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堅定而又明確的“製衡中國”的戰略選擇既滿足了通過加強美日軍事同盟、讓自己在曆史和現實中永遠都是“與強者為伍”的心理和安全感，又為日本擺脫二戰後的戰敗國地位和戰敗後發展起來的“和平主義”提供了重要的階梯。二戰後，日本作為和平主義國家是那段曆史的產物，其核心甚至否定日本意識形態中的“國家主義”。[39]但是，和平主義的日本麵臨的最大難題是它的國際行動能力和影響力所受到的巨大限製，日本的政治精英可能永遠無法得到他們所夢想的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應該擁有的權力與榮譽，日本在後冷戰時代麵臨變化的國際環境、朝鮮核問題和中國崛起時所能為這個國家應付“不確定未來”的能力永遠受到約束。後冷戰時代至今的日本就是從冷戰時代的“和平主義”、“平民國家”，或者“經濟超級大國”地位中蘇醒，開始為新世紀的日本重新構築“普通國家”齊備的權力要素的過程。[40]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小澤一郎等人就開始提出了“普通國家論”，要求修改和平憲法成為擁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全麵國家能力的“普通國家”，告別“和平國家”的自我束縛。經過橋本、森喜郎、小淵和小泉等曆屆政府的努力，終於到了最後“衝刺”階段了。安倍政府上台後，將加速修憲列為重要議程，要求在2007年就通過立法允許對修改日本和平憲法進行全民公投。[41]日本政府的這一戰略選擇得到了來自美國的堅定響應和鼓勵，1996年的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使得這一戰略與對華強硬政策開始結合在一起，日本鬆動自衛隊體製，乃至擺脫和平憲法束縛，讓日本更好地成為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的“樞紐”和戰略行動的得力幫手，符合美國的利益與政策要求。盡管日本右翼政客在曆史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和言論踐踏了國際正義，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就曆史問題公開批評或者警告日本。美國甚至有人公開支持日本擁有核武器作為對付朝核危機的“籌碼”。[42]
國內政治、決策過程與中日關係模式
決定日本未來中國政策的因素除了權力變更以及戰略選擇之外，國內政治究竟如何影響其“決策過程”是另外一個重要變量。即便一個國家擔心另一國家未來的能力和意圖，並決心在戰略上采取“製衡”行動，決策者們也可以基於當代國際關係對和平與合作的時代特征來選擇“利益目標上的合法競爭”、“烈度有限的對抗”，並輔之以“有限範圍內的合作”。問題是，今後日本政府究竟是願意選擇與中國在“競爭中合作”，還是在“衝突中合作”。這是兩個幾乎完全不同的關係模式。
小泉政府顯然選擇了“衝突中合作”的決策模式。日本現實主義的防務精英總是將日本自我選擇的“政治大國化”道路視為中國或者朝鮮因素作用下的“刺激／反應”方式，但更直接的變量關係並非如此。無論是日本和平主義的民意，還是改革日本憲法所設定的防衛體係，都是日本國內政治變革中受主導的對象。[43]小泉利用參拜靖國神社去追求和提升自己的“個性魅力”，為推進自民黨權力重組和郵政改革等尖銳的國內政策積攢個人政治資本。2005年9月，小泉宣布國會重新選舉並在選舉中獲勝，這表明日本公眾對小泉政府的評價根本不顧及糟糕的日中關係，反而讓“個性十足”的小泉達到了個人聲望的頂峰。說到底，日本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固執和褊狹，並非是小泉首相個人性格特點的結果，更不是簡單地為了迎合日本民眾的對華不妥協的主流看法，而是因為參拜的政策決定本身是日本國內政治的需要。[44]在對華關係上，小泉日本政府的“精英主義”路線，甚至拒絕美國總統布什2005年11月要求日本停止參拜靖國神社的勸告。小泉相信他的行為不會傷害日本選民。[45]而小泉時代有了更為突出變化的日本外交決策權力從以往的官僚體製向政治家傾向的趨勢，則進一步遏止了日本對華政策的不同聲音，使得對華政策決策幾乎完全掌握在少數政治首腦的手中。為此，小泉政府時期中日經濟關係雖然得到了延續和發展，但首腦互訪停止了四年，在日本“入常”問題上更是進行了一場慘烈的外交較量。在東海油氣田資源開發問題上，中日雙方的軍事力量對峙也時隱時現。正如麥克·格林（Michael Green）所指出的，“顯然兩國關係的動態有影響，但日本對華政策的模式轉變是其國內政治、文化和製度變遷的產物。……日本外交政策中的戰略現實主義將會繼續發展，中國因素有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46]
從目前來看，2006年9月上台的安倍政府采取了“在競爭中合作”的對華關係模式。在中國方麵爭取穩定和改善中日關係的巨大誠意麵前，安倍首相在2006年10月8日訪問中國，成為了二戰後日本首相就職之後選擇中國為首先出訪國的第一個日本首相。安倍的訪華具有重要的意義，對穩定持續動蕩的中日關係、減緩雙方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對立發揮了直接作用。然而，安倍並沒有承諾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他所采取的“既不說去，也不說不去”的政策顯示了安倍在對華政策上比小泉富有靈活性，但卻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對華外交上的“小泉路線”。安倍急於訪華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向日本公眾證明自己的外交能力。[47]從安倍目前涉及中國政策的講話來看，日本新政府在策略上將致力於推進同中、韓等亞洲國家的關係，爭取日本外交在對美關係與對亞洲關係上實現某種平衡。因為這既有助於為安倍新政府樹立起外交聲望，也是安倍政府想要將日本打造成“世界級大國”所必須的。[48]一定程度上，亞洲外交將成為安倍政府的政策重點。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外交的這一重點是安倍新政府的“外交焦點”。安倍政府將仍然堅持日本外交中的“美國焦點”，進一步增強日美安保同盟、協調東京一華盛頓在區域與全球問題上的基本政策，以及密切日美磋商與對話管道。在對美政策上，安倍肯定繼承“小泉路線”。日美關係將繼續強化，中日關係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善的可能不大。
