情緒。
第三，各方在第一次六方會談中提出自己基本政策與利益要求的意願要遠遠大於讓步的準備。例如，對於美國來說，願意參加談判和是否具有願意妥協的談判意願，完全是兩個概念。[8]除非美國有作出妥協的談判準備，否則，單純擴大談判參與者的數量並不能增加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實際機會。
“六方會談”與美國的戰略選擇
“六方會談”目前能否盡快延續並走向成功，最大的症結是在美國，在於美國是否願意為外交談判的成功作出應有的妥協。
在“六方會談”中，朝鮮多少顯示了一定的靈活度，表示了並不必然謀求核武器的建設性立場。在除了朝核問題之外的其他關注點上，朝鮮的立場也仍然存在鬆動的餘地。例如，在“六方會談”之前，日本媒體就披露說，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向朝方提供食品援助並同意就此結束“綁架事件”，朝鮮願意歸還日本被綁架者的子女。[9]要求朝鮮歸還被綁架者的子女，是目前日本政府和民眾在解決被綁架日本人問題上的首先條件。日本媒體報道說，朝鮮提出隻要日本政府為每位綁架者的子女支付100億日元，就能換取他們回到日本。[10]然而，如果布什政府不準備在談判中作出妥協，未來的“六方會談”勢必前景暗淡。
實際上，布什政府的整個朝鮮政策或者朝核政策並沒有因為“六方會談”機製的出現而發生實質性變化。首先，布什政府盡管批準了“六方會談”計劃，但對朝鮮政府出於意識形態的仇視與不信任幾乎沒有任何改變。主管核不擴散問題的副國務卿博爾頓在2003年7月13日的韓國之行時，公開指責朝鮮是一個“地獄般噩夢”（hellish nightmare）的國家。博爾頓是布什總統身邊的“紅人”，甚至被認為是故意安排到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單邊主義者的代表”，其一貫的立場是反對美國政府與朝鮮進行對話，反對在朝鮮完全取消核計劃之前對平壤作出任何妥協。他曾公開對《紐約時報》記者說，“結束朝鮮”就是“我們的政策”。[11]博爾頓的看法也是目前布什政府中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新保守主義勢力在朝核問題上的基本主張。布什政府的朝鮮政策從一開始就顛覆了克林頓政府時期對朝“有限接觸”、施壓的政策，轉而奉行視朝鮮為“邪惡軸心”之一的“遏製”政策，在朝核危機爆發後拒絕與朝鮮進行雙邊對話，這些都是上述主張的結果。目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團隊中有一批包括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在內的強硬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在朝核問題上的觀點和他們基本相同，他們堅持拒絕對朝核問題采用“給予和獲取”（give-and-take）的方法，被稱為“隻對朝鮮說不”派。[12]共和黨保守派中甚至有人將金正日在朝鮮的統治與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相提並論，將它們與美國的衝突視為冷戰時代全球意識形態對抗的深化。[13]一向比較溫和的鮑威爾國務卿在解釋白宮的朝鮮政策時，也強調布什總統對缺衣少食的朝鮮百姓的關心，如果對金正日政府妥協就是加重朝鮮人民的苦難。[14]直至“六方會談”前夕，布什政府也沒有決定對其攻擊朝鮮領導人的政策作任何改變。2003年8月26日，鮑威爾國務卿致信美國國會議員，為博爾頓的強硬立場辯護，指出他公開蔑視朝鮮的講話是“官方政策”。[15]2003年9月3日，朝鮮領導層進行了新的選舉，金正日再度當選為朝鮮國防委員會委員長。[16]朝鮮現有權力結構的穩定本來應該是朝核問題解決過程中各方都必須尊重的事實。如果布什政府朝鮮政策的目標始終是建立在變更朝鮮製度和政府的基礎上，那麼，美國就不可能在以後的會談中作出任何讓步。
其次，布什政府以爭取“政權更替”來處理朝核問題的方法沒有變，不接受分階段取消朝鮮核計劃，不同意給予條約形式的安全保障以及不認可核計劃是“可談判問題”的立場沒有變。
“911事件”以後，美國在全球反恐這一戰略重點的驅動下，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的擴散，特別是防止和解除“流氓國家”掌握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已經成為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17]為此，布什政府對朝核問題解決的總體看法是否定克林頓政府的“危機主導型”反應模式，不是通過與朝鮮就核問題、導彈問題等舉行不同的談判，並通過這些談判來尋找解決個體問題的戰術性方法，而是謀求將朝核問題同美國在朝鮮政策上關注其他議題結合起來共同解決，追求的是“威脅主導型”反應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布什政府在朝核問題上並不是期望簡單化解朝核問題這一單一危機，相反，是要通過一種更為綜合與徹底的方式，來“結束”朝鮮對美國東亞的戰略利益、不擴散機製及其反恐事業可能造成的威脅。這種在朝核問題上戰略視角的轉移和對解決方案預期收益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布什政府要拒絕采取和朝鮮直接對話的傳統外交方針。
