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係統中權力結構的變化是決定各國國際行為的重要因素。由國家間能力分配的變化所引起的權力變更，常常導致國家不得不基於“相對收益”標準上的安全需求而采取“製衡”、“搭便車”、“推諉”或者“利害相關者”等戰略反應。沃爾茲直接把這樣的權力變更之後的國家行為模式變化解釋為是“安全困境”作用的結果。在他看來，以“安全”為最高需求的國家通常采取“製衡”，而較少選擇“搭便車”的行為。[1]沃爾特則將行為選擇的變量設定為是“威脅”的性質和程度。[2]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防禦性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更多地把國際行為的模式轉變視為權力結構變化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以及國內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家的目標期待、利益估算、國家性質、知覺和對國際製度的認同，並以引進國內政治的變量來考察和分析國家在權力變更過程中的國際行為轉變。[3]如果我們用中日關係作為一個案例來檢查這些理論，我們不得不問一係列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崛起”時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都在改善，而唯獨和日本關係緊張？如果中國的“睦鄰”政策並不存在著對日本的“例外”，那麼什麼原因決定了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末之後持續強硬的中國政策？如果因為曆史問題而導致的認同差異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強硬，那麼80年代這樣的差異同樣存在，為什麼那個時期關係穩定，而現在不能？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引進一個新的幹預性變量用以解釋國家在權力變更過程中的國際行為。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日關係持續下滑一直是困擾東亞地區安全的重大隱患之一。持續緊張甚至惡化的中日關係不僅妨礙了東亞區域合作進程的發展，阻止了活躍的經濟區域化進程向安全領域內的擴大，更有可能引發新的軍備競賽和大國對抗。從新現實主義理論出發，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人預言：為了財富、權力和榮譽，東亞將難以避免地進入“不穩定的多極衝突”時代。[4]有關中日關係惡化的原因探討，許多海外學者把重點放在1998年領導人訪日爭議、中日政治體製的差異、兩國在曆史問題上的爭論以及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等問題上。[5]大部分中國學者則把原因解釋為是日本右翼勢力高漲、日本對中國強大的憂慮、日本知華人士的流失以及中國缺乏對日本政策的“新思維”等方麵。筆者認為，導致日本對華政策趨於全麵強硬的最重要原因是麵對“中國崛起”時日本戰略選擇的變化。東亞的權力變更以及日本同時出現的“政治崛起”進程，是日本對中國采取“聯美抑華”戰略的原因。這種基於日本國內政治發展而形成的“戰略選擇”不僅僅是為了獲得簡單意義上的安全，還包括日本在亞洲的經濟主導地位、日本的商業競爭力以及日本傳統在和亞洲國家關係中的“優勢”地位。日本“政治崛起”的目標不僅是要讓日本修改和平憲法，成為一個擁有“集體自衛權”的“普通國家”，更是要讓日本能夠在心理上、國民意誌上、國家法律體製上，及包括防務力量在內的整個國家能力建設上，都能應對未來強大的中國以及朝鮮的核能力等問題。從小泉政府到安倍內閣，日本對華政策的持續轉型是要為未來日本全麵“抵禦”甚至“戰勝”所謂“中國威脅”發展出日本政治精英所希望看到的“國家能力”和國民意誌。中國的“大國崛起”與日本的“政治崛起”的同時出現，及對兩國安全戰略的選擇是解釋中日關係今後戰略動向的“鑰匙”。
中日關係：最複雜的大國關係？
在當代大國關係中，中日關係無疑是最複雜、最令人頭痛的關係。中日關係幾乎囊括了所有讓大國關係趨於緊張和對立的基本因素。這種因素既有權力（power）層麵的變更，也有能力（capabilities）上升後而導致的對未來究竟是什麼樣的權力結構的疑慮和恐懼；既有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與心理間的差異而常常出現的錯覺，也有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差異而導致的認知差異；既有地理位置鄰近而必然產生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al）上的競爭關係，又有大國間難以避免的“安全困境”所激發的對各自意圖和未來政策動向的不確定性；既有如釣魚島這樣的領土的衝突，又有兩個工業化國家之間不斷上升的有關能源的資源與市場的競爭；既有兩國轉型時期難以避免的政策的“非連續性”，又有各自國內激化的民族主義而引發的政策背後的情緒化因素；既有“曆史問題”所造成的揮之不去的不同的“曆史記憶”，又有現實政策與觀念背後總是存在的“曆史糾葛”。[6]中日關係的“複雜性”在分析架構上可以簡化為兩大因素：“權力因素”和“認同因素”。“權力因素”是指因為權力對比變化而造成的利益競爭甚至衝突，以及看待權力對比變化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理念；“認同因素”是指相互之間的認知、知覺和看法。[7]
