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區域主義是否適應於東亞的討論至少也已持續了20年，但直到今天，依據區域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世界其他區域的區域化的成功經驗，東亞究竟應該實行什麼樣的區域主義，不僅各國的政策不同，學術界的爭論也始終喋喋不休。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東亞區域化進程的正式起步與重大進展。在APEC的組織和倡導之下，包括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在內的APEC成員國在1994年的茂物會議（Bogor Summit Meeting）上同意在2030年實行成員國之間貿易與投資自由化，1995年的大阪會議（Osaka Summit Meeting）又同意把這一目標付諸行動。為此，APEC要求各成員國加強磋商與合作。但是，由於APEC所訂立目標的長期性，雖然對開展區域經濟合作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卻無法在短期內對各國經濟和整個區域形勢發生根本性的影響。相反，為了保障APEC正常發揮作用以及所訂立目標的實行，包括政治、安全和文化在內的其他區域合作也應同時起步，隻有這樣，東亞的區域化進程才能真正起到它應有的功效，APEC所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才能真正順利進行。本文旨在分析當今國際關係中區域主義的基本理論，探討區域主義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並從東亞冷戰後的現實出發，討論東亞所應采取的區域主義的形式與內容問題。
回顧區域主義的理論發展
區域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產生於20世紀50—60年代，興起於70年代後期。從50年代開始，各種區域組織不斷出現，對區域問題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成為國際關係中一種不容忽視的基本力量。區域內的國家成立區域政府組織，並賦予該組織以明確的目標和一定的整合功能，區域組織事實上提升了區域內國家的單一力量，在美蘇兩極世界霸權體係之下開創了國際權力的新來源。以區域組織為代表的區域力量的崛起，一方麵增強了區域國家在兩極體係中的獨立性和區域國家自己管理地區事務的能力，另一方麵，也以固定的機製和程序，把區域國家原來的分散帶入合作的軌道，為國際關係從理論到實踐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區域主義理論產生和創立的50—60年代，主導的理論努力在於取代原來在區域和全球層次上的聯邦主義（federalism）的設想，轉而麵對更為實際的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觀念；特別是通過對西歐的研究，力求在區域問題的安排上把聯邦主義過渡到可操作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1]整合理論是這一段時期區域主義研究的主要理論方法，它最適合以西歐為代表的區域組織機製的新形式；這一新形式的特征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國家主權的世俗障礙，但仍然強調是民族國家體係的外交工具。其結果是區域主義所整合的範圍十分有限，主要在於經濟領域，對政治、安全領域涉及甚少。
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是區域主義進行新老交替的時期。這時，民族主義情緒上升，西歐普遍上台執政的左翼政黨尋求在外交事務中更多的自我聲音，各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也越發深入。同時，美蘇間的緩和進程也為西歐各國更好地追求自己的一定程度上的獨立作用創造了條件。70年代區域主義的實踐曾在西歐出現過一個短暫的間隙。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是區域主義大規模複興的時期。其主要標誌是西歐一體化進程加速，歐洲經濟共同體向歐洲共同體轉化，其範圍也因參加國的增多而不斷擴大。1992年《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簽署，使歐洲一體化再上新台階，歐共體演變成歐盟（European Union），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和經濟貿易體。東歐國家對申請加入歐盟的積極態度，也意味著以歐盟為主體，區域主義在全歐洲範圍內進展的前景。