從“威脅主導型”的反應模式來說，美國政府也可以采取“利益誘導”與“軍事威懾”並重的方法，以促使朝鮮放棄核計劃，逐步轉向與西方國家的全麵合作。[18]然而，布什政府並沒有采取這樣一種積極的對應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種“最為消極”的對應方式，那就是認定對朝鮮的任何妥協都是對其的獎賞或者“鼓勵”，都是屈服於朝鮮的“訛詐”政策；美國必須從自己的實力優勢和戰略影響力出發，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對朝鮮實行“孤立”和“壓力”政策，以迫使朝鮮首先作出美國滿意的選擇。[19]布什政府這一政策選擇，很大程度上同白宮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單邊主義政策傾向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新保守主義強硬路線的結果，也可以把它視為“布什主義”的精神實質在朝核問題上的表現。但最重要的是，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義強硬派相信，平壤的政權性質決定了外交妥協、接觸政策以及鼓勵市場化發展等外交政策手段都將“注定失敗”。[20]因為朝鮮在現行政權結構下不會真正走中國式的改革開放道路，他們將任何開放都視為“自殺”。[21]美國的任何外交妥協，都會麵臨新的“訛詐”。這將是一個沒完沒了、無法結束的美國不斷受朝鮮“要挾”的過程。[22]
第三，布什政府對朝鮮啟動核計劃的真實意圖與核能力已有一定水平的判斷沒有變。白宮相信朝鮮發展核計劃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成為事實上的有核武器國家，而不是單純將核問題作為一張“牌”來打，以便交換朝鮮想要的國際援助。而且，朝鮮一旦擁有核武器，是不會放棄的。
2002年10月朝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國內對朝鮮承認有核計劃的真實意圖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朝鮮再度祭起核武器這一“法寶”，還是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困難，打破孤立局，麵以及爭取同美日等西方大國關係正常化。[23]持這種觀點的人比較強調在2002年10月以前朝鮮在內政和外交上所出現的一係列新的調整，支持美國政府在朝核問題上采取談判政策，以鼓勵平壤作出正確的選擇，而不是單純將朝鮮“逼進死角”。從這一角度出發，承認平壤政府的合法性，並尊重和接受金正日政府為“理性”的談判對手，應該是白宮對朝鮮政策的前提。[24]然而，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朝鮮承認有核計劃，是真的為了實現有核武器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有能力威脅美國，是追求“核否決”（nculear denial）政策。[25]約瑟夫·奈就認為，朝鮮退出NPT條約、驅趕IAEA核查人員以及重新啟動五兆瓦石墨反應堆等舉動，既是為了獲得援助，也是為了真的擁有核武器。[26]特別是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已經讓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相信，朝鮮為了讓自己不成為美國新的軍事攻擊對象，除了謀求核武器之外沒有別的手段。[27]持這種觀點的人同時認為，擁有核武器可以讓朝鮮在半島非軍事區的常規裁軍問題上表現出新的靈活性，讓朝鮮可以削減維持常規軍備的費用以改善經濟。朝鮮政府即在2003年6月9日聲明，核武器可以同常規裁軍之間建立聯係。[28]顯然，美國的總體判斷是朝鮮真的想要擁有核武器以實質性地提高在同美國、日本等國對話中的戰略地位。因此白宮的政策設計者們認為，任何妥協或者讓步，都將在客觀上鞏固朝鮮所爭取的戰略力量，所以，美國不妥協政策不能改變。[29]由於朝鮮周邊國家共同反對朝鮮半島的有核化，美國又竭力推動朝核問題的“區域解決方式”，客觀上形成了反對朝鮮擁有核武器的“區域聯盟”，朝鮮打“核武器牌”不會引起支持性的國際反應，美國就可以不用擔心朝核問題的區域性消極擴散效應。故而，朝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堅持不對朝妥協、又不采取劃定“紅線”政策予以軍事警告，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美國準備容忍朝鮮的核武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