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義上來說，台灣問題雖然是東亞安全問題的一部分，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它和一般的地區安全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其一，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一原則不可動搖，這是全體中國人民的願望和必然趨勢；實現統一已成為台灣問題的徹底解決方式，這是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其二，台灣問題解決過程中的任何國際化做法都是與現實相違背的。當柬埔寨或朝鮮半島問題出現國際力量的卷入以求推動更好地解決時，一個基本前提是柬埔寨和朝鮮半島問題的獨立解決存在著相當大的困難，這才訴諸於國際力量的幫助。並且，這樣的國際力量的介入也是得到本民族各派力量同意的，但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政府認為有能力、有決心解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問題。任何台灣問題的解決都必須在兩岸中國人之間進行，並在所有中國人的範圍內完成。其三，台灣問題的解決和東亞區域內的安全對話或安全安排並無直接和必然的聯係。中國政府並不反對和一切對中華民族的統一具有善意的國家就台灣問題交流看法和意見，但具體上中國采用什麼統一方式，應完全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這一立場也得到了幾乎所有國家的認同，台灣問題的解決應由兩岸中國人自行決定。多邊安全對話的目的是促成政府之間就安全問題做出更具有建設性的安排。況且，就東亞區域安全對話是主權國家之間的事來說，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很難有足夠的資格介入東亞政府間的安全對話進程。
由此可見，東亞多邊安全對話不應也不可能包括台灣問題，台灣對東亞多邊安全合作進程的訴求如果以維持兩岸分裂分治為目的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國政府對於積極推動東亞區域安全對話的立場與台灣方麵對建立東亞多邊安全的立場存在著本質的差別。中國政府也不會為了推進多邊安全對話和建設更為穩定與繁榮的東亞而犧牲長期堅持的對台政策。一個積極、有效的東亞安全多邊進程應該，也完全有必要接受和理解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主張，推動兩岸關係向統一的道路上發展，這也是真正促成東亞長期穩定的必要因素。
注 釋
[1] Richard Betts， \"Wealth， Power， and Conflict： 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3 (1994)； Robert Salap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s\"，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1991/92)， pp。 26. 36.
[2] 許多西方有關東亞安全的論述都把中國的大國崛起視為區域安全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筆者並不這麼認為，因為中國因素事實上更多的是同東亞大國的交往方式和交往關係的性質緊緊聯係在一起的，中國因改革開放而出現的實力的增強本身不可能必然導致安全關係不確定性的增長。傳統現實主義理論把實力的簡單增長視作區域國際秩序變更的必然起因的觀點被證明已經過時了。實力不斷增長的中國同樣可以是國際關係中建設性的合作力量。有關這一方麵的理論，請參見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 986；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National Force，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Karl W。 Deutsch and David J。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James N。 Rosenau， e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p。 304， 314， 315-324.
[4]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A Multipolar Peace？ Great-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4， pp。 46. 53.
[5] 基辛格的發言。The Washington Post， 1996-03-31.
[6] Robert-Kegley，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171
[7] 冷戰結束以來，東亞的軍備建設一直是東亞安全研究的突出問題之一。20世紀90年代初，東亞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進口地區，所購置的武器幾乎占全球武器市場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雖然普遍認為東亞的軍備建設往往出於各國“合法的軍事現代化計劃”，而且東亞快速的經濟成長也使軍費隨同GNP的同步增長，有了更多的錢可用於武器采購，軍備建設並非以明確的敵意為前提。然而，區域的軍備增長若不能以良好的政治關係為保障，很容易導致敵意性的軍備競賽。均勢戰略本身並不以政治合作為充分條件，因此單純的地區均勢很容易觸發軍備競賽，加劇地區安全的困境。有關這方麵的理論，請參見M。 Wathce， \"Arms Races and Escalation： Some New Evidence\"， in J。 D。 Singer (ed。)， Explaining War：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Beverly Hills：Sage，1979.
[8]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1996)， p。 771.
[9] Gerald Segal， \"How Insecure is Pacific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No。 2 (1997)， p。 246.
[10]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在美日公布中期防衛合作指針後的發言。《人民日報》，1997-09-23.
[11] Harry Harding， \"Prospects for Cooperative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3(1994)， pp。 32-33.
[12] 參見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係》，《問題與研究》，第35卷，18頁，1996(12）。
[13]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辦公室：《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人民日報》，1993-09-01.