70年代後期以來的新區域主義在理論觀念上具有以下幾個方麵的特征。
首先，更多地提倡外向（outward-turnning）性的，而非內向（inward-turnning）性的區域主義。
所謂外向性的區域主義是強調區域組織除了要著眼於區域內部合作之外，也應加強不同地區之間的橫向聯係與交往；認為這種對外聯係不僅不會削弱區域內部的合作，反而會增強區域合作給區域各國帶來的機會。所以，新區域主義要求區域組織明確具有跨區域的含義和內容（transregional dimentions）。這被認為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區域主義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新區域主義重要的理論倡導者羅納德·蘭波特（Donald Lampert）曾寫到：“我們似乎正生活在一個跨區域，而非隻是區域的係統中。那些符合經驗的標準以構築內涵豐富的區域係統的規則，恰恰也是構成跨區域聯係與相互依存的意義深遠的模式規則。這並不是說研究區域政治不重要，而是說據此我們才能去規範區域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這應該被投入更多的注意力。”[2]可見，新區域主義更重視國際形勢的發展給區域主義所造成的影響，更多地是從國際關係的整體中來探求區域主義的原則與價值，而舊區域主義理論則側重在研究區域合作所產生的區域整合對國際關係的作用。對此，路易斯·坎多利（Louis Cantori）和史蒂文·L·斯皮格爾（Steven L。 Spiegel）曾指出，“以前的學者並不考慮區域國際關係在區域內的重要性，隻看重國家在國際關係中作用的學者才會采取這樣的局限性的觀點；與此同時，過分關注國際係統整體性的學者也會對區域主義采取過分寬泛的觀點”。[3]
然而，學者之間對區域主義的這種外向性特征的思考也有不同看法。區域主義的實踐曆程使國際關係中存在著三種國家係統，即區域係統、跨區域係統和全球性的國際係統。對區域係統過分寬泛的功能期望可能會模糊這三種係統之間的界限，從而使區域合作的獨到之處受到損害。像蘭波特這樣的學者主張跨區域係統比區域係統更重要，但事實上能發揮區域主義作用的跨區域係統目前尚不存在。此外，不同的區域進行區域合作的基礎也不一樣，對區域主義引入過寬的國際背景事實上並不現實。[4]當前，某種機製化的跨區域的聯係正在起步，其意義也是非常重要的，如1996年1月開始的亞歐會議，這確實給區域主義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國際角色。
其次，實現民族主義和跨民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同步活躍與繁榮。
新區域主義不反對民族主義的存在及其作用，但認為民族主義的發展應該同跨民族主義實現同步，新區域主義應該是聯結民族主義與跨民族主義之間的橋梁。[5]這一主張很重要的理論基礎是認為當代國際關係已經突破傳統民族國家（nation-state）模式的理論傾向。由於在經濟、安全以及生存環境等等問題上單一國家已經無法隻靠自己來維護，再加上現代通訊、交通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自然地理疆域限製已被大大突破；而經濟活動方式的國際化更使以國家作為獨立經濟體的觀念不再絕對化了。在這種情況下，以單一民族或民族的自然寄居和曆史性經濟交往為聯結紐帶的民族國家開始“衰落”，隨之而來的是民族國家的國際標誌——主權以及對民族國家凝聚的手段——民族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的下降。筆者不想在這裏對這種看法做出什麼評價，但是，至少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認識的主導趨勢，並且把這一現實趨勢視為國家間實行跨國多邊合作的重要條件與基礎之一。[6]所謂的跨民族主義就是要在不同的民族利益環境中根據“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regime）謀求超越單一國家或民族利益之上的共同的利益認同和利益追求。
新區域主義強調民族主義和跨民族主義並存，就是指區域合作進行過程中區域組織所提升的區域共同利益要高於單個參與國的利益。單個國家不應把自我利益強加給區域主義進程中所共同議定的原則、規範和目標。從20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90年代以來，區域主義的這一特征側重表現在實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 。多邊主義的概念並不複雜，它是指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所參與的國際聯係。但多邊主義的專門含義不是指通過增加一個或多個國家而簡單地取代雙邊主義，而是指一種合作的規則或解決衝突性問題的方式，即多邊合作在某個具體問題上產生的利益應“優先於，或超越於單純的雙邊利益”[7]，合作與協調是多邊主義的必要條件，其充分條件是合作與協調必須按照國家間關係互利的原則來進行。多邊主義的倡導者認為國家參與多邊合作可以享有更為廣大的利益空間，其代價是反對個體行動的非規範化。具體來說，就是要求參與者隨時準備放棄某些單方麵的行動，甚至做出某些暫時的犧牲，但從長期來說必將獲得更大的回報，因為多邊合作所追求的是共享的利益。[8]當個別國家出現“犯規”行為時，多邊主義又是一台進行集體製裁的機器。當新區域主義把自己視為民族主義和跨民族主義之間的橋梁時，又可以通過多邊主義的區域機製或區域合作計劃來實現個體國家利益同區域國家共同利益之間的合作與協調。
