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在APEC框架下已進入了實施階段，1997年11月APEC溫哥華非正式領導人會議在加強合作克服東亞金融危機、推動東亞經濟持續強勢發展等問題上取得了不少積極成果，盡管仍會有許多困難，但東亞區域合作是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必然選擇。經濟合作的進展也必然把安全合作提上東亞的區域議程。在吉隆坡舉行的首度東亞國家首腦會議把安全議題更廣泛和更深入地提升到東亞區域合作的對話中來。東亞區域安全合作如何跨越兩岸關係，事實上是所有東亞國家都十分關注的問題。沒有穩定、合作的兩岸關係，東亞安全大廈的建立將需要更為漫長的時間。東亞區域安全合作要跨越兩岸關係，首先需要台海兩岸理順兩岸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第三，穩定、合作的東亞地區安全，符合台灣海峽兩岸的共同利益。長期以來，東亞一直是中國安全利益的核心地區，維持東亞地區的安全、穩定與合作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之後，中國對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轉變，由戰爭與革命調整為和平與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謀求和平的外部環境成為中國外交的中心。90年代這項中心政策為適應冷戰的結束、對中國直接軍事威脅的消除和全球戰略格局的變化，進一步調整為“我們外交工作的重點是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努力建設和平環境”。[19]90年代中國外交的突出成就是大大改善了與東亞鄰國的地區關係，周邊安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勢，地區交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動力，並以建設性的姿態開始全麵介入東亞地區合作，經濟利益已經取代政治影響成為中國東亞地區外交的主要動機。其結果是，中國作為地區核心國家之一的地位得到確立，中國與東亞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的關係越來越突出。1993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是1958億美元，其中1395億美元是同亞太經合組織成員間的貿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1993年從亞太經合組織成員中實際吸收的直接投資近254.3億美元，占全年吸收外來投資總額的中國92.4%[20]，來自東亞的投資則占中國該年所吸收總投資的65%以上。大陸前十位的貿易夥伴中有五位來自東亞（依序為日本、中國香港、中國台灣、韓國和新加坡）。[21]特別是90年代中國大陸所實行的全方位開放政策，力求讓中國的各個省和地方政府也根據自身條件和地理位置，積極擴大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互動。在此政策之下，華南經濟圈、環渤海灣經濟圈、圖們江流域開發計劃和湄公河經濟區等次區域跨國經濟合作已成為中國活躍地方經濟的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和次區域的經濟合作的深入將使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東亞整體區域利益更為趨向一致，國家的安全和區域的安全的重合度日益提升。[22]維持一個對中國有利、穩定而和平的東亞現狀是90年代中國東亞安全政策的核心。[23]
東亞地區安全的穩定同樣也是台灣的核心利益所在。台灣建立亞太營運中心的發展構想沒有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台灣作為島嶼經濟的內在局限，使它對於海上安全有著特別的依賴，東亞區域的穩定和安全無疑是台灣生存與發展的基本依托。但台灣和大陸相比，對於地區安全的訴求有著根本的不同。台灣把中國大陸的武力威懾和統一政策視為幾乎唯一的直接威脅，把中國大陸的軍事和政治動向看作地區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從而在東亞安全問題上彼此的訴求存在著尖銳的差異。例如，大陸竭力反對台灣問題的國際化，認為任何國家插手兩岸事務，均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台灣則極力爭取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唯恐台灣問題不鬧大，將得不到國際聲援和國際支持，恨不得背後撐腰的國家越多越好。