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發生了重大變化，其最突出的“問題轉變”是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與發展。觀察家們認為，東亞的變化雖然不是由中國“主導”的，但基本上卻是由中國來“推動”的。[8]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經濟的工業化進程全麵展開，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長足發展。199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所有國家中排在第8位，到2006年，中國的GDP已經躍升到了世界的第4位。這10年間，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而同比日本的經濟規模隻增長了24%，歐洲增長了28%，美國增長了將近48%。中國經濟在未來還有20—30年的高速增長的空間。到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有可能超過德國占據世界第3位，到2025年，中國經濟規模有可能接近甚至超過日本。[9]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在不斷上升，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建設在前進，有關中國是否將成為東亞區域領袖以及全球性大國的臆斷層出不窮。中國的崛起是一種綜合能力的崛起，它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經濟和軍事、文化和外交等諸多方麵。[10]中國的崛起在後冷戰時代導致了東亞的權力變更（power shift）。
然而，美國維持東亞前沿駐軍、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和追求對中國的“接觸”政策的結果，依然使得美國維持了在東亞軍事實力和戰略力量具有優勢地位的“霸權穩定”態勢。盡管有的學者認為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安全結構是美中之間的“兩極體係”，但這是一種以美國霸權優勢為基礎的、以美國對地區的軍事義務的可靠性為前提的、非對稱的“均勢狀態”。[11]日本作為美日同盟的堅強成員，其安全地位事實上在後冷戰時代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更有保障了。即便是2006年10月9日朝鮮進行核武器試驗，美國重申對日本的核保護，美國對日本的同盟義務的信譽並沒有任何削弱。而日本在海、空軍力量發展上的高技術“精兵”之路，使得日本的軍事能力完全是“世界級”的，領先於其他的亞洲國家。[12]日本之所以死盯著“中國威脅論”不放，並讓這種觀念去主導其中國政策，是因為日本國內的政治精英希望在後冷戰的環境中實現日本的“正常化”，讓日本從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實力出發獲得相應的政治、防務與國際地位，並為日本的安全政策贏得更大的“自由”和“靈活度”。[13]“中國崛起”的事實被廣泛說成是中國正在實質性地“威脅”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和利益，成為了日本凝聚社會共識、打擊國內和平主義思潮和調動各種政治力量突破和平憲法體製約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其結果，“中國崛起”在日本看來幾乎完全改變了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中關係的基礎。但本質問題是，並不是中國的崛起導致了日本進取性的防務政策變化，相反的是日本外交與戰略思想的現實主義轉型放大了“中國崛起”對日本的消極後果。[14]