第三，提倡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妥協與和諧。
目前，區域主義已經是一種全球現象，盡管推進的程度和方式的選擇有很大的不同，但區域主義確實已深入到世界的幾乎每個角落。它是否與當前在經濟領域以自由貿易為主體、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以所謂全球管理（global governance）為主體的全球化進程相抵觸，一直是西方政界和學術界關注的中心話題。促成區域主義和全球主義的和諧是新區域主義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為此，新區域主義強調認為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不僅密不可分，而且相互促進；區域主義不單要同全球化進程相吻合，還應該成為擴大全球化的重要手段。約瑟夫·奈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曾明確提出，區域主義是“個體國家與世界聯邦之間重要的中間地帶”。[9]按照這樣的觀點，區域主義是達到全球化的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國家隻有通過參與區域化進程才能更好地進入全球化。也有的學者認為，區域主義可以是全球主義的一種補充，他們相信由相對較少的鄰近國家所組成的區域係統可以為一個全球係統提供更多的安全和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還有一部分學者則相信區域主義充其量隻是全球化的一種補充，就貿易和全球經濟增長來看，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多邊係統，才是更好的選擇。[10]新區域主義總的理論傾向是強調區域化與全球化之間的協調與和諧；在經濟領域，提倡開放的多邊主義，反對建立排他性的地區經濟集團；在安全領域，主張進行區域多邊安全合作，以此作為全球安全保障的重要措施。
以上新區域主義的這三大理論特征也是當前區域主義實踐的三大主要趨勢。區域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這三大表現幾乎是同時進行的。雖然這三者之間也有不少的矛盾與衝突，但是總體來說要比20世紀80年代以前區域主義隻是埋頭於建立和發展緊密的與合作性的區域組織要更有希望得多。新區域主義的這三大特征不僅彼此相互聯係，而且有些部分還相互重疊，但這些特性的彼此相互聯係與重疊既是在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又是在加強，而不是削弱區域主義在當代的活力。正是基於這三大特征或三大趨勢，以及國際關係在冷戰以後所出現的新局麵，區域主義對國際間合作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一個更有組織和更為和平與繁榮的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區域主義的功能從目前來看也是多方麵的。比如，它可以為區域內國家合作的啟動創造一個良好的載體，也可以為合作的固定化和長期化建立應有的機製；它可以通過經濟合作帶動安全與政治合作，從而促成有關國家間合作的全麵化，也可以通過有效的區域合作推動區域的穩定與發展，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特別是在解決區域內有關國家間的分歧和衝突問題上，區域主義可以扮演別的方式難以扮演的角色。在這方麵，區域主義的作用在於能夠扮演民族主義和跨民族主義之間的協調者。民族主義是一個國家振興與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力量源泉，但是，民族主義常常內視，容易忽視與國際社會的協調與配合，甚至容易引發鄰國的猜忌與防範，客觀上增加民族發展的難度；而所謂的跨民族主義又過於空洞和抽象，目前要以各國美好的跨民族主義來作為國際合作的基礎，未免不切實際。然而，各國在今天都難免遇到民族主義與跨民族主義間的兩難處境。一方麵，各國都希望加強民族主義來增強自身的國家力量，但又不可能不顧及他國的反應和利益，需要尋求合作、互利的同時，更大限度地滿足自身利益；另一方麵，如果側重於跨民族主義，又如何能保證投之以桃，必然就報之以李？因此，雖然合作利益的概念今天已經相當普及，但如何從自身條件出發，根據自己的意願來在國際間實現合作利益則是另外一回事。區域主義應該是彌補主義兩難困境的有效途徑。