總之，大陸方麵尋求兩岸關係應弱化對於地區安全的影響，而台灣方麵則謀求使兩岸關係成為東亞安全的結構性問題；大陸主張兩岸關係應同區域安全相分離，但台灣極力營造的正是這兩者之間的聯係。1997年9月，美日中期防衛指針公布後中國大陸與台灣憂喜不同的反應生動地體現了兩岸的上述差異。然而，這些差異如此尖銳對立存在，無論對於兩岸關係的進展還是對於東亞地區安全建設，都絕非幸事。其直接後果是促成東亞的地區安全形勢更加複雜化，也增加了東亞地區安全建設的難度，對於本應都受益於穩定的地區局勢的台灣和大陸來說，其實是一個“兩傷”的競局。
東亞地區安全的現狀與兩岸關係：從地區安全看兩岸關係
冷戰結束後美蘇兩極對抗的全球均勢瓦解了，世界新的安全格局正在向多極化轉化，但全球安全重建的重心已非傳統的力量均衡，而是以多邊主義為基礎的多邊安全安排，它突出表現在全球、區域和個體國家三個層次上需要同時進行安全建設。其中，以安全區域主義為代表的區域安全建設對於全球和平的意義越來越重要。[24]多極化的形成第一次為安全問題的區域解決創造了可能，也隻有形成大國間區域安全的合作機製，多極化才能真正成為世界穩定的基石，在多極化已經形成的東亞，地區安全建設尤為重要。一方麵，東亞和歐洲相比，向來缺乏整合區域和次區域安全的基本機製，從而相應地會引發傳統的地區領土、主權、專屬經濟區和民族統一等方麵的許多遺留問題。[25]另一方麵，東亞作為世界上大國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大國間由於曆史、製度和實力變化引發的安全糾葛，始終是有待解決的最有影響性的地區安全問題。目前，東亞所出現的多邊安全合作與權力均衡並存的過渡性安全架構，隻是多邊區域安全建設發育不充分的具體表現，無論是大國協調，還是多邊安全合作，無論是權力均衡，還是綜合安全，這些安全維護的手段在東亞同時存在，但它們彼此之間在不同的國家不僅有不同的側重，而且因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反應，甚至相互衝突。[26]
從地區安全來分析兩岸關係，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值得深思。
首先，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的過渡性特點對於兩岸關係具有不可忽視的製約作用，使兩岸的安全關係也相應呈現出了過渡性的基本特點。
由於東亞安全目前還缺乏明確的協調與合作，同時什麼樣的國際安全典則（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mes）適合用於構築東亞地區安全基礎的問題，直到今天還存在著不同的爭論[27]，這就給兩岸在相互關係中各自陳述和運用自己的安全主張提供了巨大的彈性空間，使得兩岸關係在彼此的安全形象（image of security）的認識上呈現巨大的分歧，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兩岸的對立。中國的武力威懾政策針對的正是台灣隻顧台灣利益、不顧中國利益的安全觀念。[28]
中國認為，台灣的“獨台”和“獨立”趨勢是對中國國家利益的重大威脅，台灣的“獨台”或“台獨”狀況不僅是兩岸的民族和國家的分裂問題，由台灣蔓延出的民族分離主義情緒如不能及時加以遏製將會導致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29]西方分析家們也承認，中國對於台灣的“獨立”將會帶動新疆、西藏、內蒙等中國邊疆地區的分裂主義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具有高度的警惕。[30]此外，中國堅持認為，在國際關係中依然存在著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時代，台灣依靠美國等國際勢力對抗統一的“挾洋以自重”的政策，無疑是一種不可容忍的民族背叛行為，這對於近代以來飽受西方列強侵略與欺辱之苦的中國來說，是最不能接受的事實。[31]再者，台灣在中國東海所處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特別是台灣海峽扼守整個中國南北海上交通咽喉，在中國的軍事安全考慮中占據不可替代的重要戰略價值。冷戰後中國不再麵臨直接的軍事威脅，保護經濟發展成為主要的安全利益，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安全的價值也明顯攀升了。[32]最後，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安全訴求與統一訴求一樣，體現了中國大陸複興的民族主義感情，這是中國當前加速改革開放、振興國家實力的思想動力和加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中國政府不能忍受“在台灣問題上被視為軟弱和無能”。[33]
台灣則把大陸視為最直接的威脅所在，台灣所感受到的來自大陸的威脅也是多樣化的，既有大陸統一政策的威脅，也有對台外交壓力的威脅，既有擔心經濟對大陸過分依賴有損於台灣安全的經濟威脅，又有出於“恐共”心理的製度威脅，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大陸軍事行動的威脅。為了抵消這些所謂的“威脅”，台灣除了“以戰止戰”的軍事對抗戰略外，近年來大打“三張牌”，即“民主牌”、“務實外交牌”和“經貿牌”，力求以自身的經濟實力和民主的成功重返國際社會，利用“務實外交”拓展國際空間。這三張牌同冷戰後東亞建設的安全爭論不能不說存在著較強的聯係。台灣的“南進”政策對於拉攏東南亞國家不能說全無成效，但尚不足以改變東盟所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