然而，未來中日關係是否能夠繼續保持“競爭中合作”的態勢，目前還難以斷定。從消極的觀點來看，日本在以下三種關係模式之間搖擺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第一，安倍的外交理念雖然比小泉首相要靈活和務實，但日本政治人物普遍認為中國缺乏“價值高度”或者“道義說服力”來讓日本有意願接受中國在曆史和其他問題上的要求。[49]這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上日本對中國的“歧視”，更是近代以來日本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長期存在的“心理優勢”和“驕傲感”。甚至在某些日本人心中，始終隱藏著自日本“脫亞入歐”以來就從來沒有真正改變過的對亞洲其他國家和社會的“蔑視”。[50]日本對華政策的國內政治基礎依然脆弱。
第二，日本政府的外交理念是否能尊重中國政治體製的現實還難以預料。雖然日本在表麵上沒有對中國發動意識形態攻勢，但安倍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意識形態色彩空前強烈。在2006年出版的《致我美麗的祖國》一書中，安倍首相強調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同亞洲民主國家的關係，並強調推動民主國家的聯合，是日本外交未來的方向。[51]安倍外交政策中堅定的國家主義信念和他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背景，本身就很可能導致日中在外交妥協方麵更加困難。這將是中國未來對日政策的一個新視點和新問題。即便想要與日本有曆史問題爭議的國家妥協，日本的重點也會像1998年那樣放在韓國而不是中國的身上。對於日本的右翼來說，“日韓關係”而不是“日中關係”可以成為“東亞政治的新核心”。[52]安倍在2006年10月9日訪韓時特別強調日韓擁有“共同的民主價值”。
第三，日本國內的政治走向是否會讓政府重新“操弄”中國議題，還難以斷言。小泉時代的日本對華外交已經證明，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日本政府甚至需要日中關係處於“對抗狀態”，以便通過訴諸日本國民上升的民族主義情感來增強政治人物的“人氣”，聚斂修憲所需要的國內凝聚力，培植日本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安倍首相上台後，一方麵和中國積極恢複首腦外交，另一方麵，將防衛廳升格到防衛省，通過新的日本教育法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堅持在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加進“人質”綁架問題，並強調要大力推動修憲進程，反映了日本政府積極利用“外部因素”以促使國內和平體製徹底轉型的既定方針。
從積極的角度來說，中日關係建立“競爭中合作”的關係模式仍可以期待。其一，我們應該相信日本民眾的判斷力和愛好和平的意願與決心。2006年11月28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的輿論調查顯示，有35%的日本受訪者認為日本最需要加強關係的國家是中國，該數字超過了選擇美國的33%。[53]日本民眾要求改善中日關係的心理在安倍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就顯現了出來，也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後迅速訪問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曆史問題分歧短期內難以縮小，但並非不可以跨越。中日關係難以實質性改善的症結是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但從深層的原因來看，靖國神社之所以能夠成為難以突破的“瓶頸”，是兩國關係已經出現了“複雜性”加劇的結果。具有主導性作用的“權力要素”在引發兩國間的“認同危機”的同時，又強化了日本以中國為“長期威脅”的戰略選擇，從而使得日本政府全麵對華強硬政策幾乎難以改變。靖國神社問題在中日關係中說到底隻是象征性的。日本首相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是不可接受的，但中日關係的穩定可以促使日本在解決靖國神社爭議上拿出方案來。其三，中日之間有充分理由建立長期的旨在穩定兩國交往的“戰略互惠關係”。隨著2006年10月和11月的兩次中日首腦會晤的舉行，兩國關係開始出現了小步伐的升溫勢頭。2007年4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日本，安倍首相有望在2007年秋季再度訪問中國。中日兩國頻繁的高峰會談有助於兩國關係的穩定與改善。安倍在國內政治沒有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對中國采取以首腦互訪為標誌的“二次關係正常化”的對策，但繼續在防務和戰略領域與美國強化關係，共同實行“防範”（hedging against）中國的政策。
然而，對中日關係的未來保持樂觀為時尚早。由於兩國是東亞鄰國，又存在著至今無法化解的“曆史情結”，兩國間在戰略層麵上的“不信任”更難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甚至比中美關係更加明顯。兩國又處在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型期，中國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爭取成為“普通國家”。經濟崛起的中國與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間“不信任”與“安全困境”的消極影響在持續發酵。可以預見的是，安倍政府在外交上將更加活躍，在防務政策上將更加咄咄逼人。日本積極的外交與防務角色，正在日益深刻地成為美國主導的區域乃至全球霸權體係的重要支柱。[54]在美日聯合導彈防禦計劃研製的同時，日本已經開始著手發展長程導彈研製計劃，日美正在改建過程中的下地島民用機場轉向軍事機場，日本發展自己的軍事偵察衛星係統以便建立起戰略性偵察和預警能力，並為自己的長程導彈能力設立全球目標定位係統，日本的充足的核武器製造和發展能力以及在美日安保同盟中建設日本海上和空中自衛隊的遠程運送能力。不遠的將來，美日將會製定針對台灣海峽危機的聯合軍事行動計劃。[55]