區域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內容
區域主義盡管時下十分流行，但區域主義的定義並非十分清晰，所廣泛使用的區域主義一詞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也很少被集中地闡明過。20世紀60和70年代當區域主義理論興起時，相當多的研究是在討論和定義什麼是“區域”以及“區域次係統”，很少人對區域主義概念本身作過明確的定義。新自由主義的兩位著名人物約瑟夫·奈和多納德·卜查勒（Donald Puchala）是少數對此有貢獻的學者。奈在1968年對區域主義的定義是，“基於區域基礎之上的國家間建立聯係或形成組織的形式”，區域則被定義為是“由地緣或者相互依存的程度而聯結起來的數量有限的國家群”。[11]卜查勒把區域主義視為“以特別的態度和特別的環境中設置的一項程序與技術的結合體”，有關政府和民族可以“據此在促進相互依存中最大限度地進行彼此間積極的互動”。[12]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區域主義更成為探討國際關係未來走向的關鍵詞，其含義也不斷豐富。區域主義概念的設定更多地是在同諸如全球主義、國際格局的演變、世界政治經濟新程序以及國家自助等相比較討論中進行的。著名學者理查德·羅斯克倫斯（Richard Rosecrance）認為區域主義雖然是冷戰和兩極體製的產物，但在冷戰結束後會越發得到加強，它的生命力不是在於反對“現代世界政治和經濟中新的中心化趨勢，而是在於對這一趨勢的參與”。[13]諾曼·D·帕爾默（Norman D。 Palmer）雖然沒有對它做出定義，但也是竭力在對全球主義與區域主義的比較與相互促進中主張新區域主義。[14]比爾恩·海頓（Bjorn Hettne）則從後冷戰時期和平與發展的機製保障中論述了區域主義的重要性。這些對區域主義在當代國際關係中意義和作用的探討深入、全麵地揭示了區域主義的現實價值，但也並沒有對此做出簡明的定義。[15]
在理論上對區域主義的定義主要涉及三個方麵的問題：一是區域主義的參與者，二是區域主義的組織方式，三是區域主義的目標。區域主義的參與者既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非國家的地區或機構；它的組織方式是多邊合作基礎之上的機製化的運行模式；它的目標是在多邊安排中實現互利和共贏。因此，區域主義的明確定義應該是指在互利基礎上，有地緣聯係或地域相近的有關國家、地區或機構參與的一種持續的多邊合作進程，其多邊合作既可以是正式的、緊密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鬆散的。[16]這樣的定義雖然隻是描述性的，卻可以使我們對區域主義有一個最直觀的了解。
然而，區域主義的理論內容遠比其概念要豐富和複雜得多。綜觀區域主義的各種理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共同體建設（munity building）和機製建設（institution building）。
區域主義的理論認為，有效的區域化進程必須建立在共同體建設和機製建設的雙重層麵上。所謂共同體建設是指參與區域化進程的有關民族彼此之間加強交往，培養對生存與福利的共同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建立起某種彼此難以割舍的情感紐帶和具有黏合力的文化氛圍。這樣的共同體一旦形成，各民族間就會有自然的親近感，就會對區域主義進程中的民族整合行為構成從文化、感情到社會趨向等方麵的重要支持。這一理論可以從國家發展研究中得到啟示。民族國家的持續存在和發展，就是因為國民在長期的曆史演進中自然對國家和民族所形成的親和力與歸屬感。這是國家即便曆經政治動蕩和社會變遷但依然屹立的重要原因。區域主義的推進過程，一方麵以跨民族國家的密切互動為內容，另一方麵又要以某種超國家體製的形式對民族國家做出部分限製，這既是一個政治權威的某種再分配的過程，又是交往深入後矛盾和衝突，甚至擴大化的過程。如果能夠形成共同體，民族國家消化這樣的政治、經濟利益乃至民族情感等方麵的震蕩的能力就會大大增強。同時，民族國家對區域化進程中機製的超國家權威也會較容易地樹立起新的依附感，區域主義就會更好地得到啟動與發展。區域共同體建立也可以中和彼此民族主義之間的摩擦和對立。[17]此外，這一理論也相應地認為，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習慣以及曆史傳統而又地理相近的國家較容易適應區域主義，因而更適合區域化建設。西歐之所以是目前世界上區域主義實踐的最為成功的典範，確實得益於西歐各國差不多的文化背景，而且，共同體的概念也是西歐區域化或一體化進程的一個突破點。可見，相似的文化背景是共同體建設的重要依據。