但是，東亞建設不能沒有台灣，更不能沒有中國大陸。台灣以維持“不統不獨”現狀為出發點的安全舉動如不能顧及兩岸緊張和對立的事實，不顧及兩岸安全的互動應以發展更多的共同點為方向的話，台灣活動越多，大陸可能在區域的範圍內說服台灣的難度越大，但中國在台灣因素上的顧慮可能就越大，東亞地區安全穩定與合作的進程可能越漫長。例如，島內的民主化確實提高了台灣在西方國家眼中的國際身價，但客觀上正是島內民主化進程同1995年以來兩岸關係的緊張密不可分曾經有過的事務性磋商渠道都不足以有效影響雙方尖銳對立的安全互動。
其次，東亞大國協調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會拖延兩岸關係的分裂狀況。
目前，兩岸關係的國際化已是一個客觀事實，雖然兩岸關係解決方式的國際化不可能出現，但兩岸關係影響範圍和作用後果的國際化卻無法忽視。它突出表現在亞太國家對台灣問題的注視程度提高了，“一旦台海危機再度爆發，其地區效應將會大大增強”。[34]
首先，東亞各國為了地區安全和穩定不希望看到區域內的主權和領土紛爭會出現武力衝突的前景。台灣問題雖然是中國的內政，但一旦動武，會使其他國家聯想到中國是否也會用武力解決與它們之間，如南中國海的領土紛爭，因而對中國的地區形象和地區政策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並波及到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其次，由於亞太國家與台灣和大陸的經濟聯係都很強，台灣危機會影響整個地區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合作。從東亞地區而言，隨著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經濟繁榮受相互依存的約束也就越高，任何衝突造成的代價就越大。目前，台灣是在東南亞各國中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投資方，中國大陸和東盟的雙邊貿易也從1990年的40億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04億美元，占中國大陸整個對外貿易總額的7%。[35]經濟利益的交錯重合是台灣危機讓整個東亞不能放心的重要因素。再者，“中國威脅論”這幾年在歐美日等國的興起，也常常以台灣問題為依據，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行為做出片麵的，甚至懷有敵意的判斷和估計，中國對於台灣的武力威脅政策被視為中國在東亞謀求軍事擴展和地區霸權的風向標。[36]
台灣問題的地區效應是台灣方麵巴不得的結果，但卻給中國大陸的地區安全政策帶來了一個明顯的困境：一方麵，大陸集中精力埋頭於經濟建設的基本路線需要不斷地減少國際糾葛，盡最大的可能增加國際合作，減少威脅對90年代的大陸來說也不是外交的主導目的，盡量擴大和利用包括合作在內的各種國際有利條件，才是大陸在維持穩定和安全前提下的主要著眼點。另一方麵，在台灣問題上堅持絕對主權的政策不容後撤，麵對島內“獨台”和“台獨”的趨勢又無法放棄武力威懾的主動手段，如此，又不可能一下子就平息有關中國未來軍事動向的懷疑，難免在國際形象上會遭遇挫折感，難以順暢地擴展有效的國際合作，並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經常處於麻煩中心的尷尬境地。但是，麵對這樣的政策困境，中方不會采取姑息台灣的“務實外交”或在對台政策上做出原則性調整的方式來換取一時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台灣問題對大陸來說，是“事關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關鍵問題”。[37]對於地區安全中的中國形象和角色問題，中國會通過雙邊和多邊外交進行對話、交流和溝通，以說明中國的政策和做法，並以誠意和靈活性爭取妥協和一致，因為中國政府堅信，“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區域穩定的堅定力量”。[38]例如，在平息南沙群島爭端上，中國和東盟就取得了雙方都較為滿意的結果，無論是東盟還是中國都重視雙邊政策的協調與合作，並看重中國在區域力量均衡中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39]但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盡管也會以更為策略性的舉動減少來自國外的非議，對於軍事行動更為謹慎，但中國不可能為了區域安全而降低對台灣問題的任何注意力。