如何妥善處理中日兩國轉型時期較為特殊的“對撞”，並克服來自日本持續的戰略壓力，是21世紀中國實行和平與合作政策的重大考驗。
結 論
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區域層次上持續的權力變更正在將地區安全推向新的轉型時代。日本在國際事務中作為“政治大國”的崛起，不僅是促成東亞權力再分配的重要因素，也是中日關係持續緊張最重要的原因。東亞目前的現實是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正在同時發生。如果這兩種崛起進程發生碰撞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是猜疑、敵意和民族主義情緒的膨脹與上升似乎也是“正常”的。中日關係是當代國際關係中最複雜的大國關係。日本的戰略選擇，是這些複雜性深化的最重要的變量，也是解釋日本為什麼在亞洲各國中獨自采取包括“軟遏止”等各種措施在內的防範中國政策的主要原因。隨著“中國崛起”，兩國間的認同對立是當前中日關係改善的巨大障礙。中日兩國國民情感的漸行漸遠不僅是兩國關係惡化的產物，更是兩國關係一路下滑的原因。由於日本對華政策的強硬立場更多地來自於其自身“大國化”進程中的戰略選擇，來自於日本國內政治變遷的現實需要，因而是長期性的。期待這種強硬立場隨著政權變更而出現“軟化”，更是不現實的。日本“大國化”的戰略選擇需要以強勢應對“中國威脅”為國內政治動員力量，而旨在克服“中國威脅”的戰略選擇又可以通過加速向“普通國家”的轉型增強和形成對付“中國威脅”的能力。問題是，中國和日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管理這種“碰撞”。今後的中日“碰撞”是否將導致兩國持續追求“軍事崛起”，並通過軍備競賽來應對各自所麵臨的“安全困境”，現在還很難預料。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東亞新的權力分配的結果是大國紛紛追求以軍事力量為代表的“政治崛起”，東亞地區安全甚至將麵臨新的分裂。因此，在中日兩國都處於崛起過程中的政策轉型時期，如何能夠有效地防止不信任的深化和彼此戰略衝突的擴大，避免東亞出現新的軍事對抗和大國敵對，是目前擺在中日兩國以及東亞所有國家麵前的重大挑戰。中日關係不穩定，東亞不可能穩定。化解這一挑戰最重要的途徑之一，是要實現中日關係的曆史性和解，並形成相互可以兼容的戰略關係的未來。由於美國因素的存在，中日關係應該可以“在競爭中合作”，避免代價巨大的“在衝突中合作”。
注 釋
[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79， Ch。 6.
[2] Stephen W。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and Passed Buck：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pp。 137-168；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p。 171-201；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95， pp。 122-16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p。 90-121； Thomas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ances in Europe： 1860-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1， 1997， pp。 65-98；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p。 177-198.
[4] Aaron L。 D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1993/94， pp。 5-33；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94， pp。 34-77；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1994， pp。 149-168.
[5] Ming Wan， Sino-Japan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Quansheng Zhao， Japanese Policy Making： The Politics behind Politics-Informal Mechanis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有關中日兩國安全互動中“複雜性”的分析，請參見Aaron L。 D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Thomas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1999， pp。 5-38；Reinhard Drifte，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Ming Wan， Sino-Japan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7] 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在這裏所使用的“認同”並非是指建構主義中的“認同”，而是使用政治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中的“認同”概念，它是指與物質主義要素有關，但在相當程度上獨立於物質主義要素之外的知覺（perception）、認知（cognition）和觀念（idea），是國家關係中在心理感受/反應層麵的因素。請參見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