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及區域安全局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東亞也不例外。但是，至今東亞的區域安全局勢依然並不樂觀。不但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等舊的地區熱點依然存在，而且，也出現了一係列危及區域安全的新的因素，如南沙群島爭端、有關國家的持續的軍費增長、海洋航運安全、針對第三國的雙邊軍事同盟的增強等等。東亞安全的現有狀況既與該區域目前經濟的繁榮和活躍狀況不符，也勢必在長期內危及整個區域的穩定和發展。安全涉及一國的生存，屬於“高位政治”，各國都會把安全視為政策的首要考慮目標。但問題是，東亞各國怎樣考慮彼此相關的安全問題，並尋找到解決彼此共同安全問題的有效途徑。這種考慮和尋找是必然的，其過程將會決定東亞國際關係的未來走向。從麵前來看，建立區域多邊安全機製，是區域內各國可以考慮並尋找到的一條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途徑。本章將探討多邊安全機製的概念，及其在東亞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多邊安全機製的概念
多邊安全機製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其基礎是包括集體安全在內的各種合作性安全，以避免個體國家競爭性的安全努力或者同盟基礎上的國家間集團對抗。建立多邊安全機製，意味著兩個以上的國家在安全問題上通過條約或協議確立共同的安全責任和義務，承諾、信守某些共同的安全的體係法則，並為單方麵破壞集體安全責任和義務的行動采取共同的行動，如抵製、製裁等等。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合縱”與“連橫”就是最早的多邊安全機製。20世紀以來，集體安全常常同“威爾遜主義”聯係在一起，在國際關係中有過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也有過慘敗的曆史和教訓。多邊性的合作安全既可以在全球的範圍內建立，也可以在區域的層次上建立；前者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聯盟，以及戰後50多年來至今發揮重要作用的聯合國安理會，後者如1975年至今的歐安會（CSCE），以及1993年成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多邊合作安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已成為探討國際安全問題中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1]，目前，多邊安全機製中，集體安全理念雖然還是基礎，但核心是以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為前提的安全合作。
多邊主義是冷戰後國際互動關係的基本特征之一。從概念上講，多邊主義並不複雜，隻要在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間發生的聯係就可稱為多邊主義。它強調的是多邊聯係中的多邊合作，而且，多邊合作在某個具體問題上產生的利益“應優先於、或超越於單純的雙邊關係”。[2]但多邊主義應避免隻是被理解為“通過增加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的參與而簡單地取代雙邊主義”。[3]多邊主義著眼於一種更為長遠的、更有深度的跨國家間的合作。它要求一個國家克製甚至放棄某些領域內的單邊或雙邊的利益考量，側重於有互動關係的多邊共贏的利益標準。國家在多邊互動的基礎上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是當今國際合作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約翰·羅傑（John Ruggie）認為，合作與協調是多邊主義的必要條件，但其充分條件是合作與協調必須按照國家間的互利原則來進行。所以，多邊主義不可避免地同規範、原則或是公共價值相聯係。國家參與多邊合作的意願雖然不一定總是與“普遍化的原則相一致”，但卻應該支持這些原則，謹慎地意識到維護這些原則可能得到的利益總是大於有可能付出的某種犧牲。[4]總之，多邊主義強調合作的利益和集體的原則，認為國家參與多邊合作可以享有更為廣闊的利益空間，反對個體行動的非規範化。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言，“成功的多邊主義在成員中產生某種擴散性的雙邊利益的希望”。[5]換言之，即使某個國家因多邊主義暫時失去某些單邊或雙邊利益，從較長的時間來看，它也將獲得更大的回報。此外，多邊合作的原則效應和共贏局麵，會有助於降低疑慮，減少摩擦和衝突，有利於促進國家關係的良性互動。
把多邊主義的具體思想和做法運用於區域性安全合作進程，就是多邊安全機製建設，或者說，是以多邊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區域性安全體製，也是多邊合作基礎之上的集體安全的製度化安排。多邊安全機製的好處是：其一，把合作延伸到安全領域，由於涉及最核心的國家利益，安全合作往往是國家間最難的合作；安全合作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彼處間的互信。多邊合作是培植互信的重要渠道。其二，以合作安全取代個體安全和雙邊軍事結盟[6]；在當今世界的國際關係中，存在著所謂的“安全困境”[7]，但是，克服安全的困境並不單靠權力政治。今天全球局勢的發展，為了世界及區域繁榮和穩定的需要，各國完全應該具有信心與勇氣，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安全問題。其三，以共同製定的原則來設立各方均可接受的遊戲規則；各國間的安全互動要防止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交往產生消極影響，關鍵在於各國的安全建設需要在各方都能接受的範圍內運作，這就需要規則。規則不能由哪一國任意製定，而必須在多邊的立場上，通過平等、互利的協商才能形成。其四，以製度化的架構使安全合作規範化、長期化。各國間的安全合作不是權宜之計，而必須是長期的、規範的和穩定的，隻有這樣，才能為世界的持續和平與發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多邊安全機製的製度化架構正好可以滿足這一方麵的需要。
多邊安全機製的形式完全是可以多樣化的。它既可以是一個鬆散的安全論壇，也可以是一個緊密的組織；通常，它總是從鬆散開始起步，循序漸進地演進，可以分成從鬆散、較緊密到體製化的這三個發展過程，以適應不同區域安全合作的不同特點。例如，東盟為主創立的ARF就是一個鬆散的多邊安全論壇，歐洲的CSCE則要緊密得多，但它們都對各自區域的安全合作作出了不同的積極貢獻。
目前東亞安全麵臨的挑戰