台灣以一種訴諸地區安全的戰略對抗大陸的統一呼籲，雖然能在一定時間內因中方顧及區域效應而有所得，但從長期發展來看，台灣不可能有太大的收獲。就東亞地區安全而言，大國協調，或者大國間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機製，才是地區安全最大的利益所在，大國關係的惡化才是地區安全真正的風險。[40]因此，謀求大國關係的穩定從根本上來說比單一的、有限的台灣危機對地區安全更重要。雖然中國導彈試射的嚇阻政策在東亞的反應普遍消極，但美國出動航母同樣使東亞不安；美日加強安全合作旨在穩定東亞力量均勢會被一些東亞國家所接受，但如果美國想要遏製中國，幾乎沒有一個東亞國家會跟著走。美國反對中國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這是因為美國不想看到它在東亞的霸權角色受到挑戰，也不希望東亞在戰後一直依靠美國的軍事義務享有安全的格局被打破。美國在1996年3月的台海危機中出動航母，與其說是為了保衛台灣，不如說是為了保衛美國在東亞的“勢力信譽”[41]，維護美國在東亞安全中的利益和傳統存在。但麵對中國的崛起和同樣是經濟利益優先的新戰略，美國不會為了台灣而與中國走向新的衝突邊緣。1996年以來，中美關係開始緩慢走出低穀，提出致力於建設麵向21世紀的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1997年6月美國國務院官員公開指責台灣不聽美方勸阻繼續進行“漢光二號”軍事演習，要求台灣不要挑釁中共。《中國時報》曾經為此發表社論，力勸李登輝要檢討“務實外交”的衝動後果。[42]
第三，兩岸關係很難得出一種區域性的解決方法，其何去何從事實上正在考驗著東亞安全的未來走向。
目前，東亞地區安全建設以開展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為取向，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台灣問題。由於對中國崛起認識的消極層麵很難在短期內消除，台灣和大陸的關係事實上是美、中、日等國在東亞有著不同的安全和經濟利益訴求的焦點場所。美日認為台灣海峽維持現狀是其在東亞安全利益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美國，將會繼續充當海峽兩岸“平衡者”的角色。這意味著中美在東亞的安全利益將在相當時間內處於不和諧狀況。[43]盡管1997年10月日本已經向中國提議開展中美日三邊安全對話，中方基本上表示接受此項談判，對於推進東亞這三大國之間的安全協調有建設性作用。然而，台灣問題不解決，東亞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終將舉步維艱。[44]東亞多邊安全建設進程盡管台灣不可能加入，但遲早總要觸及台灣問題。在兩岸關係沒有根本性突破之前，中方不會接受任何有關台海爭端的區域性解決辦法。東亞的區域安全建設如何突破台灣問題，關鍵是在中國對台主權不容置疑的前提下中國的統一政策、大國在台灣難以明說的利益和區域的共同利益這三者之間找到平衡。就目前而言，東亞多邊安全對話隻能是培植互信，增加了解的管道性建設，很難達到整合地區安全的機製性建設。
但台灣卻把東亞多邊安全機製視為“護身符”。李登輝上台伊始就對東亞建立多邊安全機製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1991年和1994年，李登輝分別在不同的場合呼籲建立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國際安全機製。1997年4—5月，他再次宣揚隻有建立多邊安全機製，才是東亞安全的唯一出路。台灣官方和民間學術機構也不斷配合李登輝的上述觀點，積極進行半官方或民間層次上的對外活動，近年台灣設置了一係列諸如“東亞安全論壇”、“國際安全論壇”等半官方的組織，極力在國際場合進行遊說，企圖讓台灣進入東亞和亞太的多邊安全對話機製，在東亞和亞太的多邊安全合作進程中顯示台灣的聲音，使得區域安全關注和卷入台灣問題。李登輝甚至提出，台灣願意拿出相當一部分錢來設立亞太安全合作基金，資助推動和建立亞太多邊安全機製。台灣方麵近年來也不斷對美、日、東盟等國進行遊說，竭力鼓動這些國家或這些國家的民間學術團體和機構建立旨在針對中國大陸的多邊安全機製，並允許台灣以“獨立國家”的身份進入其中。
中國政府也願意在推動整個東亞和亞太區域和平與發展的前提下，本著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則，就東亞的安全問題進行多層次、多渠道和多形式的對話和磋商。[45]中國參加了ARF框架下所有第一和第二軌道的多邊安全對話活動，並在1997年3月在北京主辦了東盟地區論壇信心建立小組會議。20世紀90年代的前期，中國在多邊安全機製的問題上曾有過猶豫，擔心多邊主義會影響中國在南沙群島爭執等問題上的國家利益。但隨著中國介入區域合作進程的不斷深入，中國目前已開始積極推動地區多邊對話和多邊安全合作，並認為這是解決地區安全糾紛的重要方法。中國前外長錢其琛在1997年7月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針對美日加強安全合作曾提出，解決區域安全問題，不能靠軍事結盟，隻能靠對話與合作。[46]但中國堅持多邊安全一定要在普遍的多邊安全對話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得以實現，任何多邊的安全對話或旨在機製化的安全安排都不能有損於中國的主權利益、領土完整和民族感情。