當然以文化和價值認同為主要內容的區域共同體的建立往往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但當代區域主義理論認為區域共同體的建立是完全必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必要性在於當代交通、通訊技術所。發展出的全球範圍內“跨民族的互動”（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不能沒有共同體意識的支撐[18]；而其可能性在於區域經濟生活國際化所形成的區域範圍內的“自然經濟疆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使區域共同體的建立甚至帶有“無意識性”。在該疆域內，商品、人員、資金、信息的大規模跨國流動使得不同民族人民生活的共享空間大大地被拓展了。國際商品文化“共同體”正在形成，傳統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意識越來越多地受到這種國際商品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人們生活的國際視野和國際依賴都在增大。共同體建設具有直接來自國際經濟活動和商業文化的強大動力。
體製建設是指參與區域化進程的有關國家有意識地為加強多邊合作與取得某個目標而進行的建立組織機製的行為。體製建設是區域主義演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既可以保證區域合作在超國家權威的帶領下持續發展，又可以有一個常設的管道來協調各國的意見和利益。多邊合作特別重視機製發展，因為隻有具有固定的機製，才能保證多邊的參與和實現多邊的互動。沒有機製，多邊合作就沒有載體和運行渠道。在實行多邊主義的區域化進程中，機製建設往往是核心，它既是區域主義起步的基礎，又是其能否持續邁步的依靠。區域主義的機製建設常常會以區域組織的形式表現出來，如西歐的EEC、在亞太地區的APEC，等等。體製建設的方式一般來說都是靈活的，總是采取漸進主義的路線，根據不同的區域特點有明顯的差異。因此，以區域化為宗旨的區域組織既可以是結構鬆散、授權有限的論壇型的，也可以是結構緊密、具有權威的製度型的。[19]
其次，區域經濟合作與區域安全合作之間的關係。
區域主義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整個區域局勢和處於其中的每個國家能夠更安全和更繁榮，安全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是區域合作兩個最主要的對象，也是一個完整的區域主義進程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麵。然而，區域主義作為對傳統外交和國際政治麵言的新事物，也必然麵臨一種挑戰。在迄今為止的大多數區域化發展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多邊經濟合作與多邊安全合作相分離的事實。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現實主義認為，經濟合作所導致的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也可能會進一步用於發展軍事力量，從而造成力量均勢的變化，成為破壞區域安全和穩定的動因。現實主義者堅持認為冷戰後的國際關係的發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20]自由主義則認為，經濟合作的深入會使市場驅動的自由經濟力量在整個區域的各國中紮下根；市場經濟的普及再加上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存，會大大降低國家動用軍事手段開展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從而是總體上改善區域安全狀況的積極力量。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合作的安全後果截然不同的看法，也決定了他們對區域合作中經濟與安全這兩個層麵關係的不同理解。現實主義者主張在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同時，不但不要放棄而且是要加強原有的安全架構，如冷戰時建立的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自由主義者則更支持把合作機製在區域化過程中由經濟領域進一步擴展到安全領域，認為尊重雙邊努力基礎之上的多邊安全建設是區域主義發展中更值得注意的前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