國際關係中權力的再分配並不必然產生國家間認同與情感因素的對立。國內政治製度因素更不是妨礙國家彼此推進認同建設不可逾越的障礙。“中國的崛起”就產生了國際關係中對中國形象認識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變化。一種觀點把中國視為“可愛的熊貓”，它們願意做“熊貓的擁抱者”（Panda hugger），另一種觀點則把中國看作“凶狠的惡龍”，要做“屠龍手”（Dragon slayer）。[15]但是，如果隨著國際關係中權力分配的變化而出現一個對另外一個國家明顯的認同惡化，那麼這種認同的疏離甚至憎惡，隻會加劇彼此之間因為能力變化後對對方意圖的懷疑與敵視，進而不斷地加劇國家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國際關係中難以擺脫的緊張和敵意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權力的再分配經常伴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相互認同的惡化與排斥。[16]
中日之間“認同差異”有兩國的社會性因素，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民族主義確實也給了日本很大壓力；有“曆史問題”的原因，中國一直堅持認為日本應該“以史為鑒”，而90年代以來日本的主流社會意識是要徹底“走出戰敗曆史的陰影”；也有長期存在的“不信任”國民心理問題等。即便80年代中日兩國相互開放，人員往來頻繁，但兩國缺乏“信任”的事實並沒有實質性改變。[17]但小泉政府2001年5月上台後，中日之間的“認同差異”已經走向了全麵的“認同對立”。不僅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民意從90年代中期大約55%下降到了32%，而且，在對一係列重要的地區與世界性問題的看法上，兩國看法常常截然不同，各自對對方的國際角色、作用和未來走向的看法嚴重趨於對立，彼此認為對方是最有“威脅性”的國家。這種認同對立的核心除了爭論不斷的曆史問題，還包括日本認為“美國霸權”是保持國際秩序與安全的“答案”，而中國認為是“問題”。[18]然而，單純的認同對立並不必然導致兩國關係的持續緊張和對抗的升級。80年代即使有社會心理上的“不信任”，東京和北京的關係是穩定的。小泉執政的2001—2006年，“認同對立”演變成了中日的政策對抗，例如靖國神社、東海油氣田、釣魚島和日本入常等一係列問題。
日本惡化的“中國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國內“政治引導”的結果。例如，右翼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中國問題上的叫囂幾乎看不到日本國內的批評。2004年“亞洲杯”後中國球迷的不冷靜舉動一遍又一遍地在日本媒體播放。在日本右翼政治勢力鼓噪和媒體的片麵引導下，日本民眾普遍認為中國抓住二戰曆史不放，是為了讓日本永遠在中國人麵前“抬不起頭來”，日本應該在曆史問題上停止“自虐”。在這樣的情緒化的認識中，兩國曆史問題的爭論已經偏離了“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越來越變成了單純涉及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的較量，變成了中日權力競爭的“另一條戰線”。小泉首相拒絕停止參拜靖國神社，故意將這場爭論抹黑為是中國旨在永遠想要“壓製日本”的圖謀，或者是基於小泉個人的“感情”和“立場”。與此同時，針對所謂“中國威脅”，日本的安全政策也在不斷走向強硬，越來越反映日本國內普遍的“政治共識”。[19]2005年2月的美日“2＋2”聯合聲明第一次將保障台灣海峽局勢的和平解決視為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關注”。日本外相麻生是公開談論“中國威脅”最多的西方國家的外長。轉型時期的中日兩國對彼此的疑慮、敵意和民族主義情緒都在不斷上升。
中日對立的曆史問題背後存在著越發深刻的國內政治因素。冷戰後，東亞區域國家中的日本、中國和韓國都普遍基於國內政治重塑對外認同。[20]2001年後日本的中國政策中隱含著的“認同排斥”有著強烈的國內政治需求。自民黨20世紀90年代初“55體製”的崩潰後不得不組建聯合政府，甚至出現了社會黨政府。這讓日本各主要政黨的安全與防務政策開始不斷接近。2003年新組建的民主黨甚至比自民黨在安全政策上更右。小泉政府利用日本國民的“改革訴求”，大刀闊斧地實施國內改革方針。在贏得多數民意支持的情況下，不惜在日中兩國關係問題上操弄民粹主義主題，利用日本國民對中國增加的“嫌棄感”堅持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對華“不低頭”方針，加劇了兩國社會層次上的相互排斥。反過頭來，日本對華政策上的情緒化看法，又進一步給了日本政治人物采取進攻性的防務政策的理由，成為了政府可以動員輿論接受政治精英們的安全與防務主張的強有力的手段。在小泉政府時期，從2003—2006年的4年中，對外政策的現實主義立場、國內政治中的精英主義立場和內政運作上的保守主義形成“三位一體”、相互促進。[21]這不僅大大傷害了兩國關係的社會基礎，而且催生和助長兩國間的對抗性情緒，限製決策者的妥協空間，把本來合理的競爭推向情緒化的衝突軌道。在近現代國際關係中，經由民族情感的對立並進而產生狂熱的民族衝突的例子比比皆是。中日東海油氣田爭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主義情感對立的結果。[22]