冷戰後東亞安全局勢雖然發生了重大改觀，但新的區域安全格局遠不如區域經濟形勢那樣可以使人產生樂觀的情緒。由於區域內大國的政策依然還處於調整的過程中，整個區域的安全格局也相應地處於調整和過渡的階段。其過渡性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冷戰時期東亞雖然熱點不斷，區域內的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如朝鮮戰爭、台灣海峽危機、越南戰爭、中蘇邊境緊張局勢、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屢屢發生，區域軍事緊張狀態十分尖銳，但整個地區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這一“長期和平”基本上符合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即區域的安全因為要符合美蘇爭霸的全球戰略，並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敏感效應，所以反而得到抑製。霸權和平為冷戰時的東亞安全樹立了區域架構。冷戰結束，霸權的架構在東亞崩潰了。一直到今天，新的安全架構還遠未建立，甚至，什麼是東亞安全的新的替代物，各國除了自身的政策主張之外，學術界的爭論也喋喋不休。
二是對新興大國崛起的安全作用的看法既無定論，還過於消極。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對東亞安全構成的最大的衝擊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問題。它們執著於這樣一種觀念：自從修昔底斯時代以來，大戰通常是由新的力量的崛起和人們擔心這會給已經確立的力量帶來變化而引起的[8]，因此，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走向富裕大國之路的努力似乎成了區域內最不確定的因素。目前，圍繞著中國問題的理論和政策爭論在美、日等國十分普遍，出現了究竟是“接觸”（engagement）還是“遏製”（containment）這兩種截然不同但又有內在聯係的政策主張。爭論目前本身已對東亞安危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1996年4月，美日聯合安保宣言擴大和加強了美日在東亞區域範圍內的軍事合作，明顯具有聯合防範中國的意圖。1997年6月發表的美日防衛指針中期評估報告把日本的防禦範圍由本土擴展到周邊，與所謂中國的威脅有關。
三是大國關係的協調程度遠不能適應東亞安全穩定和發展的需要。東亞地緣政治的基本構造決定了大國關係始終將是區域安全建設的主軸，穩定的地緣安全格局首先在於穩定、健康的東亞大國關係；大國關係的穩定、健康則首先在於加強大國協調與合作。冷戰結束以來，東亞的大國關係可謂有喜有憂；喜的是中俄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麵向21世紀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是東亞大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成功的安全改善。憂的是中美、中日關係的滑坡。如果中美之間的持續緊張關係不能得到扭轉，中日的睦鄰友好關係不能培養起彼此國家發展的目標共識的話，東亞甚至會重新麵臨地緣政治分裂的危險。缺乏信任和協調的東亞大國關係是當前區域安全建設的最大障礙。
四是地區熱點重新呈現升溫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東亞地區熱點背後大國爭奪的背景已有了很大的削弱，從而在90年代初期有過緩解的時期，朝鮮北南雙方在1992年初簽訂了有關加強信任、互不侵犯和合作協議，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經貿關係也有了長足的進展。但由於冷戰鬆綁後熱點地區利益自主選擇意願的增強，對大國利益構成了新的壓力和挑戰，引發起了新的衝突與緊張，如朝鮮的核設施問題，台灣當局的台獨傾向。這又導致了新一輪的大國較量，加重了大國政策和利益協調的難度。1996年3月，發生了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台灣問題目前是中美關係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東亞安全當前的過渡性特征使整個區域安全正處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如果地區安全能夠長期得以保障，就會對整個區域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之，則會拖延以雙邊FTA為代表的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深入。同時，由於東亞是世界上大國最為密集的地區，安全問題又是反映與決定大國關係好壞的最為敏感、最具有影響力的因素，因此，東亞的安全狀況將直接關係到世界政治經濟的未來格局。東亞安全若能盡快結束目前不穩定、不確定的過渡狀態，建立起凝聚共識、利益共享、目標兼容的區域安全安排，不僅可以降低中美日大國間普遍存在的疑慮，促進大國關係的良好的協調發展，更好地起到東亞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火車頭作用，也會對世界政治的協調與安定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東亞安全的大廈一旦建立，也可以消除區域內廣大中小國家夾在大國之間政策難以取舍的兩難困境，使它們更好地參與區域化進程，進一步活躍各國間的區域合作。
問題是，應以什麼樣的目標和原則來建立東亞區域的安全大廈？目前，多極化在東亞已經形成，但多極化並不能自然保證東亞安全就一定處於理想的狀況。多極化說明國家間的一種力量均勢，某個大國不能單獨建立霸權來掌控一切，可是，多極化不意味著合作程度就一定會自然改善，低層次的合作也可能是多極化的一種狀態。當合作層次較低時，利益的對立就會增大，再加上錯覺（misperception）、錯算（misculculation），就很容易引發衝突。[9]可見，多極化並不必然保障安全。東亞區域經濟聯係的擴大，相互依存已經在區域的範圍內建立起來，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確實有助於促進整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但經濟的相互依存很容易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單純的相互依存並不能自發地提高各國間的安全合作，國家間有限的政治與安全合作或者安全的衝突，還會抑製相互依存的發展。簡單依靠經濟聯係不能對安全狀況做出實質性的改善。而冷戰後有些西方國家所強調的所謂“民主和平論”滲透了西方利己的意識形態，抹煞了東亞不同製度國家和平共存、多元發展的基本事實和一切合作的基礎，對促成東亞的安全進展有害無利。因此，從上述理論的各自立場出發，並不能為我們建立東亞安全大廈找到合理的理論與現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