[14] 見\"East Asia after the Taiwan Crisis\"， Strategic Comments， April 1996；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1 March 1996， p。 16.
[15] 許多東亞研究已經證明，隻是依靠經濟的相互依存，並不能構成國與國之間安全的重大保障，經濟依存發展的過程甚至本身也是一個動蕩和衝突的過程。經濟的有效互動仍會受製於政治因素的影響。目前台灣當局的“戒急用忍”政策和1996年3月的台海危機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參見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1994)； James Richardson， \"Asia。 Pacific： The Case for Geo。 Political Optim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38 (1994—1995)； Jim Rohwer， Asia Rising， London： Simon Schuster， 1995.
[16] 王家英博士和孫同文博士近年來在兩岸國族認同方麵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開創性，他們的研究結論對於從文化和曆史聯係的角度分析兩岸統一的社會文化基礎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參見孫同文：《台灣國族認同和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王家英：《從殖民統治到分裂國家：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和發展》，載王家英，孫同文，廖光生編：《兩岸四地的互動整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5.
[17]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3.
[18]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Beyond the Nation——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 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93-04-02.
[20] 薛君度，陸忠偉編：《麵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周邊形勢》，98頁，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
[21] 《人民日報》，1995-03-02，1995-05-18.
[22] Gerald Segal， \"China Changes Shape： Reg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delphi， No。 287(1994)， pp。 3. 64.
[23] 王飛淩：《冷戰以後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簡析》，《中國社會科學》（香港版），11頁，1995 (10）。
[24] Muthiah Alagappa， \"Regionalism and Security： A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in Andrew Mark and John Ravenhill(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p。 152-197.
[25] 有關東亞在專屬經濟區問題上的潛在衝突，請參見Mark J。 Valencia， \"Asia， the Law of the Se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No。 2(1997)， pp。 263. 82.
[26] 有關東亞各主要國家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不同的思考和相應采取的不同戰略，參見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7] Gerald Segal認為，political pluralism，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regional security和balance of power應相互補充，共同發揮其各自的功能，才能對東亞的地區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參見注9.
[28] Weixing Hu， \"The Taiwan Strait and Asian Pacific Security\"，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No。 2(1997)， p。 153.
[29] 參見《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
[30] Michael Mandelbaum， \"Westemizing Russia and Chin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7， p。 90.
[31] 參見江澤民1995年7月30日在中國建軍節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5-08-01.
[32] Weixing Hu，\"The Taiwan Strait and Asian Pacific Security\"， p。 181.
[33] Geramine Barme， \"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1995)， p。 256.
[34] 胡偉星：《冷戰後的亞太安全與台灣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香港版），27頁，1995(10）。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7》，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36]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33， No。 1(1991)， p。 12； Richard Bens， \"A US Strategy for the Asia。 Pacific\"， Adelphi， No。 299；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
[37] 《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
[38] 江澤民1997年9月12日在中共十五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人民日報》，1997-09-13.
[39] Malcolm Chalers， \"Openness and Security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Survival， Vol。 38， No。 3(1996)， p。 94.
[40] Douglas T。 Smart， \"Toward Concert in Asia\"， Asian Survey， Vol。 37， No。 3(1997)， pp。 229-343.
[41] Peter Van Ness，\"The Impasse i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38 (1997)， p。 142.
[42] 《中國時報》，1997-06-19.
[43] 由於中國的克製和要合作、不要對抗的對美政策以及美國方麵在克林頓第二任期開始的對華政策向“接納中國”而非遏製中國的接觸政策轉化，除了台灣問題外，中美之間在東亞根本性的利益分歧不多。雙方在東亞的安全和戰略競爭除了台灣問題之外不會再有太大的波瀾。參見Peggy F。 Meyer， \"Post Cold War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Trends and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ummer 1997， pp。 65. 90.
[44] Robert S。 Ross， East Asia in Transition， Armonk： M。 E。 Sharpe， 1993， p。 112.
[45] 江澤民1993年8月6日在北京就國內和國際局勢所發表的談話，《人民日報》，1993-08-07；1997年4月江澤民在訪問莫斯科期間再次表示，中國願意開展雙邊和多邊的安全對話，《人民日報》，1997-04-17.
[46] 《人民日報》，1997-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