然而，中日關係的惡化以及是否將進入“大國敵對”狀態的原因，並不能單純視為是“曆史問題”、民族主義或者製度差異引發的“認同對立”。這三個因素確實是兩國煽動性的民族情感對立的源泉，也是兩國關係惡化重要的社會背景。冷戰的起源已經證明，隻有相互排斥的認同因素和國家特定的戰略結合，才能真正演化為一種大國對抗的“悲劇”。[23]
東亞的權力變更與日本的戰略選擇
東亞的“權力變更”隨著中國的崛起帶來了中日兩國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卻並沒有因此出現“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美日軍事同盟的日益緊密、日本對於擴大導彈防禦研製與部署的努力以及整個日本自衛隊體製的轉變和日本邁向“普通化國家”的加速，標誌著日本從體製、能力和意誌這三個層麵準備防範“中國威脅”，但這並不決定了日本政府就一定要對中國實行“對抗政策”。中日的權力關係變化從理論上來說並沒有走到讓日本需要在政治上和中國對抗的地步。[24]小泉政府時期的對華強硬政策是日本做出了“聯美抑華”的戰略選擇的結果，東京因而放棄了在中、美、日三邊戰略互動中保持某種戰略平衡的選項，轉而一味地緊綁在美國的戰車上竭力從戰略上牽製中國。
國際關係中權力分配的變化無論是從國際關係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影響國家戰略選擇的決定性因素。日本不是擔心和害怕現在的中國，而是擔心和害怕未來的中國——一個可能在東亞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具有和日本接近的科技與工業競爭能力，並擁有區域力量投送能力的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認為傳統東京對華政策的目標——一個讓中國實現改革開放因而避免拖累東亞地區發展和成為日本包袱的中國、一個可以讓日本大規模地推銷自己商品的中國——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中國崛起過程中日本的戰略利益需要。日本需要針對一個可能“超越”與“鉗製”日本的中國來做出自己的戰略反應。[25]
日本這樣的“戰略選擇”既有日本外交的特殊性，也有中日關係的特殊性。日本外交的特殊性，一是日本曆史上就從來所具有的“與國際體係中最強者”結盟的傳統[26]，二是日本作為海洋國家對鄰近的大陸國家崛起而產生的天然的對海路航行安全的特別關切。中日關係的特殊性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日本知道基於曆史問題，中國難以對日本成為“全球大國”顯示戰略寬容，因而隻有通過強勢性地“依附”美國才能獲得外交政策從“民間的國際主義”（civilian internationalism）向強調國家力量要素作用的“強國國際主義”（great power internationalism）的轉型。雖然東亞所出現的權力轉移和變更並不必然導致日本對中國采取敵視和對抗的政策，但這種日本國際戰略轉型的方向性選擇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基本成型。[27]二是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背景下，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開放的國家，中日之間的經濟聯係日臻緊密，但日本始終認為在“國家類型”上，美日都是“西方”民主國家，而中國隻是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這種利益和價值上的“陣營觀念”，在相當程度上也決定了日本在中美之間的“戰略取舍”。[28]
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日本政府的對華強硬政策並不同究竟什麼樣是“中國威脅”的性質有關，而隻同日本政治精英已經決定了的“中國政策”的戰略選擇有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和平、睦鄰與合作為主題的外交政策的發展，再加上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中國為東亞區域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中國崛起的過程是日本和區域內絕大多數國家都受益的過程。其結果，除了日本之外，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將中國視為“好鄰居、建設性夥伴和區域性的現狀國家”。[29]日本更是目前中日密切的經貿互動關係最大受益者之一。中日貿易已經連續3年超過日美貿易，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當前經濟景氣的重要拉動力是其不斷擴大的對華出口。麵對著“中國崛起”，日本理論上存在著有多樣化的反應方式，包括在美中關係中實行“等距離外交”，甚至堅持以往的和平主義方針扮演亞洲“瑞士”的角色。[30]
然而，日本不滿足於“平民大國”，轉而追求“政治大國”的決心，促使日本將“製衡”中國（balancing China）作為日本應對中國崛起首要的戰略選擇。為此，日本全麵增強美日軍事同盟，加速瓦解“專守防衛”的自衛隊體製，按照美日共同軍事行動和相互密切配合幹預區域安全熱點的原則調整日本軍事力量的部署和武器係統，在台灣問題上形成美日聯合協防台灣的態勢，擴大戰爭準備的“有事法製”，反對歐盟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在日本製衡中國的戰略選擇主導下，日本政府利用“中國威脅”凝聚國內共識。通過不向中國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妥協和誣蔑中國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幹預日本內政，爭取擺脫受曆史問題“矮化”的心態，從精神上尋求全麵與中國對抗的心理資源。[31]即便是2006年9月上台的安倍政府也拒絕就停止靖國神社參拜做出公開承諾。對日本的政治精英來說，似乎隻有選擇“製衡中國”，才能在外交和內政這兩個方麵真正成為一個“強國”（great power）。
國際關係理論對什麼是“強國”有不同的定義，但標準的現實主義定義是“隻有擁有大國間戰爭能力、因而能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才是強國。[32]或者，“隻有能擁有意誌和能力可以改變國際係統性的事件”的國家才是強國。[33]雖然日本的政治精英很難接受日本不是“強國”的稱謂，但添穀芳秀教授認為，日本隻是“中等大國”（middle power）”，因為日本沒有強大的軍隊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沒有戰略打擊能力，盡管經濟強大，但缺乏全球政治影響力。[34]國際關係中有強國的潛力但不想成為強國的例子幾乎沒有。正如沃爾茲所言：“不選擇成為強國是國際關係中結構性的例外（structural anomaly）。就這一原因來說，維持這樣的決定是很難的事情。……日本和德國又能夠在多長時間內與其他的核大國共存而又拒絕自己擁有相同的能力呢？”[35]冷戰的特殊曆史造就了日本的“和平主義”體製，但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環境讓日本的主流觀念認為已經沒有這樣的必要繼續恪守“和平主義”的自我設限。
日本決心“製衡”中國的戰略選擇直接加劇了中日兩國之間日益對抗性的曆史問題認識和排斥性的民族情緒，使得中日關係中衝突性議題變得更加複雜和尖銳。在眾多衝突性議題上，本來雙方能夠找到妥協或者解決辦法，卻因為缺乏達成共識的熱情和意願而使得對立升級。20世紀80年代，中日兩國可以在釣魚島問題上采取“擱置爭議”的做法，但90年代末以來，日本一直在通過設立燈塔、向個人租借等方法有意加強對釣魚島的實質管轄。日本似乎並不那麼擔心對華實行強硬政策。安倍曾公開暗示，中國不會坐視中日關係緊張，因為這將損害中國的經濟發展。[36]中日之間的東海油氣田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軍事力量發展問題以及今後各自的戰略動向問題，這些問題交錯在一起，一旦出現過激的對策或者“擦槍走火”的事件，兩國是否能在未來真正控製和化解危機、避免關係進一步向對抗方向升級，目前尚難以樂觀。小泉執政的最後四年，中日兩國出現“大國對抗”（great power rivalry）的典型趨勢。
“聯美抑中”戰略要求日本政界精英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加速追隨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建構以遏止和看管中國崛起戰略動向，其結果，東京增強美日協調與同盟關係的努力在戰略方向上就是“以美國馬首是瞻”，接受美國有關國際秩序的話語和觀念，日本政府並為此不惜強勢引導日本國民接受“親美路線”上的精英意識而散布在情感和觀念上的“嫌棄中國”。[37]這也是為什麼1985年當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後，在中國的反對下就停止了參拜，而小泉政府反而是中國越反對、越參拜的原因。在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小泉首相不顧日本國內近70%的反戰民意，向伊拉克派遣日本自衛隊，強調日本對美國這個唯一同盟的責任。在日本政治精英“聯美抑中”戰略的社會動員下，不單日本國內缺乏關係改善的國內政治資源，也給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繼續在民粹主義旗幟下操弄兩國曆史爭議提供了巨大空間。但卻使得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國的認同。為美日同盟承擔更大軍事義務成為了日本“軍事崛起”的“政治授權”。[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